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2日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离开了。他写的揭露社会腐败的文章《人妖之间》等，曾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曾给我和我的同学相当的思维影响。鲁迅曾经说过，我们民族历史上有为命请命的人，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敢说真话的人，……他们是民族的脊梁。那些说真话的人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敬重，是因为他敢于说真话。
真话有益
真话是很宝贵的，是很有益的。说真话，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是非常需要的。
说真话好处何在呢？
说真话可以让民众及时了解真象。
一个人有优点有缺点，一个国家有成就有失误。说了真话，人们才能了解真象，改进自己的行为。才能使人民同心同德地克服困难，改正错误，争取胜利。在非典流行期间，我们的一些同志一度大说假话，明明沙斯流行，却信词旦旦，绝不承认，想瞒天下人之耳目，结果，造成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的加强。后来，政府说了真话，大家知道了真象，减少了非典的损失，增强了战胜非典的信心。大家与政府同心同德与非典作斗争。如果不说真话，不仅非典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流行，造成更多的伤亡，了会更加失去民众的信任。其物质损失和信誉损失将是非常惨重的。
说真话可以缩小心理之间的距离。
无论是个人之间，还是人民与政府之间，只有说真话，才有信任，才能将心比心。如果报纸不说真话，这份报纸就没有公信力。如果官员不说真话，这个官员就不会有号召力。人与人交往，如果不说真话，是不可能成为贴心的朋友的。一个政府如果经常不说真话，人民就很难信任它。说真话，也是自信的表现，是信任的表现。一个人如果经常不说真话，说明他不自信，心中有鬼胎。一个政府如果不说真话，说明他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民众。民众自然也会对你有所保留。这个原理也适用于夫妻之间。许多夫妻是因为说假话而陷入危机的。
说真话可以提高民族的道德水平。
一个民族是否说真话成风，反映着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如果整个社会说真话，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是健康的，是有道德的。反之，如果假话成风，这个民族是阴暗的，有病的，缺乏道德的。道德水平的高低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极为密切。较高的道德水准，是现代化建设的必备的软体。市场经济是一种信誉经济，是以人的诚信用为前提的。如果社会说假话成风，真话难得，其交易成本将无限提高，经济机器的运转不会灵。而人与人之间的协和、互助，将更是困难重重。这种社会道德环境下，无论做什么事，都将是非常困难的。社会前进的脚步就是这样沉重起来的。
事实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公示着这样的道理。只是人们常常健忘。人们常常满足于说假话一时取得的好处，忘记了话假话造成的深远的恶果。其实，说假话而民众遭难、国家败亡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发生过。不说真话说假话，一定是国家和人民的灾难。周幽王不喜欢听真话，让手下的爪牙们看看谁在说真话，谁说真话谁倒楣。于是，人们不说了，道路以目，其实是心里有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结果。国家被戎所灭，周幽王也被流放。不说真话，也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跃进年代饿死了那么多人，正是说假话成风的恶果。那时，真话少了，假话铺天盖地。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的白日梦呓大摇大摆地登在全国各家报纸头版的头条。而如果谁有一点怀疑，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就得挨批。彭德怀稍稍说了几句真话，遭来了毛泽东发起的从中南海到老百姓的大批判。从此真话更少，假话更多。全民族大说假话的结果，是空前绝后的大饥荒。“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正是全党全民不说真话说假话的历史的报应。据国家有关专家研究，这一次全民假话风，造成了全国饿死人数在三千万以上。
（见报刊文摘）
三种真话
真话有几多种，真话也可能是错话，是片面的话，表像的话。但是，无论是那一种真话，都是宝贵的，都是有益的。
所谓真话，我认为有三个层次或者三种类型。
一种是真心的话。说的话可能不对，但它出自内心，不是作假，不是虚伪。这种话，也是非常宝贵的。说真心的话，有助于造成社会的正气。最怕的是大家都学会了虚伪，全民作假，说着假话不脸红，说了真话却像当了小偷似的，害怕有人来找麻烦，害怕别人说三道四。说出真心的话，就非常不容易。伊拉克萨达姆的宠臣受到审讯，用测慌器测量他们的交待是否是真话，效果却很差。明明说的是假话，测慌器却毫不觉察。原来，这些人平时说假话说惯了，已经心安理得了，心不跳，汗不出，测谎器自然不能觉察。而假话成风，真是伊拉克国家由强变弱由富变穷的原因。我们的国民说假话的风气也很盛行。一阵风吹来，明明不理解，不喜欢，但是，从上到下，都会一窝蜂说赞歌，肯说真心话的人很少。
第二种是真实的话。它至少在现象上是真的，看到什么说什么。现象不一定就是本质的表现，因此，说真实的话，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话，不一定代表了真理。但说真实的话也是有价值的，人人都说真实的话，那么，真理就容易显现。歪理就不能流行起来。大跃进年代，队队说假话，村村说假话，每个公社每个县都说着假话，说真话就仿佛成了过街老鼠。人人都不说农村有饥荒，人人都说得形势大好。如果人们都说真实的情况，危机就有可能及时制止。
第三种是真理的话。这种真话最可贵，说这种真话也最难。这是因为，说出这种真话，不仅需要真诚，而且需要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和理论探索。不仅需要胆识和勇气，而且需要把握真理的智慧。四人帮下台之初，中国社会千疮百孔。有人提出，文革不能否定，毛泽东肯定过的不能否定。有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一句大真话。这是一条真理，对于当时的现实大有指导意义。胡耀邦当年在个人迷信还非常浓厚的情况下支援了这样的真话，还特地加上了唯一以加重份量，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个真话，对于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说真话难
古往今来，说真话不容易。有个老师发给每个同学几颗种子，让他们种在花盆里，将培育出美丽的花朵送给老师看。结果，所有的同学都将开着鲜艳花朵的花盆给老师看。只有一个同学拿着没有绿叶没有红花的花盆对老师，他种的花没有出芽。老师发下的种子都是死种，只有一个同学对老师说了真话。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穿了新衣，从王公大臣到老百姓，明明看到皇帝露着屁股，却人人都说皇帝的新衣漂亮。可见，说真话是多么地不容易啊。
在中国，说真话是同样非常不容易。在反右斗争中，在文化革命中，因为说真话而身陷囹圄、而失去生命的人，可能不是个别的。张志新的所谓罪行，只是说了几句真话而已。因为她说的真话有些人不喜欢听，于是让犯人们强奸她，判她死刑，还割开她的喉咙。这无非是向人们宣告，谁要再说真话，谁就会像张志新那样的下场。说句不好听的真话：红岩村里的江姐，她受到的非人的虐待，在程度上怕也不及张志新。
为什么说真话这样难呢？
第一，这是中国封建遗存造成的。中国有长期的封建的历史，封建的遗产非常丰富。封建社会中，权力本位官本位，有权就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为了证明统治的合法性、真理性，强制人民说话假。谁要是不说假话，往往会大祸临头。千百年来的社会选择，养成了国民看脸色、说假话的心理本能。而一些农民领袖掌了权以后，也喜欢听假话，听好话。上有所好，下必甚唉。假话也就流行天下。
第二，极左路线的后遗症尚未完全肃清。从反右运动到文化革命，一次次地整肃，说真话的人，一批批地整了下去，其代价是整整一代人，甚至祸及后代子孙。但是，反右运动还是被认为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有缺点。当了二十年右派，流入二十年，没有人说一句道歉的话，没有人给一分钱的补偿。说真话的下场实在太惨，代价实在太大。它无形地教育着人们，少说真话，多说假话。真话危险！一代一代人在现实中认识到，说假话没有风险，却有好处，说真话大有风险。于是说假话者众，说真话者寡。
第三，缺少说真话的园地。现在对于一切媒体，可以说什么，不好说什么，都有非常严格而严厉的规定。编辑即使想说真话，也不敢刊用说真话的稿件。我不知道，不让人们说真话的权力来自哪里，是来自上天，上天天赋人权，人生而有说真话的权利。是来自宪法，宪法规定人民有信仰、言论、集会等等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仍然没有真正落实。11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彻底否定文革，但是，今天要说几句批判文革的话，也是很难的。我在一本书中引用了被活体取肾的李九莲的故事，这完全是极左的罪恶，是文革的历史，而且完全是事实。编者和作者都受到一些压力。我们应该开放思想的园土，鼓励说真话。
第四，说真话的难，除了社会环境之外，还在于人们总是趋利避害，总是有着小小的私心。照理，说真话既难又不难。安徒生笔下的芸芸众生，除了一个孩子外，都在夸奖着皇帝的新衣，从大臣到街上看着皇帝新衣的市民，人人都说着假话，可见，说真话是不容易的。但是，说真话也容易。一个孩子没有多少眼力，没有多少阅历，他不是轻而易举地说出了人们不想说、不敢说的真话吗？小孩子说真话，因为他没有大人的利害之心。
直到今天，中国说真话的风气还没有真正建立。说真话的渠道还不通畅，说真话还可能会有压力。而更主要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少知识分子已经懒得说真话了，而媒体由于人们都知道的原因，刊登说真话的文章，总是慎而又慎的。与此相反，假话倒是不少。例如，最近的报刊文摘登载湖北某个村霸死了，却被县、地、市、省有关部门炒成是带领农民奔小康的三个代表的模范。为此，群众的举报不断。新华社记者写了情况，但是，该省有关部门活动的结果，是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发。中国青年报记者作了详尽调查，揭露了大量弄虚作假的事实，却得罪了地方，被告上法庭。中央电视台调查的真相，因种种原因不能播送，只能胎死腹中。在这场真话与假话的较量中，假话占了上风。中央台和新华社在假话面前败下阵来，普通人说真话，该是多么地艰难了。
创造说真话的风气
一个国家要前进，要强大，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说真话行不行呢？我认为是不行的。说真话的风气，无论是建设物质文明，还是建设精神文明，都是必需的。
怎么创造一个说真话的风气呢？
第一，要实行言者无罪的方针。整个社会创造宽松说话的气氛。言者无罪，你说你的，让人民鉴别，让实践来检验。说真话，也可能说错话。说错了话怎么办呢？我们要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处理之。八十年代搞农村改革，讨论包产到户时，有一个省委书记认为包产到户不好，说了一通反对的意见。他说的是真诚的话，但是却不算正确。胡耀邦扣帽子，没有以言治罪，而是宽厚地说，那就试试看吧，没有想通，再看看，再想想，看看试验的结果怎样，看看农民的态度怎样，这个同志没有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压力，更没有批判、丢官。这样很好，容易创造一个敢说真话的社会氛围。
第二，知识份子要带头说真话。知识份子应该成为社会的守夜人。就如大雁的守夜雁一样，一定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中国社会缺少说真话的风气，我认为知识份子是负有责任的。许多假话是知识份子带头说起来的。不少知识份子从实践中学乖了些，喜欢看着风向说话。有些人看到了事实，因为说真话有风险，至少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宁可不说真话甚至为了一点好处而说假话。
第三，我们需要开放一些说真话的舞台。我们应拆除那些限制说真话的没有法律依据的条条框框，解放思维，开放园地，创造一个说真话的社会氛围。学校要说真话，教师要说真话。
中国需要真话。创造一个说真话的风气，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必要的前提。一个假话成风的国家，其精神文明水平是不会高的，其物质文明也是大可怀疑的。社会要提倡说真话的风气。中国的作家、记者、编辑、教师和其他知识份子，都要带头说真话，努力说真话。
转自《网路文摘》(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