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6日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采访报导) “全球基金”是在联合国推动下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旨在为抗爱滋病，结核和疟疾三种疾病筹集和发放资金。中国成立一个国家协调委员会负责中国的“全球基金”专案申请和资金发放管理工作。中国民间爱滋病防治教育研究人士万延海先生认为，“全球基金”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存在缺乏民间代表的问题。
主持人：万延海先生，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全球基金”它的资金发放、申请情况？
万延海：“全球基金”在联合国总部，它的管理机构是由有一个理事会，然后在国家层面，”全球基金”的申请项目的德行的监管是有一个叫“国家协调委员会”一个机构来管理。那么基金申请一旦批准的话，有一个叫“中央实行机构”这样一个单位来接受全球基金的赠款。国家协调会委员会对于中央执行机构怎么来分配这个资源？它有一个捐款的指导作用。
主持人：中国是”全球基金”的资金捐助国还是主要援助接受国呢？
万延海：中国对”全球基金”有一些少量的捐款，大概几千美金的捐款；中国主要是全球基金资助接受捐赠的国家。那么，从2002年开始，中国都递交了申请，像结核病项目、虐疾项目、爱滋病项目，中国都有接受赠款。
主持人：那您今天所要谈的中国在全球基金申请的这方面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万延海：”全球基金”因为是国际性资金合作的一个机制，根据”全球基金”的章程，国家协调委员会应该有40%的公民社会的代表来参加，公民社会的代表可能包含民间组织、疾病感染的私营企业，包括一些基金会，甚至可能会包括学术界。
那么在中国目前来讲，就是国家协调委员会代表基本上是由卫生部来控制的，除了政府的代表之外，其他就是官办的协会，还有一些政府的学术机构，还有一些国际组织共同来主持的这样一个“国家协调委员会”，它里面的真正民间独立的声音很少，这个跟全球基金的章程是相违背的。
主持人：就是说中国负责全球基金项目申请的“全国协调委员会”，民间的代表份额不够，没有达到全球基金40%的要求？
万延海：对。第二个问题就是”全球基金”要求”国家协调委员会”各个类别的代表必须有类别的选举来选举他的代表，所以”国家协调委员会”的构成不应该由国家来任命，也不应该由政府来挑选，应该由社会的不同部门自己来选举产生。不仅仅公民社会的代表，就政府部门的代表也应该由相应的部门来选举产生。
主持人：那么中国的负责全球基金申请的全国协调委员会，它的民间组织代表不够以及他的代表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这样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万延海：”全球基金”要求整个项目的过程是透明的、是公正的，讯息是相当的开放。那么如果说国家协调委员会不能真正由社会的各个部门选举产生的话，而由政府来指定的话。
它的后果就是说，它对于社会“爱滋病”相关的众多社会领域，它不够明朗，它缺乏代表在里面。在”全球基金”国家协调委员会里面的人可能不能真正的了解这个社会，所以它很有可能失去了利用”全球基金”来对中国社会的问题做一个反应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控制的话，它会带来腐败，因为”全球基金会”大额的资助，那么在缺乏监管，完全由中国政府一手遮天的这么一个环境下，几千万美元、上亿美元资金在中国，它就很有可能变成腐败的政府官员洗钱的机会。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个令人担心的事。
主持人：那么中国现在每年从全球基金接受的援助，大概有多少呢？
万延海：在“爱滋病”领域，它给中国的赠款是九千八百万美元，在五年的时间内，分两期赠款。
主持人：它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万延海：前年审批项目是从去年开始实行，今年已经是项目实行的第二年。”全球基金”第四年的项目，以中国的资金加上中国政府的配套资金，也有九千多万。
主持人：就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万延海：对。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它不完全是钱的问题，”全球基金”现在目前准备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恰恰是中国需要优先解决的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钱不能恰到好处的去发挥作用，不能充分去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就影响了人权的作用，不能形成有效的政府和非政府的关系的话，那么使得中国爱滋病问题真正变得不可收拾。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问题可能变的更严重。那么现在中国负责全球基金申请的全国协调委员，它也在进行改革。万延海先生，你在改革方面有什么意见？
万延海：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新一轮的全球基金，这样的独立的民间组织代表应该充份的体现，目前在新的国家协调委员会改革意见当中，政府出来的意见当中，给草根非政府组织的和感染者组织份额只有两个名额，那么更多的名额是给政府部门、给国际的、给联合国机构，还有政府控制的一些学术和官办的一些协会。
如果非政府组织的份额不能够有效的得到保障的话，事实上，它的后果，在那个委员会里面独立的声音得不到表达。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