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6日讯】蛇口，中国唯一真正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根“试管”。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诞生蛇口“改革试管”——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今日一说起蛇口工业区的建立，人们多谈四个人：邓小平是“总设计师”，李先念是“画圈”人，谷牧是“艺术总监”，袁庚是“前线总指挥”。这说法大体不错，只是遗漏了一杆可贵的“保护伞”(1)——蛇口人都说，如果没有胡耀邦七保蛇口，蛇口这个借经济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管”，可能早就夭折了！胡耀邦任总书记的七年期间，是蛇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大胆、最见实效的时期。在胡耀邦九十诞辰纪念日到来之时，蛇口人深深怀念蛇口“改革试管”的“保护伞”胡耀邦。
据笔者近十年多次与袁庚的访谈和“蛇口白皮书”（广东省深圳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文件资料汇编〔仅供内部参考〕）原始纪录，现梳理出胡耀邦挺身而出七保蛇口政治体制改革的史实——
为袁庚轻装上阵指捷径
袁庚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八日从诏狱复出，以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身份开始筹办深圳蛇口工业开发区时，身上仍笼罩着文革中强加的“美国特务”嫌疑阴影，无法快马加鞭。
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五日，袁庚突然接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的秘书的一封信：
袁庚同志：
据中央组织部编的《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的人名册》中有你的名字，耀邦同志着我摘抄给你。原文如下：
（康生）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报告上的批示“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调查部报告上要求“停职接受审查”。
敬礼
元月二十日(2)
这封信简明似便条，只叙事，不议论，但却明白告知袁庚：你的问题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而成。
在此之前，袁庚一直不知自己文革中蒙冤秦城的真正原因。此时接胡耀邦的通报，始知是康生为了整周恩来而株连于己。而康生的罪孽当时已有定论，于是立即给中组部长宋任穷写信说明症结，结果迅速彻底平反。袁庚从此历史清白，信誉倍增，全力以赴蛇口改革。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此前与袁庚素不相识，又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为何突然要秘书给袁庚写信通报冤案症结？也许胡耀邦在一九七七年任中央组织部长时，曾看过袁庚档案，对袁庚产生好感；也许胡耀邦此时已知袁庚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以“广东省委、交通部”名义呈报李先念与国务院的“开发蛇口工业开发区”报告，对改革先锋袁庚深表支持？如果胡耀邦不及时提醒袁庚抓住康生“点名诬陷”彻底平反，袁庚后来能否获得足够的信任全权蛇口改革，是很难说的。
袁庚一直不便询问胡耀邦，此事内幕永成历史之谜。
为蛇口改革分配制度护航
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五个月后，胡耀邦就以总书记的权力公开出面支持袁庚在蛇口改革分配制度。
一九八○年七月三十日，胡耀邦看到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二○六八七号）一条消息：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因被迫停止实行超产奖的改革，造成延误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胡耀邦立即批示，严厉批评国家劳动总局和交通部阻碍蛇口改革——
请谷牧同志过问一下此事。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哪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赵紫阳同志是坚决反对这种硬性规定的。我也赞成他的意见。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请你顺便在财经小组会上提一提。(3)
保蛇口突破各种“卡脖子”
胡耀邦第三次“保蛇口”是一九八○年九月三日——胡耀邦为蛇口改革突破各种“卡脖子”官僚主义体制问题“点睛”。
一九八○年九月三日，胡耀邦看到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二四四七号）题为《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几个“卡脖子”问题》消息，立即批示——
谷牧同志：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这个建区是否确有“卡脖子”的官僚主义，是否有拦路打劫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采取经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遥遥无期。(4)
给蛇口政治体制改革放权
据“蛇口白皮书”第一集《胡耀邦总书记接见袁庚同志谈话纪要》记载——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二时五五分至四时一五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亲切接见袁庚，会谈时间长达八十分钟。
胡耀邦同志听取了袁庚同志关于建设蛇口工业区的五点体会（即：要内外结合；要有相当权力；要有筹措资金办法；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从艰苦的基础工程做起）的汇报后，问道：你们究竟要多大的权力？是否把你要求解决的问题写个报告给我。
最后袁庚同志主动告辞。他表示占用胡耀邦同志很多宝贵时间，心里不安。胡耀邦同志一再问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并殷殷叮嘱以后有事可以写信给他。
支持蛇口干部民主选举改革
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以及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李鹏、甘子玉、周杰等同志，在广东省、深圳市负责同志任仲夷、刘田夫、吴南生、梁湘和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等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蛇口工业区。
袁庚汇报说：“耀邦同志一月二十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真是讲到我们心里去了。关于改革问题，现在就是要搞全面改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人都是搞改革的，但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最早是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最后落得五马分尸。任仲夷同志在路上说，他去年也差点五马分尸了（任笑着说：不是五马分尸，是五马分飞了）。王安石呢？王安石也没有好下场。康有为只是搞君主立宪，改良主义，七君子杀了头……
总书记纠正说：“是六君子。”
袁庚汇报说：“现在我们的改革，我想不会落得前人这样的下场，我们是在党的总书记领导下进行的，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值得冒这个险。”
总书记说：“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是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嘛。”
袁庚汇报说：“我们正在写一个报告，准备在领导班子组成问题上，搞一个较大的改革。例如管理委员会委员是否可以采取直接的、公开的投票选举。我们总感到，我们的干部是不大怕群众的，只怕顶头上司，怕上司不喜欢，就当不成官。就我这个小小的头头来说，我每次来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下面的同志唯恐照顾不周。有时自己不清醒，就会忘乎所以，久而久之，就不怕群众，不怕下级，因为群众、下级撤不了我的职。我只怕交通部，怕顶头上司，只有他们才能撤我的职。”
总书记笑着对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说：“这把你们都包括在内了。”
袁庚继续汇报说：“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这至关重要。这里搞个改革试点，是否可以每半年由群众投一次一信任票。工业区全体群众、全体职工，对管委会有过半数表示不信任，管委会就得改选；对个别人，有过半数群众投不信任票，他就得下台，重新改选。这种公开的、直接的、由群众投票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去为群众做点好事。因为群众可以选举他，也可以罢免他。我们有些同志一旦权在手，就有人自动送礼上门，如果头脑不清醒，不能自律，就会忘乎所以；还有些干部自己不懂又装懂，诸如此类。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的作风和干部的结构，我们想作一个不算太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
总书记点头连声说：“好！好嘛！”
袁庚说：“总书记说了‘好’，我们就记录在案，马上打报告这样作。”
总书记高兴地站起来说：“我们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戏剧家叫关汉卿，在哪一个戏上我忘记了，讽刺官僚主义者，他不敢骂台上的官，只敢骂戏台前堂上的鼓，有一段唱词说：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天上堂敲三下，
离开蛇口港之前，总书记对省委负责同志说：“沿海一带城市，象汕头、厦门，都要学蛇口这样，用蛇口的办法去搞，可以搞活一点。”
留用“自由化分子”周为民
周为民是清华大学电子系高才生。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中因组织清华学生悼念周恩来总理而被捕。平反后被誉为“四五英雄”。一九七九年又与王军涛主编《北京之春》，成为与魏京生、路林、任畹町、刘青、徐文立、胡平、北岛、芒克等共同发起“西单民主墙”运动的“自由化分子”。
“西单民主墙”被取谛后，处境艰难的周为民经朋友介绍来到蛇口，袁庚不仅热情接纳，还委以重任，任命周为民为蛇口工业区宣传处处长。但“有关部门”一直紧盯着周为民，在秘密获知周为民给内地一朋友信中仍然坚持“西单民主墙”观点后，就将信转国务院某部和中共广东省委。因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不能说服袁庚处分周为民，“有关部门”又将材料转到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位政治局委员批示：“将周为民迅速而稳妥地送回原单位”——要将周为民遣送出蛇口——两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分别画了圈。
面对如此压力，袁庚“愿以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坚持向中央最高领导上诉。
其时参与“画圈”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蛇口视察，听取了袁庚的申诉后，也支持袁庚向中央最高领导上诉，并带去袁庚为周为民事件申诉的材料。一个月后，袁庚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
袁庚同志的报告，向我们提供了非常详细的第一手情况，而且对政策界限划得也比较清。习仲勋同志（最先批示的那位政治局委员）在历次会议上讲话都提到，对于思想过激的青年，不要把他推到敌人方面去，应该以教育为主。因此，我认为可以同意袁庚同志的意见，请习仲勋同志批示。
自然，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得到了相关中央领导人的分别画圈，周为民总算逃过“有关部门”的制裁，一直在蛇口受到重用，后来官至招商局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周为民化名“甄明’间v在《蛇口通讯》上发表《向袁庚同志进一言》，发起党报可批评监督本地一把手的“新闻自由”改革，为后来《深圳青年报》勇于发表《我赞成邓小平退休》作了思想启蒙。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我电话采访袁庚，袁庚回忆了“周为民事件”——
“……任仲夷和我都反对公安局要抓他回去。我不是曾经讲嘛，我要用晚年政治生命来孤注一掷，为周为民平反。原来公安部的报告是习仲勋批的，后来习仲勋知道我的意见后，叫胡启立到这儿来了解这个情况。后来他又打电话告诉我，把我从香港叫回蛇口，他说，老袁同志，总书记已经同意你的意见了，把周为民留下来。我说，口说无凭，老兄，你要给一份正式文件给我。然后我就派我的秘书到北京去，把胡耀邦那个批示影印件拿回来了。”
批驳胡乔木“蛇口姓资”怪论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胡乔木在深圳市市长梁湘等人的陪同下到蛇口工业区视察。交通部顾问潘琪就当时理论界遇到的一些问题，当面向胡乔木请教：我国经济特区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或是资本主义的？胡乔木说，“特区的性质问题，恐怕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如果说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全中国都可以建立特区了，特区要按特区的口径，那是区别于社会主义的，不然就不叫特区，恐怕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一小片资本主义。……”
事隔两三年，胡耀邦在接受香港某杂志社社长的采访时，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胡乔木关于“蛇口姓资”的说法，胡耀邦说：“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说胡乔木同志算他的缺点的话，那就是由于到基层的时间少了些，在经济问题方面的研究还不充分。”
胡耀邦在世时没有直接与胡乔木开展蛇口“姓社姓资”的争论，但他始终支持蛇口将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探索。他对蛇口改革的支持，往往是从支持蛇口改革者拥有自由思想民主监督的权力来切入。关注人的思想自由，改革对人的自由思想的约束，这是胡耀邦不同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特色之一。
胡耀邦一九八七年一月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蛇口改革者便失去“保护伞”，从此步履日渐艰难，一九八九年胡耀邦逝世引发的“风波”中，袁庚和蛇口改革者受到层层审查压制，蛇口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被全部废止，经济体制改革的权力也被不断回收，到一九九二年袁庚彻底离退后，蛇口的一切改革便悄然休克，到一九九四年后，蛇口已成为深圳南山区的一条街道，在“南山王”贪官虞德海等人的挤兑下，蛇口日益沦为一个无声无息的生活社区。
为何耀邦一逝世，蛇口的春天便一去不复返——因为中共从此失去了接受“共生主义”的领导人。
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时，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胡耀邦魅力的“共生主义”色彩。若硬要将胡耀邦“马克思化”或“自由化”，都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注释：
(1)(2)：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李先念当着袁庚面在地图上将“蛇口工业开发区”圈定，并在招商局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庆同志议一下，就此办理。”见陈禹山《袁庚之谜》，花城出版社二○○五年八月第一版，P125；P114。
(3)(4)：一九八一年一月香港招商局编“蛇口白皮书”第一集《广东省深圳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文件资料汇编（仅供内部参考）》P36；P37；P40。
──转自《动向》11月号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