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8日讯】(大纪元记者舒耘费城报导)近日来，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海外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自去年12月3日“退出共产党”网站开通以来，到1月5日，已有2740人公开发表退党(团)声明。“九评”和“退党”已经成为海外华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生长在中国大陆、经历了数十年“党生活”的中国人，现在为什么纷纷加入“退党”大潮，各中的滋味和缘由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记者采访了最近在退党网站上发表声明、居住在大费城地区的新移民黄姓夫妇。
今年63岁的黄先生和61岁的黄太太祖籍广东揭阳，两人的“党龄”加起来也快有60多年了。他们前半辈子生活在中国大陆，2001年来美，和女儿及活泼可爱的小孙女住在一起，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采访过程中，黄先生伉俪分享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亲身经历。
往事并不如烟
黄先生回忆了他10岁时在“土地改革”中的经历。 1950年中共搞“土地改革”，即“土改”。黄先生说，当时南下来的部队，派人到每个村子成立“土改队”，发动群众搞土改。“当时我们村来了两个人，一个姓郑，一个姓王，从东北来的。他们来了后， 就开始评阶级，把村里的人分成不同的阶级，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地主等。我们村有70多户300多人，根据当时的指标，每个村要评出百分之五的地主，评出地主后，就开始斗地主，因为当时土改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就这样，村里被评成地主的，抄家的抄家，没收财产的没收财产，把他们把扫地出门，集中起来，赶到猪牛住的破烂房住着，羞辱他们，叫民兵和儿童团看着他们不要跑掉。
“看到民兵把地主绑在‘老虎凳’上喂大粪；用绳子把他们的手指头吊起来,把身体吊在半空，然后用皮带抽打, 打得身体在空中荡悠，叫‘飞机吊’…然后是公审大会，法庭来人，宣布地主罪行，问下面的人‘该不该打？该不该杀？’，下面说‘该！’，就当场宣布枪毙。记得有一次看到五个地主被同时枪毙，有一个没被打死，身子跳了起来，一个民兵马上对着那人的脑袋补了一枪。还有被‘棍毙’的，就是活活用乱棍打死。”
据黄先生回忆，当时斗地主死亡最多除了湖南稻县，就是广东五华了。黄先生亲眼所见当时广东的梅江桥下，顺水漂下来成群的被打死的地主的尸体，没人收尸。这些浮尸就这样漂进南海，惨不忍睹。
黄先生说，大纪元《九评共产党》中提到的共产党的暴政和杀人历史句句是实。在“户户冒烟，村村见红”的“土改”政策下，大约有200多万地主乡绅在这次运动中遭到屠杀。
孩提时代的愧疚
黄先生回忆“土改运动”时说，“当时我才10来岁，上小学二年级，什么也不懂。那时的小孩子们都被编入‘儿童团’，开批斗大会的时候，民兵把‘儿童团’赶到最前面站着，让我们跟着喊口号，什么‘打倒地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土改队’叫‘儿童团’的小孩子们去找马蜂窝，叫我们把马蜂窝放到地主身上、塞到‘地主婆’的胸襟里面。找不到马蜂窝，就找蚂蚁窝代替，那个蚂蚁都是两三厘米长，一窝一窝的，咬起人来又痒又疼、浑身起泡。”
当时十来岁的小孩子如今已是饱经沧桑，膝下有孙的老人了。黄先生在说起自己在年幼
无知的时被中共教唆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时，依然稀嘘不己。“孩子就像一张白纸。画上去什么就是什么。记得中共建政前（也就是‘解放’前）的国民党时期，我上的学堂的墙上就写着‘礼义廉耻，敬业乐群’等字样，对小孩的教育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童蒙养正，教小孩洒扫应对，奉事师长，友爱别人，修养德性。几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的文明都是这样，只有到了中共就变了样，从小就给人灌输仇恨、暴力和屠杀，叫人做坏事，逼人做坏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把小孩子和青少年推到暴力斗争的最前面，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这种恶习一直延续到今天。”
黄先生举例说，今年夏天看到一条新闻报导说，当今中共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有一个世界瞩目的工作成果：一位南京的中学生到英国剑桥参加暑期英文学习班，在繁华市中心看见一条法轮功的横幅，跳上去就撕，令英国民众瞠目结舌。当被问及原因时，这少年说：“老师说法轮功是犯法的”。英国民众不知道中共在学校推行“百万签名”，教唆学生声援迫害法轮功的暴力运动。
黄先生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华民族要有未来，如何能让中共继续遗祸子孙呢？黄先生很庆幸自己能够和家人在美国自由和平的环境下生活。他说，初来大费城时，在路边、公园看到松鼠、鸽子、野兔感到很惊奇，感叹这里的动物都生活得自由自在，和人们和平相处，互相礼让，无需担心在“打打斗斗的党文化”中求得生存。
小阁楼里的祈祷
黄太太1943年出生在广东揭阳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父亲经营一个做火柴的作坊，雇了几十个工人。原本是一个本分的养家糊口的小生意，然而在五十年代“三反五反”清算资本家的时候，黄太太的父亲被扣上了“剥削工人”的帽子，被打成了“资本家”，从此全家陷入灾难。
黄太太回忆说，“那时我才七、八岁，刚上小学，家里还有姐弟四个。每天晚上天一黑，一批工作队的人就冲进家门，批斗我父亲。妈妈把我们几个小孩偷偷带进小阁楼藏起来，不敢出声，整个晚上都听见楼下批斗爸爸的声音。妈妈带着我们在楼上不停的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经，一直念到那些人离开，才敢从楼上下来，看到爸爸神情呆滞的坐在那里… 每天都这样提心吊胆过日子。爸爸的精神都崩溃了，如果不是上有爷爷奶奶、母亲还有我们几个小孩，也许他早就不想活下去了。
“在‘五反’运动中，父亲经营的养家糊口的小生意被共产党指控为‘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为了支付共产党开的罚款， 父亲倾家荡产，连嫂子带过来的嫁妆首饰都变卖了。”
爱的代价
黄太太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付出过很大的代价。“1960年初中毕业后，我就进了四十一军护校当护士。因为父母的身份问题，当时的那些‘入团、入党、提干、送军医大培训’的好待遇都没有我的份。单位领导要求我和父母断绝关系、和家里划清界限。因为从小吃了很多苦，我实在无法做到在苦难中抛弃养育我成人的父母。所以我就把每月的津贴省下来，买些日用品偷偷寄给父母，尽一尽人子的心意。
“1970年，我和母亲有一次外出，站在一块山石上照相，因为我站不稳，就顺势搂着妈妈的脖子，两人就照了一张母女合影。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这张相片被别人看见， 就被揭发了，说我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和军章、竟然和‘资本家的老婆’搂搂抱抱… 组织上要求我写检讨并撕毁这张相片…因为母亲是‘资本家的老婆’，所以我女儿出生后， 都不能让母亲来帮助照看并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说到此处，黄太太不禁潸然泪下。
因为黄太太是“资本家的女儿”，所以在和黄先生谈恋爱时也遇到了麻烦。黄先生当时所在的司令部党支部多次找黄先生谈话。因为黄先生的“出身好”，所以当时有一份很好的在保密室的工作。后来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后，黄先生就不能在保密室工作了，被调到机关当参谋；两人结婚后，黄先生再降一级，被调到医院做最差的工作：搞后勤，失去了所有调级、转业的机会。
黄太太说，“我们的经历对很多从大陆来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中国大陆的很多家庭都被共产党伤害过，很多人像我一样都曾为自己的家庭付出了痛苦的代价。在那个疯狂年代，亲情被抹杀，人性被扭曲，‘阶级斗争’和‘共产党邪灵’渗透到每一个家庭。”
黄太太鼓励自己的孩子和下一代能够重新找回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和人伦道德：“家庭和人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安身立命的基础，只有到了共产党这儿才被破坏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中国古训很有道理。比‘稳定压倒一切’更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明天会更好
提起目前在华人社会中出现的“退党”热潮时，黄先生说，自己从1960年入党，一直到1988年起，就没有再交过党费，也没有过过什么“党组织生活”，所以应该算自动退党了。“退了党，做个堂堂的中国人。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没有共产党，生命会更好，明天会更好！”黄太太说，发表退党声明后，心里感到很释然。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和下一代、以及所有的中国人和家庭能够生活在一个不需要为爱付出惨重代价的社会，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一个没有共产党独裁专制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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