【大纪元1月31日讯】到达地铁八宝山站的时候，是清晨7点45分，时间尚早，乘客不多。两侧的月台上，有几个人往来逡巡，有穿制服的警察，有的一看便知是便衣。出站看了看，五六级的西北风劲吹，冷得钻心。地铁站旁边和后面的便道上，停满了警车。玉泉路从东往西方向，车流如织，从西往东方向，被交通管制，除公共汽车以外的其他车辆均需绕行。
正在等朋友的当儿，迎面走来了小说家北村和两位女性。握手寒暄之后，才知道他虽然老早就登记、申请，但因其名字上了另外一个名单，被“治丧委员会”从参加告别仪式的名单中拿掉，所以没有入场券，不得其门而入。8点35分，朋友们会齐，一起步行前往。在路上，又碰到不止三位朋友，大都因为没有拿到入场卷而在路边等候、观望。
沿着由警察和警车组成的“胡同”往前走，不一会就到了西门（告别仪式的入口）。像其他准备入场的人一样，我手里拿着被用作入场券的、由“赵紫阳同志治丧工作小组”正式印刷的“讣告”，排队等候“验票”。好容易轮到我，把讣告递给警察。警察上下看了看我，“哪单位的？”“外企雇员”，我答道。“有身份证明吗？”我怔了一下，大脑迅速启动，为什么别人不问，单问我？难道有什么“问题”……短短的几秒钟，把最近半年来发表过的文章急速地在脑海中过了一遍，确认“无虞”，我拿出身份证。警察接过身份证，又给旁边的另一个警察看了看，放我进去了。后来我才明白，虽然前一天晚上，大家相约“正装”出席紫阳告别仪式，但也许是星期六，加上天气太冷的缘故，真正“践约”的并没有几个人。只有笔者，西装革履，系着暗色的领带，头发又特长，大约被当成了日本或海外华文媒体的记者，遭到了挡驾。
八宝山有好几个遗体告别厅，此次告别紫阳的“第一告别厅”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厅，甚至有一点局促。人们在警察和“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在告别厅的门外排起了长队。两个入口均有警察把守，出去一拨放一拨，走得很慢，队伍拉得特长。站队的时候，不断有人互相打招呼。我看见吴思、卢跃刚、王光泽等朋友在队伍中，万盛书园的老板刘苏里和女友，拿着花篮和挽联也站在队伍中。我和俊秀对苏里说，自己带来的鲜花不可能让带进去，苏里执拗地说，试一试吧。这时，人群中有闪光灯闪了一下，旁边的便衣马上警告说，不许拍照。苏里的女友说，如果你们家里的人死了，也不许吗？便衣说，“这是上面的规定。”苏里说，既然是上面的规定，“那就请你睁一只眼闭一支眼吧，别忒较真了。”
终于排到了告别厅的门口。门楣上方挂一条黑色的横幅，但没写任何文字，左右两侧各悬挂一朵用黄布扎成的菊花。在大门右侧，一群便衣的后面，一个女人在操纵一架摄像机，把所有进门的人一一摄入镜头。我想，她大约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人，不像是记者。因为，国内外几乎所有记者、媒体人，大都被挡西门外，一切与采访、报导有关的拍摄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被要求5个人站成一排，一起进入告别厅。紫阳躺在那里，头朝北，鬓发如雪。在哀乐声中，我们向他三鞠躬，作最后的诀别。抬起头，看见前面墙上悬挂着“沉痛悼念赵紫阳同志”的横幅，没有通常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追悼会上常见的“永垂不朽”的字样，下面是在富强胡同6号的灵堂中见过的那张身穿浅蓝色恤衬的遗像。他微笑着，透出一介布衣、身在江湖的“在野”气质，与遗体上覆盖的镰刀斧头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身穿藏蓝色孝服的家属在出口处站成一排，与前来告别的人一一握手、致谢。大军、二军、女儿、长媳等大多数亲属，本来已经在20日前往富强胡同6号吊唁的时候见过一面。第二次握手，让我再次体会到这个家族成员的谦恭、亲和而又不失知性、自尊的高贵气质。在门口，我们每个人得到了一张落款为“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六号”的、圣诞卡尺寸的素白信封，里面是一张对折的紫阳遗像，上面印有烫银的主人的手书签字。打开来看，在富强胡同6号小院外景的水印上，印有两行字：谢谢大家──梁伯琪携全体子女及孙辈。
在告别时，大约受到警云密布的恐怖氛围的刺激，人多少有些麻木。出了告别厅，被外面的冷风一吹，不觉打了个冷战，但感觉好像也随之复活了似的。看到周围密布的警察、便衣及各种挂着胸牌的可疑的“工作人员”，突然悲从中来，痛感16年来中国的政治没有进步，蹉跎了最好的时机，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我们仍旧生活在警察国家，自由、民主依然遥遥无期，吾辈悲夫……竟再也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失声痛泣。
在我后面出来的俊秀也哭了。我们俩站在对面的墙根底下，一任眼泪流淌。后面一位女士从告别室出来，我把相机地给她，请她帮我们拍一张流泪的照片。在她刚要按下快门的时候，一位身材高大的便衣挡在镜头前，“这里不让照相”。“可背景是墙呀，是什么地方根本看不出来的”，女士替我们争辩道。 “不要跟他说什么”，我拿过相机，对女士说。我想以无言表示愤怒，但其实，此时的无言就是无言，除了说明我们的弱势和他的牛逼以外什么都不是。后来，在整理照片时，我发现，其实那位女士已经按下了快门，但没有我们，只有从右上方呈45度角伸进的一个拧着眉毛的狰狞面孔。我虽有洁癖，有点“硌应”，但我终于没有从内存中删掉，而是把这张另类的图片存了下来。
从西门进来的人，告别之后，必须从东门出去，里面的人与拥挤在西门外的人群全然无法交流，一切被安排得井然有序。我们一行人出了东门，风变弱，气温开始回升，天也蓝了许多。东门外的停车场上，说不清有多少辆警车。有一辆墨绿色的、有连体大公共那么大的巨型“巴士”停在那里，从前面的标志能看出那是一辆“奔驰”，车身上分别用中英文写着“警察”、“Police”的字样，车体上开有一些圆孔，车窗一开一合，不时有制服警官上上下下。笔者孤陋寡闻，从来没见过如此庞然大物的警车。薛野告诉我，那是从国外进口的防暴车。我张大了嘴，好奇地从远处张望。
以防暴车为背景，一行人合影留念，是1月29日在八宝山的最后的节目。一位朋友带了家属来，孩子那天真童稚的笑容仿佛点缀、冲淡着一排大人满脸的肃穆和背景中墨绿色防暴车的恐怖。
离开八宝山，在紫竹院附近的川菜馆聚餐的时候，接到了关于新华社通稿内容的速报。“……犯了严重的错误”云云告诉我们，赵家在对赵紫阳评价问题上与当局达成的最终“协调结果”是一种多么无奈的状况。虽然事前并没有抱任何过高的期望，但在那一瞬，我还是感到了齿冷，想起了一个词：鞭尸。
(刘柠为北京独立撰稿人)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