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采访报导)深圳警方的统计资料显示，去年全市打掉犯罪集团两千六百多个，远远高于其他城市。警方分析，这与深圳独有的“同乡村”有极大关系。所谓同乡村就是外地来深圳打工的农民很多和同乡聚居在一起，如贵州村、四川村。目前，该市有同乡村六百多个，人口两百万人。
深圳同乡村是否是集团犯罪的根源？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邀请旅美社会学家刘晓竹和中国西安的异议人士马晓明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记者：今天中国官方媒体有一个报导说，深圳现在一个“同乡村”的问题困扰深圳治安，因为去年全市打掉的犯罪集团有两千多个，一万多人，大部分是“同乡村”。就是外地的人到深圳之后，同乡的聚在一起，有四川村、广西村这么一个现象。这些人往往有些人因为没有固定的工作，无所事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结伙打劫。刘晓竹，这个犯罪集团就是“同乡村”，我们不能把他打成等号，但这是不是不仅是深圳的隐患，而且在其它城市里也是一个隐患呢？这一个问题。
刘晓竹：这个问题当然很普遍，如果从历史的追溯来说，它是中国城乡的巨大差别、不平等遗留的历史问题，当然遗留的历史问题到现在的社会还是要寻求解决，解决之道主要在公民社会的建立这方面要多做一些努力。
记者：刚才刘晓竹说了，这问题可能是城乡待遇差别太大，因为农村的人到了城市，无论他们在就业或者在教育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些人没有同等的待遇，所以说很多的生活得不到保障，他们必需结伴起来。马晓明您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首先要把农民工进城的待遇要改革？
马晓明：我认为是这样的，中共执政以来对于城市和农村人口采取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待遇，所以农民的处境非常差，中国的农民人均土地不到两亩，一亩多一点儿，有些人口稠密的地方只有几分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把他的土地全部变成钱，它也不可能维持现在农村日益高涨的生活需求。所以大量的农民破产，实际上等于是破产才涌入城市，他们要寻求一种跟城市人相差的很少的，就是越来越好的工作和生活，所以才造成城市的巨大压力。同时这个问题也是中国几十年来，建国最初三十年没有进行计划生育，和现在计划生育工作等于走了形式的一个恶果的反应。
记者：我打断一下，刘晓竹，现在中国农村的人口还是不断的涌入城市，以现在的城市不论在规划方面，或者在住房方面以及在教育方面都应该开始考虑农民工，而且已经流入城市的人怎么样给他们住房，怎么样给他们教育，这都应该开始做了。
刘晓竹：应该开始做，我觉得中国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它不可能解决，因为农村的人口是中国的大部分，所以说根本解决之道是就地搞小城镇的建设，但这方面我觉得做得还不够好。
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农民工犯罪或者流离失所，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现在中国农村破产的一个结果。刚才马晓明讲，中国农村的破产，共产党的话是叫三农问题。原来中国有事情，比如说“三年自然灾害”就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农村变成一个对于中国问题的海绵机制，有了问题这些人口就回流到农村，农村就可以生养他们，或者说保护他们。
但现在农村的情况越来越恶劣，一个是土地资源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排除在政策方面对农业支持的不够，所以说导致这些农民走投无路，然后就到城市里为非作歹。
记者：进入城市可能是一个趋势，刚才刘晓竹说了，但要解决这个可能要就地发展农村、发展小城镇。马晓明，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发展新农村或发展小城镇，可缓解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压力和犯罪的压力呢？
马晓明：发展小城镇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渠道，但是现在小城镇基层的干部，往往干部作风就存在问题，有的什么救急款、协助款啊、扶贫款往往被挪用，甚至被贪污、被己占。
当地小城镇建设没有发展起来，小城镇建设的关键是什么呢？要吸纳本地的人，不但要集中到城镇里头，而且还要解决他们就业问题。许许多多的资金被挪做他用、被贪污、被己占以后，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大城市人口无限制的膨胀，犯罪增加，它是一个社会问题的集中和综合性的体现。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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