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4日讯】编者按：本文对广东太石村事件作出清晰地描述，并剖析其深刻的社会涵意，指出一场人民自发的反腐斗争将导致民主和专制的搏奕，而知识份子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太石村村民罢免村主任事件，自七月至今，不仅引起中国法律界、学者和维权人士的有力声援，也吸引外国传媒冒险采访和美、法政府的关注。一个小小中国村庄里发生的事，居然受到国际重视，其意义很不寻常。
实际上，太石村事件就是中国当前两大关键性问题：反腐和民主的缩影。它是一埸人民自发的反腐斗争，进而直接卷入民主和专制的搏奕。虽然村民在这场搏奕中敌不过政府的警力镇压、恫吓和暴徒殴打而失败，但整个事件正暴露出中国官场上下沆瀣的丑态，更可窥视到中共政权在胡锦涛治下对民间地火的恐惧，已达到牵一发而全身震颤的程度。
一场理性抗争的典型
太石村在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原是一个县级市，地位本来比县高一级，后来和增城、从化等一起归并到广州市，成为广州市属下的一个区，像越秀区、天河区等一样。太石村人口只有二千零七十五人，土地三千多亩，其中二千多亩己租出去，村民不满村领导官商勾结、在出租土地中中饱私囊，又弄得村财政负债千多万元，因而要求罢免村主任陈进生。此举遭到镇政府打压，镇政府更凭警力冲入村民围守的村委财务会计室抢走财务记录，因而激起村民更大愤怒，在区政府民政局门前举行集体绝食。区政府一方面逮捕运动带头人冯秋盛等，另一方面假惺惺地答允接受罢免动议，推荐其马仔为选举委员会委员，企图操控局面，结果村民在投票中使官方提名的候选人全部落选，选出七名全是群众提名的委员。官方尴尬之余，施出卑鄙手段，一边威逼当选者自动退出当选，由钦定的人递补，另一边大事逮捕运动骨干分子，要胁村民凡放弃罢免动议者二十一人可换取释放一人，有村民信以为真，签名自动放弃罢免，事后方知受骗。但因放弃者过多，使得坚持者不够法定人数，罢免终告失败。仍在狱中的十多名村民代表将会面临刑事起诉。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官方多次动用大批武警打压村民，伤人不少，但村民始终循着依法、理性和和平的抗争道路奋斗，深受法律界、学者和维权人士赞许，多方加以支援。法律界支援的有广州律师郭艳、唐荆陵，和北京组成志愿法律顾问团的律师高智晟、张星水、滕彪、李和平、李志永等。维权学者最热心的是郭飞雄，他一方面给村民提供法律帮助，另方面在网络上不断向境内外报导事件讯息，呼吁各方支援，因而大受折磨，被捕后在狱中绝食绝水，其姊上书温家宝恳求解救，没有效果，至今仍在狱中。另一位热心者是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他常常从湖北赶到太石村支援，在九月十六日村民投票产生选举委员会的现场曾一度被捕；十月八日，他陪同英国卫报驻华记者本杰明前往采访，更被村治安人员和他们所纠集的歹徒围殴至昏厥，在不省人事中被送回枝江。学者中另有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热心协助，她更上书温家宝呼吁制止地方当局暴行；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为郭飞雄的安全也给番禺区长骆蔚峰写公开信。参加法律顾问团者除律师外，还有许多学者如俞梅荪、张祖桦、王怡、赵昕、杜导斌、秦兵、陈永苗、余樟法、昝爱宗、孙建国等廿多人。
指使歹徒镇压的流氓新手法
番禺当局在打压村民运动中除了动用警力之外，更下作的是雇用地方歹徒，以不明身份的姿态袭击外来传媒和维权人士，使村民与外界绝对隔离，得不到任何外援。这种下三滥手段，就是中共统治在农村里的黑社会化，它是胡锦涛时代一个凸出的特点。胡锦涛在公开场合大言炎炎，不时唱起立宪治国、依法行政、司法为民的调子，实际上经常使用非法手段钳制舆论、封杀网络；所有中宣部、新闻局、电管局下令禁止舆论的时候，大多不留文字，只凭电话口头隐身发号施令，因为他们心怯，自知所有禁令大多没有法理依据，是违宪违法的。有人给这种情况取个名称叫做“非法命令”、“越权执行”。认真讲起来，破坏法治的真正罪魁祸首就是党治体制。胡锦涛口头上标榜依法治国，实际上他的屁股却坐在以党治国的龙椅上，便不得不行使见不得阳光的黑箱作业和密室命令。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到了太石村，番禺当局居然想出一套不用警力，而用黑社会手法，雇用歹徒殴打记者、律师和维权人士。此一“新发明”既收镇压之效，又无须负上法理责任，“两全其美”。这种流氓手法，也算是对胡锦涛号召“提高执政能力”的一种响应呢。
在起用歹徒袭人的情况下，受袭的有郭艳、艾晓明、吕邦列、英国《卫报》记者荷西沃特和本杰明、香港《南华早报》女记者刘欣、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阿贝尔．塞格雷亭。 美国国务院为此类逞凶事件曾透过驻华大使 向中国政府表达关切，法国国际电台也通过法国大使向中方要求解释。番禺当局对用歹徒袭人暗中得意的时候，它正给国际社会留下极不文明的恶劣印象，伤害了国家名誉。
网友揭破官方镇压玄机
表面上看来太石村事件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事件，其实不然。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广州市和广东省当局对发生在辖内一件轰动全国甚至国际的事件默不作声？为什么温家宝对郭飞雄姊姊和艾晓明的上书也默不作声？很显然，番禺当局打压行为实际是得到广州市、广东省以及中央的默许。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官们都在密切注意番禺当局的镇压是否成功。
网上一位网友在转述官方立场时说：“镇领导和区领导认为罢免的请求绝对不能批准，否则将有上百个村仿效，都起来查账，将牵连到多少领导干部？”这真叫做一语中的。中共的官场，上至中央下至村庄，没有一处是干净的，如果让太石村村民查账成功、罢免成功、选举成功，打开人民反腐和实现民主的门户，那么不仅广东一省，全国各地农村都纷纷起来效尤，岂不是星火燎原！
不要以为神六上天显示中共政权威势十足，像李敖所夸赞的是汉唐以来的盛世，其实它非常脆弱，胡锦涛日夜担心中国出现颜色革命，怕的就是这种燎原之势。所以他不惜一切，封锁新闻、网络和舆论，使民间运动的消息一点也不能在国内传播，防的是防老百姓闻讯起舞，一发不可收拾。
由此可见，中共体制已经完全腐烂：从头烂到脚，从一村烂到全国，从最基层烂到中央，任何民众力量的势头，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官官相护，今天己成了上下沆瀣一气、全国一盘棋。这不是说太石村主任有利益输送到省官或中央手里，而是说所有大小官吏都有一个共同利益，就是维护现有体制，不能让老百姓自主，否则整只船便会翻沉。
中央比地方更担心社会动乱
在太石村事件上，中央比地方更忧心。首先是，胡、温、曾他们位居要津，有全国和全面的视野，知道目前国内社会矛盾比五年前更加尖锐，不仅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地区差距、社会道德堕落、教育医疗失序、金融体系危机、警权滥用、农村管治恶霸化、官民对立、中日矛盾，等等等等，都比以往严重，更麻烦的是社会动乱激增。官方自己承认，去年发生七万四仟件群体抗争事件，参加人数三百万，超过二○○三年百分之二十。这些抗争由于新闻封锁严密，才处于零星、分散、隔离状态。如果不是中宣部查禁凌厉，允许各传媒自由报导，任何一个事件都会产生全国性响应的效果，早已搞得天翻地覆。所以这次太石村事件，中央比地方更警觉，它连一些极小网站，如“燕南社区”、“凯迪”、“关天茶舍”、“世纪沙龙”、“中国选举与治理”、“公民权利”，以及中山大学专为教学而设的“性别教育论坛”，全都密令封闭。
其次，中央更担心一大批学者知识分子参与其事。这次太石村村民之所以能够如此理性地依法进行非暴力的和平抗争，第一个关键人物是冯秋盛，他在运动一开始就召开村民普及法律宣传会，在会上向村民详细讲解抗争的法理根据和程式，并组织村民学习法律。于是有学者闻风赶来参观，请来律师，逐渐得到大批法学界和学者教授们支援，使得整个抗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础更加扎实。中共自己过去就是靠知识分子领导农民得天下的，它最怕今天的知识分子真正走入民间，与群众力量结合在一起。群众力量加上知识分子的头脑和推动舆论的能量，就是当今颜色革命的最佳搭配。
民主总是与反腐连在一起
今年九月五日，温家宝在中欧领导人峰会召开之前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将推进其民主政治发展，坚定不移地重新构建民主，包括举行直接选举。”他还说：“如果中国人民能够管好一个村，我相信几年内，他们将能管好一个镇。这个制度将循序渐进。”讲得多漂亮呵！坚定不移地，包括直接选举。香港五十万人上街要求特首直选，你们为什么不允？难道香港人不够资格当直选选民吗？
再说，如果中国人能够管好一个村，然后就可以管好一个镇（需要几年？），那么你为什么不出来支援太石村村民公选的诉求，任由你的下属用武警加歹徒打压村民，使得好好的一个村民主胚胎死在腹中？
中国领导人口谈民主，都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实际上民主与极权根本就是对立的：有民主就没有极权，有极权就没有民主。希望极权自动演变成民主社会，等于缘木求鱼。
过去有人相信一种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会促使中产阶级成长，会自然诞生公民社会，强化民间民主诉求，和平演变出民主社会来。现在看来这种源自西方社会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经济发展，固然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富豪和中产阶级，但这些富豪之中，一部分人就是高官子女和亲属，他们靠父荫发达；另一部分人原本就是高官，摇身变成国企总裁，上下其手，弄得国企私企界线模糊，从中发达；再有一部分人确是私企，却要攀附权势才能发达。像这类富豪，同西方有独立经济势力、有独立人格、足以与君权对抗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本身就是靠极权体制才有今天的经济地位，怎会背离极权？至于中国现有的中产阶级，如小企业主、高级的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工程师、会计师、医生、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教授等等，绝大多数是财富越多地位越高名声越大越自保，极少会肯为弱势群体为社会为理念甘冒风险作出奉献的。这也难怪，毕竟极权者的镇压太残酷了。一些书生，光是发表批评时政文章就被扣上颠覆政权罪名帽子，判刑五年至十年，若是企图成立社团和政党的，起码要判十年以上至二十年徒刑。人生有几个十年和二十年？在西方，十年二十年己换掉两届和四届总统，故今天中国中产阶级敢于私底下破口大骂，可能骂得比谁都厉害，若要他们投身社会改革，风险太大，抱歉，暂无此意，且待伺机而动。
这不是说中国政改没有希望，不是的，这只是说，经济的发展并不自动地或必然地带来民主宪政。民主宪政是要靠人民和正义知识分子不断争取，太石村事件就是一个好榜样。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今天似乎需要借用俄国十九世纪民粹派的一个著名口号：“到民间去！”正如郭飞雄等投身太石村村民抗争那样。
说也奇怪，中国的民主运动总是与反腐连在一起，八九民运如此，今天太石村事件也如此。这大概因为中国体制的腐败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正如它的权力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一样。在一个非民主的国度里，凡是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连一个小小交通警都可以不用收条收取贿赂，可想而知。推而广之，工人下岗与厂领导营私舞弊有关，平民被逼拆迁与官商勾结拨地有关、农村租地与村领导中饱私囊有关，建大坝与主持者侵吞原住民迁徙补偿有关。任何一桩经济权益纠纷都会联系到反贪反官僚上面去，进而与民权民主相衔接。
太石村罢免运动失败了，但它值得思考的问题实在很多。
──转自《开放》11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