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静:画如其神 文如其人

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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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5日讯】11月17日——2006年2月7日,新加坡美术馆举办高行健——“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画展,展出六十幅作品,包括十幅新作。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在亚洲举办的第一个回顾展。身兼作家、剧作家身份的高行健,其水墨画也同样受世人瞩目,他在全球各地已办了超过1930个画展。
高行健的水墨画所表达的内省的深邃,不同凡响,扣人心弦。黑白对比,干净素美,空灵飘逸,含蓄耐品。他抛开社会观念的沉重枷锁和虚饰累赘的主义,沉醉于纯然情感与知觉的表现中。简洁洗炼地表现内心的世界,天人感应,生命的困境和孤独惆怅。挥洒写意,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充满禅味儿。
“画是没法说,语言穷尽之处才有画。”高行健说,画家最敏感的就是现实现刻,似乎很接近禅的状态,然后去体验它,感受它。“当我闭上眼睛,我试着去看到东西,在黑暗中,仍然有色调,有光环,是可能存有视觉的。我试着捕捉那些几乎看不清的影像——一幅画就此开始。”

把不同层次空间的透视感,通过“第三只眼”静观的“内心视象”,构成在一个整体的画面中。如此兼具独创性与传达性,涵盖了人类思想感情的心象律动:孤苦、迷惘与希望、感悟交替。

“我以为绘画恰恰是对自我的超越,一双冷眼,抽身观审。惹奈(法国画家)把这种境界称之为孤独感,我从东方人的感受出发,不妨说是静观。”

高行健对不可知的神秘,心怀敬畏。我流连于他的《圣地》、《深不可测》、《冥想》、《觉悟》、《空》、《妙不可言》等画前,感触到打坐时天目所视及修炼之境。他吸取水墨画的东方精华,运用令人摄服的技法,自创一格,韵味十足,受到当代艺术评论家的重视,好评如潮,称赞他的创作是把传统中国文化融入现今时代的杰作。

屏幕上的高行健黑T恤,瘦弱,清淡,和善,朴实,一望而知的文人风骨。他含笑忆及98年来新加坡的情景,留下美好的印象。手术初愈,人在巴黎,未能成行。

高行健1940年生于中国江西,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中,高行健下放农村劳动五年,暗中写作,被妻子告发,忍痛含泪烧毁十公斤一大箱小说及剧本创作手稿,也烧毁了夫妻间的姻缘。“在中国,我不能相信任何人……当时的气氛已经被毒化,人们已经被洗脑,甚至你的家人也可能背叛你。”

78年开始发表小说。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当政下的中共当局发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高行健的剧作《绝对信号》、《车站》、《彼岸》受到强烈批判,被打成“精神污染”,其它作品也遭到查禁。他也一度受到严密监视。医生误诊他有肺癌,当得知当局有意将其送入劳改营时,便逃离北京,在长江流域漫游了十个月。

后来以画养文,专攻水墨。85年办画展,获得国际声誉。87年应邀赴德国与法国进行考察及学术交流。1989年“六四”后,他抗议天安门屠杀,宣布退出中共。在巴黎写了以“六四”为题材的戏剧《逃亡》。大陆当局公开点名批判,开除公职,查封他在北京的住房,所有作品被禁。高行健说对中国大陆那套体制彻底反感,除非政治环境改变,否则他再也不回到那块土地。

95年长篇小说《灵山》的法文版出版,引起轰动。96年剧作《生死界》上演。98年《一个人的圣经》出版。200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成为百年来,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

为了配合画展,美术馆于11月20日下午在新达礼堂举行“高行健双语国际论坛”,探讨与高行健写作、绘画及戏剧相关的课题,借此提高公众对高行健多元化作品的认识。由新加坡美术馆理事庄永康先生引导,介绍了五位资深望重的主讲者。

来自澳洲悉尼大学的陈顺妍教授首先发言。她将高行健的主要作品翻译成英文,认为高行健的巨著《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一样,是自传性的小说,表现了不同方面的自我,心旅历程。表现了在极端敌对的外界环境下,集体对个人、个性的压抑扼杀,个人维护尊严的悲哀和挣扎。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自我的歼灭之后,高行健对任何足以对左右个人心理,引诱作家背叛文学及自我的力量(意识形态、理论或市场因素等等),皆保持十分警惕。

法国普罗旺斯大学的杜特莱教授是高行健的好友,他和妻子共同将高行健的小说和剧本翻译成法文。杜教授用清晰顺畅的华语,笑眯眯地向听众分析高行健的作品在法国广受读者喜爱和评论家好评的原因。一是异国情调的吸引,高行健的作品浸濡着中国古典文学之风,传承老庄哲学和禅宗精神,独特新颖的现代写法,纯正的中国味道,(小说中的风景如山水画,对白富有禅意。)适合法国人的审美观和趣味。其二法国人对高行健在专制暴政下,坚持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勇气很敬佩。

香港中文大学的方梓勋教授说,高行健的探索创新对戏剧的贡献较大。他的《八月雪》是对禅的体悟和表达,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逍遥游的自在,以平常心、开放心来尝试一种兼收并蓄和全新的戏剧形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柯思仁博士谈到一个“边缘性”问题。高行健长达半世纪的流亡生活,选择在大中国以外的边缘地带,对政治与文化进行冷静超脱地反思。这对处于中国以外的(边缘位置的新加坡)华人社群来说,或许是一种相当恰当的参考。不少大陆作家虽有成就,但他们掺杂政治元素的民族情意结太强,对中国问题有很深的沉溺。高行健无疑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虽然这不能使中共当局满意。高行健有意把自己安放在边缘,却站在了舞台最正中的位置。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国家美术馆的陈履生先生通过投影大屏幕,展示多幅中国画,侃侃而谈。中国水墨画素有诗书画合一的传统,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历代文人雅士乐此不疲。由于特殊时期的原因,这种传统被割断,被政治思想渗透,成为宣传工具。如这幅《大炼钢》的政治运动场景,江苏国画院的《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高行健的画在国际上倍受推崇,在国内却几乎无人知晓,包括堂堂美术院院长。只有少数人私下研究。欣赏高行健的水墨画,难以剥离其与文学的关系。他的画和文学内容互为补充、印证。由中国传统的写意出发,以创新的技法,融会贯通,魔术般地散发着神秘气息,流露内心深处的积淀,表现出了一位“怀疑者和洞察者”在文字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流亡给高行健创作的生命和自由。“人们很难想像中共现政权还在向精神施加的淫威。新闻检查至今非常严格,此外自我审查还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一个人想避免空头大话越来越难。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向来是互相加强的。只要历史还在结结巴巴不讲真话,流亡的写作就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灵山》是一部朝圣小说;《一个人的圣经》是对文革的清算,即“我的”见证。

高行健在演讲中阐述“文学切入现实的表层,深深触及现实的底蕴;它揭开假象,又高高凌驾于日常的表象之上,以宏观的视野来显示事态的来龙去脉。” 他将西方文学技巧和纯粹的东方精神融为一炉,呈现出诗意的神秘、哲学的深沉以及戏剧的张力,作品深深触及了共通的人性,和音乐一样本身就超越语言的障碍。

他是个很真的人,不媚俗,不软弱,人格独立。长期以来默默从事着相当孤独的创作,饱受打击,自甘寂寞,自得其乐。不求认同,不求回报。他视野宽阔,观点精辟,从小说、戏剧到绘画,探索寻找生命的真义一直是高行健的精神本质。

他坚信创作是生命存在的证明,唯有在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中才得以自救,创作如同证词。

2005年11月26日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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