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日讯】问六：
您是否觉得自己的学说也纠缠了一些语词问题（如存在等概念）？
答六：
语词是今天的文字文明所无法摆脱的症结。当你试图进行表述，试图想让人能够有所读懂，你就必须纠缠一些词语问题。甚至，今天关於哲学的创造，几乎等于了关于词语的创造；在这种创造中，形成了一波波词语的时髦。词语——这种形式本身——演变成了具有庞杂内容的实在，堆积起了一个词语的宇宙。一些哲学教授，以及一些哲学化的教授，虽然在哲学的创造方面是那么地愚钝，愚钝到不能学、不可教、不必议的地步，却掌握着制造词语的话语权，并制造着词语，实在想不出什么名堂，可以把杯子说成小锅子，把锅子说成大杯子，在权威的光环笼罩下的人们，竟然能领会出无限的意思，也不得不领会出许多意思，为这种制造疯狂。
今天，当人们一想到哲学，眼前呈现出的便是堆叠着的经典，是由无数词语构成并由哲学教授们进行诠释的庞杂体系。虽然经典中蕴藏着许多天真、自由，但语词的纠缠诱导人们忘记了天真、自由的哲学的存在。这是哲学的堕落，又是哲学的辉煌。在词语的游戏中，哲学几乎失去了自己，但词语的游戏又使哲学获得了空前伟大的形式，捕捉着所有的现象并渗透到了所有的领域，通过各种方式印刻到了每一个人的大脑当中。堕落中辉煌，辉煌中堕落——这是哲学自己不能左右的命运。
哲学——要是能够不用这个词该多好——是心的。它是我们的全部精神。它贯透在我们的每一根神经和每一个细胞当中，它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身。因此，哲学是我们活着的生命，是我们全部的行为。所有真正的哲学家，都是把自己的生命全部融入哲学并把生命与哲学化为一体的哲学人，或哲人；他是活着的，活着的时候也是死了，他本无所谓生死，他是永恒。因此，哲学不需要叙述，或者说叙述本不是哲学的必要。盗火的普路米修斯，逐日的夸父，——再也没有什么哲学比这更哲学了。火刑场上的苏格拉底，品尝着弟子奉献的干肉的孔子，站在地中海岸眺望理想国的柏拉图，做着蝴蝶梦的庄周，十字架上的耶酥，菩提树下的释迦牟尼，——这就是哲学。
但是，哲学作为一种文明注定了要学科化，而学科化一定要书面表述化；这是文明的必然，虽然文明也有前文字文明，并不由文字发明了才诞生文明。
语言（口语）是行为的一种基本方式。心由言发，言由心生。但心言之间并不全然一致，也不可能全然一致。心言之间一致的程度，受着表达能力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刚性的，即表达能力限制了语言表达意思的最大可能。但语言所具有的意思又经常会突破心中意思的范围。心中意思是心中明确的意思，然而心中不仅只有明确的意思，也还有着不明确的“意思”，有着表意识所不自知的潜意识、前意识、潜情欲、前情欲，即使表意识、表情欲，也并不等于意志能够实现有序的控制，因此，内心的“无序”经常会自然地呈现为“无序”的语言，使语言所具有的意思甚至彻底背反心中的意思。心言之间，言既是心象，又不尽是心象。
语言对意思表达准确性、完整性的保证，唯一的根据是话语的实践。这种实践包括心、表达、语言三个方面。心的实践是内向的功夫，这种功夫的基点是内省，所趋向的是明白与不明白。表达的实践是外向的功夫，这种功夫的基点是训练，所达到的是能力。话语的实践是外在的行为，是重复着的表达。全部的实践是意志的实践，因此，从外在的角度说，语言是重复表达着的意志，或意志的重复表达。这种重复是消耗生命力的过程，因此，就语言的外在而言，必然就要追求效率性。对效率性的追求从话语主体来说，可能不得不放弃或暂时放弃自己语言的被理解，而以被记忆、被模仿、被记录为直接的功利目标。这样，由于语言的被记忆、被模仿、被记录，就有了一种可能，即语言不再需要重复，语言的表达仅仅就是一次表达。
由于语言成了一次表达的语言，因此，反过来，实践也就有了功利性倾向，不仅表达不再重复，功夫的养成和坚持也被忽略，语言呈现出了一种武断性，这种武断性就是语言的肤浅化。因此，当语言表达的物件越多，语言被记忆、被模仿、被记录的概率就越大，语言的表达就越不需要进行重复，就越会具有武断的和肤浅的倾向；当文字这一记录语言（口语）的最便捷、最自然、最经济的工具发明，语言的武断和肤浅也就获得了最便捷、最自然、最经济的工具基础；当现代发明了几乎可以即时传达给所有人的摄录语言和语言者的音像体系，语言的武断和肤浅程度也就超过了以往全部的文字文明史。
语言作为一种行为方式，是活的语言。但是，当把语言仅仅看做语言（口语），语言就被狭隘化作了孤立的语言（口语）。语言包括着三个方面：口语，动作，表情。同时，所有的语言都是在一定的情景中表达的。因此，语言的全部意思，并不仅仅体现在话语当中，而是在一定语境中联系着动作和表情的具有声调、音节、韵律等的话语的总合。从这个角度说，如果不是为了掌握可能比较方便于解读一种语言的工具，不是为了强迫别人如何说话，最无用、最荒唐的一门学科便数语法学了。
最糟糕的莫过于中国的语法学家，他们实在找不到更多吃饭的地方，就借助于国家的力量，蛮横地做起了压迫中国孩子自然语言天赋的暴君，逼迫孩子们不去天真地说话、快乐地阅读，却陷在语法学黑暗的地狱里埋头勾划什么主、谓、宾、定、状、补；他们耗尽了孩子们的天性和脑髓，实在是些把孩子当饭吃的吃人的家伙。语法学家，以及把语言仅仅当作语言的传统的语言学家，他们的全部症结在于无法解决语言之外的意思表达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不知道语言不是意思表达过程中孤立的方式，更不知道和不能解决不说也是一种语言方式——没有话语也是一种意思表达。语言的这种特性，正是一些最早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老子（《老子》主要是后人的作品）、孔子等人沉默多于表述、表述多于著述的基本原因之一，正是中国禅的重要根源之一所在。
在今天这个以文本为基础的哲学学科对哲学进行垄断的时代，在这个不得不在书面纠缠范畴、命题、演绎等的时代，更在流行着把哲学简单地原理化并把这些原理作为庸俗的统治工具的今天的中国，任何哲学家都已经无法摆脱这种时代的约束。但对严肃的哲学家、思想家来说，必须要提醒自己的是：这不是哲学的全部。哲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永远必须从苏格拉底、老子等的起点甚至更原初的起点重新起步。哲学应该从甲骨文、锲型文、圣书体、玛雅象形文字、荷马史诗的起点重新起步，应该从远古智人的石器重新起步，应该从北京猿人的火堆重新起步，应该从古猿的牙齿重新起步。
哲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永远必须以今天所发生、进行着的一切为起点重新起步。哲学应该从每天的太阳、月亮重新起步，应该从田野里的农民和城市街道的人流重新起步，应该从每天的油盐酱醋重新起步，应该从床第间的呻吟重新起步。哲学就是这样一门最原始也最年青的学科，是永远天真、自由的学科。哲学的全部魅力在于：哲学是门永远要说、永远说不清楚、最好不说、终究不能说的学科。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内省着的功夫和观照过程本身更哲学的哲学了！
但是，语言的文字记录以及这些记录所构成的文本，注定了哲学的发展将形成一条限制自己天真和自由本性的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使自己的身躯越来越庞大，有如在泥泞中越滚越大的沉堕的泥球。由于记录，语言，就忘却了自己作为口语的本来面目，而以为了自己就是书面所堆积着的那些文字。经过记录，语言被抽出了它的情景，割裂了它与动作、表情的联系，成为完全孤立的语言。不仅如此，它的丰富的声调、音节、韵律都在标准化了的符号中失去，成为一堆近乎死亡了的符号体系，从而不得不再通过一种标准化了的教育，培育出人们的复读能力以解决这些符号的重新语言化，但这种复读了的语言不仅已经标准化，而且将由于读者的诸方面差异而发生彼此间的天壤之别，更与原本被记录的语言本身相去不知几万里。
既然语言被记录着，并且，这种记录已经成为文明的必要，就不仅不得不被记录着，而且也要进行着记录，说话者——哲学家——就必须改造自己的语言。他必须使自己遵循文字的全部规则，内化为自己的内省和表达功夫，按照标准化的语言进行思维和说话，以使自己的语言与文字达到最大可能的一致。哲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第一次完成了它的标准化。但是，即使对那些渴望进行言说的哲学家来说，这一标准化也是极其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扼杀了他说话的灵动和语言的生动性，更是在标准化中标准化了他的完整意思，有可能从根本上违背或颠覆了他的意志。
因此，仅仅这一原因，就使一些最早的哲学家们更愿意述而不作，即使以后沦陷在了文本中的哲学家们，也会经常产生进行言说的偏好，特别是宗教思想家们更多会偏好说经而不是写经。然而，既然说了，就仍然可能会被记录。文字一当形成，随着它的传播，记录就是越来越经常、越来越普遍的事情。而与人说话的行为本身，就是说话的哲学家传播自己思想的行为，因此，哲学家就处在了记录与不记录的痛苦当中。
一些最初的哲学家仍然希望保守自己的天真和自由，坚持了仅仅说话的立场，但他们终究是被记录着；他们本人以说话进行传播，他们的弟子和听众则通过记录采用了文本的传播方式。这些最初的文本——被记录的文本——当然给后来的哲学家们以阅读的快乐，但也带来了不尽的痛苦。即使假设文本是完整的，文本是否完整记录了思想？是否参以了记录者自己的思想？等等，不管文本的研究达到什么程度，都将是永远的天问。这种情况强化了传播思想的哲学家们一个永恒苦难：是自己著述还是被记录？
因此，在文本的时代，任何一个真正的哲学创造家都会陷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说话还是不说话？怎么说话？被记录还是著述？怎么着述？但是，苦难之处恰是幸福之处，他一当做出选择并予以实行，就会在痛苦中被崇高的快乐所包围。当他选择了不说话，他就得到了更内省的和在内省中获得明白的快乐。当他选择了说话，一当说了，不管他说了什么，总是意味着一种从功夫外在化提升了的明白境界，而明白——不管明白到什么程度——总是非常快乐的，甚至是最令哲学家的灵魂快乐的事，因为，这种明白是内在明白与外在明白的统一，是比内在明白更完整了的明白。
哲学家的天真性和自由性决定了哲学家的明白总是自己方式的明白，在明白过程中他采用的是自己的话语方式，因此，既然说话了，就是在表达中进行着传播，哲学家此时仅仅自己明白仍然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他不得不使自己说话的物件有所明白。他无法保证对象完全明白，他也可能没有使物件达到完全明白的念头，但他必须使物件有所明白，至少，要明白他的语词形式。他必须选择语词。当他选择了能够使物件有所明白的语词，并使对方听了后表达出了有所明白，这是快乐的。
有所明白的物件进行记录，如果这种记录正是哲学家希望他记录的，这是快乐的；但经常的事情是，正因为物件有所不明白或其他的原因，被记录形成的更是痛苦的感受。因此，传播思想的哲学家更会进行著述，即由自己本人进行记录。如果著述仅仅是自己记录自己所说的话语，虽然也是件快乐的事情，但也是件无奈的痛苦。著述真正的快乐在于，它跳过了说话、怎么说话的过程，把内心的思想直接转化为了文字，在这一过程中凝聚了哲学家自己明白与使人（设定的物件）有所明白的全部快乐。
语词的选择，这是件太痛苦的事。一切的语词都是标准的，一切的语词都是非标准的。文字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竭尽脑力地解释文字形式和涵义，但文字的形式终究是一种习惯，词义终究是一个大概，所谓标准既是暂时的，也是模糊的，因而终究是非标准的。标准，所以文字是可用的；非标准，所以文字是活的，是可以持续被用的。最早的哲学家是幸福的，他们不必受语词过于标准化的束缚，更可以在语词的模糊态中纵横。但他们的纵横却造就了一种标准，成为了后人的精神枷锁。哲学越是学科化，越是作为学科发展，历史越长，积累越多，语词的精神枷锁也就越牢固。
但是，这种枷锁化又走向了它的反面，枷锁的牢固化也促进了学派之间语词的差异。全部的哲学，其拥有的语词是那么多样，并形成了那么多不同的体系。于是哲学家们就不得不在两种态度间彷徨：或者遵循某种体系的语词规则，或者打破某种语词体系的约束，按照自己的意思自由地使用语词。总地来说，天真、自由的本性总是会促动哲学家更按照自己的意思使用语词。但是，归根结底，不管哲学家是如何使用语词，他都是在他的时代并按照自己的个性使用着语词。
一流的哲学创造家总是会在他的时代创造语词。虽然哲学创造家不得不使用他所在哲学文化系统和所在时代的那些语词，但这些语词已经不足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他的意思已经必须要用新的语词进行表达，他也创造了这种新的语词，并且予以了恰当的使用。二流的哲学创造家虽然并没有创造语词，但他熟练地运用了已经有的语词，从自己的立场赋予了这些语词新的意义，使它们成为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活体。三流的哲学创造家总是试图成为一流的哲学创造家，虽然思想活跃，灵光闪耀，但只能生硬地使用已有的语词，并忙于编造新的语词。三流的哲学创造家总是能够比较多地萌生，通常也是哲学创造家诞生的第一步，但他们大多不能冲破哲学知识家们严肃的拦截，只能在幼稚状态时就夭折，或者在平庸的哲学知识家的教导下丧失自己天才的感悟和灵气，转而成为一名平庸的哲学知识家。
哲学知识家对三流哲学创造家的拦截虽然扼杀了许多天才的萌芽，但也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扎实进步的必要。无论是一流哲学创造家还是二流哲学创造家的诞生，都是哲学进步的重大事件，他的卓越或伟大必须由苦难培育。永远不要仅仅用通常的模式去研究和理解真正的哲学创造家（一流的和二流的哲学创造家），不管他们使用着怎样的语词，他们的语词总是他们自己的，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使用着语词。
一流的哲学知识家不仅通晓他所处哲学文化系统或他所崇信的哲学派别的全部知识和精神，更重要的是，他对哲学创造家的创造有着敏锐的识别力，能够比较全面、深刻地认识到其意义，即使面对逻辑十分混乱的、幼稚狂妄的三流哲学创造家，他也能够敏感地从一堆乱沙中看到闪光的金子，他也可以从其他学科的进展中及时发现和提炼出关於哲学的意义。就象一个时代难以诞生出真正的哲学创造家一样，一个时代也不容易诞生出一流的哲学知识家。
一流的哲学知识家总是所处时代哲学学科的荣耀和幸运；一般来说，也是这个时代哲学创造家的幸运，尽管可能遇到的命运是受到无情的批判。二流哲学知识家是所处时代哲学学科的光荣，他们是些非常塌实的研究家和教育家，通晓所处哲学文化系统、某个哲学流派或某个国别、时代哲学的全部知识和精神，准确地掌握相关范畴、命题的内涵和关系，虽然他们可能会迎合某种潮流，但始终坚守着哲学学说的本来面目和渊源。三流的哲学知识家只能肤浅地掌握哲学体系和知识，更多地从字面上理解哲学语词，习惯于对哲学流派和观点进行正确的或错误的、准确的或不准确的、有用的或没用的、进步的或不进步的、好的或不好的之类判断，凡是被他认可或不得不认可的哲学命题在他都具有教条的意义，并且几乎所有的事件、言论都可以用这些教条作出直接套用的哲学提升和发挥。
中国的哲学教授中最多的就是这种平庸的三流教授，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以权威的名义普及某种哲学原理，使很多的人们知道中国竟然有难以计数的哲学院系、专业、杂志、著作、会议，并为人们的话语提供各种哲学名义的语词，构建起一个庞大的精神专制体系。
语词是时代的，也是继承的。继承对于语言来说，是比创造更重要的一件事。语言天然是保守的，是最不可以革命的。语言一当被打破保守的体系，发生全面的革命，文化就将发生重大的断裂和损失。而语言失去继承，则一定意味着文化的中断甚至终结。数十年来，从命根伤害中华文化自然延续性的致命的事件有一件，重伤的事件有三件。致命事件是大陆文字的简体化，不论文字简体化有多少理由，客观上导致了中国文化发生了繁体字时代和简体字时代的巨大断层，导致了中华文化分裂成了海外繁体字文化和大陆简体字文化两个鲜明差别的部分，经过若干代人的巩固，后果将不堪设想。
重伤的三件事件是：由官方强行推广官颁的普通话，而不是由人们在自然的交流中自然形成现代意义的“官话”，中国大量的地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在消解中就得不到自然的继承；从娃娃抓起的外语学习和刚性考试，中国母语文化在天然性上受到了巨大冲击，母语文化的尊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方便的电脑写作由于字形档字数的有限，中国丰富的文字体系被空前简约成了一种速食式体系。除了文字体系的速食化与外国技术的输入有关（根本上还是自己不作为），其他都是文化的自我戕害，如此短时期里从命根上着手的全面的自虐运动，世界史上主要民族的历史中，不知道是否找得到类似的第二例？
对哲学的创造来说，语词的继承是必然的。即使文本记录的最早哲学家们，当我们在说他们创造了最早的哲学语词时，也必须非常清楚，至少仅仅从语词形式而言，他们也还是以继承为主的；在他们之前，语言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但是，当我们今天在说如何继承、怎么继承时，首先指的是一般语言层面的继承。语言继承，这本不是个问题，当我从叫出第一声“妈妈”的时候，当我从认识第一个字的时候，就已经非常自然地在继承着了。
我是中国人，在中国出生、长大，即使已经有了古汉语与白话文的区别，母语终究还是汉语。但我们已经处在了有着分属不同语系的多种语言的环境，汉语、英语、日语、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印度语、朝鲜语等等，哲学对语言的继承就成了个很大的问题。作为中国人，智力亦平平，对我来说，要是终生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好自己的母语这一种语言，就是件非常了不起、很艰难的成就了。永远用我的母语思想和说话，这是我唯一能够勉强做到的。
语言，不只是认识字和写字，不只是用这种语言的方式说话和写作，当中所蕴涵的灵性、觉悟和情感，绝不是语言天才以外的人所能够达到化境的，而哲学（以及真正的文学）天然是要依赖语言的这种灵性、觉悟和情感的。土地、江河、大海、空气、阳光、夜、色彩、血液、子宫、乳汁、声音、情感、传说、历史等等，是语言的真正基础。对我的哲学来说，除了我的母语，我不知道还有第二种语言。
一切翻译的哲学，我并不把它当作它本来的哲学，而是把它当作汉语的哲学，是汉语的哲学知识库中增加了新的知识、智慧和情感，是翻译的创造或创造的翻译，是件经济而伟大的成就——不管我们自己怎样创造着，翻译总是件把全人类精神容纳为我的伟大事业。我因此不会从某一个范畴的字面去简单推断翻译的哲学的本来，而只会从我的母语的角度，从总体上把握它的已经作为汉语的哲学的意思和它本来所可能有的基本意思或核心意思，更会从自己的角度赋予它我的意思。
当我看到一些人不厌其烦地从语义学角度，列出一个词所对应的古希腊单词、英语单词、德语单词、法语单词、俄语单词等等说明其渊源和演变时，我会从三个角度为他们寻找理由：一，介绍和说明一种非哲学精神的语言知识；二，有不能直说的哲学意思而以此为方式说明；三，表明自己的有知识性。除这三个理由，我都将认为是一种知识名义的学术迂腐：既然最终所证明或说明的词是汉字形式的词，就只能首先是这个词作为汉字的本身意思和使用者赋予它的意思，而不是其他。
当我去发表一篇哲学论文时要我写一篇英语提要时，哦，就象我写了首诗要我再用英文解释一遍一样，那是扼杀我的生命和灵魂，——这是英语世界自己的事，是他们借我的基础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提升他们自己智慧和情感的工作。当今世界，既然英语世界发表哲学论文不需要写中文提要，而中文世界发表哲学论文需要写英文提要，那就说明英语世界的哲学保持着他们身处天堂的高贵和高尚，而中文世界的哲学则已经堕落在地狱，龌龊、卑鄙、低贱到了阎王要命令小鬼按在油锅中一直煎熬、不让出锅的地步。
天真、自由的哲学对语言的继承，就是继承自己母语的全部精神并赋予它新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形式上，就是使母语不仅活着，而且以青春的方式活着。哲学的精神与诗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诗是语言的全部艺术，是从肉体细胞和灵魂深处发出的、在全部感性基础上由悟性穿透的纯粹理性，这同样也是哲学的生命本质。不要把我说的“诗”这个词与一定形式的那个诗简单混同，更不要把这个词理解成数十年来中国作为一种文字技艺、游戏、献媚手段的那种东西，它是人的全部感性和灵魂，是从人的生命深处发出在宇宙中回荡的最天真、最自由的语言。
《易》是诗，《诗》是诗，《老子》是诗，《论语》是诗，《庄子》是诗，《离骚》是诗，《史记》是诗，《全唐诗》是诗，《野草》是诗，等等。当不用语词进行表述时，我们的身体本身、音乐、绘画、书法（一种借助于汉文字形式、使用软笔书写、以面的表现方式进行线条化运动的艺术）、雕塑以及全部手的工艺，以及数位体系、符号体系和公式体系，是哲学十分恰当的表述方式。当用语词进行表述时，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诗的语言更恰当、更完美的哲学语言了？
哲学对语言的继承总是在自己的时代的继承。在精神上，不管继承了什么语词形式，一切哲学都是时代的精神，即使某种哲学是种反动，也是在这个时代的反动，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内容之一。但是形式并不仅仅是形式，它本身也是一种精神的形式。现今中国掀起了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哲学上，对孔子为源头的儒家学说的提倡比较地引人注目。总地来说，这是一种中国精神试图崛起的方式之一，其中的内容很庞杂。但是，对儒家学说的阐述在当代仍然充满着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从经典字面上或思想皮毛上的挖掘和生发很容易导致形成反动。这种反动充分体现在个别人重新捡起所谓儒教旗号上。
儒家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非常重要的复兴运动，那就是唐、宋古文运动，这场运动对唐、宋两朝的辉煌有着伟大的意义，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但是，道统也固定和强化了儒家的准宗教性，彻底闭塞了中国精神。元以后的历史已经证明，儒教这个词只能使中国精神走向死亡。康有为的孔教运动曾经变成一场闹剧，今天提倡儒教更是连闹剧也不会做成，至多将是一个笑话而已。最不值一笑的是什么“王道”——不管怎么竭尽脑汁地解释这个词的意思，仅仅“王”这个字就已经注定了所谓“王道”的时代性谬误。中国需要文化保守，而且从对人类文化更多贡献的角度也必须进行文化保守，但保守并不是保守到什么儒教、王道上去。
仁的思想并不是孔子独创的思想，孔子的仁仅仅是中国仁的思想的一个流派；仁是中国思想的基本范畴之一，为所有的流派所共有；不理解这点，反过来就不能真正理解孔子思想的基本内核和基础，就不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继承和发扬中国精神。当然，既然在这个时代提出儒教、王道，其中也蕴涵着一种几乎难以言传的深刻的革命性——它们并不是简单的保守和反动。哲学语词的一切继承，总是在一个时代的继承。对中国文化流于器物层面的理解和宣扬，把中国文化精神归结到仅仅儒家一家之说上，仰望政治权利的欲遮还羞姿态，是一种时代性的庸俗和肤浅。在这种庸俗和肤浅中，新儒家传统并不会因此兴旺，反是有了充满危机的创痛。
对哲学的创造来说，归根结底哲学语词的继承是天真的、自由的，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不论使用怎样的语词或采用哪个流派的语词，哲学最重要的内容是它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和所包涵的内在精神。语词不存在什么淘汰或不淘汰、落后或不落后、陈旧或不陈旧的问题。当有人跟我说你的语词比较陈旧或比较时新时，我只能用微笑作答；他也许非常了解各种流行的学派，但他并不了解哲学表述方式的任意性。
当有人指责我为什么使用那种流派的语词时，我只能微笑作答；他并不知道方便能给我更多的自由。当有人问我是否知道罗素或海德格尔或胡塞尔或萨特或哈贝马斯等等时，我只能微笑作答；他并不了解对我来说，对任何一个哲学家的语词知道亦可，不知道亦可。不管使用什么语词，在哲学的球面上，站在我自己的点上，这才是最重要的——除非我走上课堂讲台，那时，我将首先放弃自己的立足点，将站到所要讲解的物件的立足点上，设身处地地展开物件的精神视角，然后才可以立到自己的点上进行批评。
在语词的使用中，再也没有比引述更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了。当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哲学家、哲学教授这些光辉的名称时，最智慧的哲人只敢战战兢兢地记载别人的话语，他们的弟子也只敢做他们的语录。当有了学派并有了学派的荣耀后，引述才开始滥觞。但即使这样，在古代以至近代以至现代最伟大的著作里，引述始终是件非常谨慎的事。在我写这答问前的几天，正好重读了卢梭天才的著作《爱弥尔》，卢梭在他这本厚厚的书里，仅仅数次提到了英国人洛克的名字，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引述介绍了洛克的观点；书中引述了拉封丹的寓言，但基本都是全文完整的引述。
只有卢梭这样伟大的人物才会如此慎重地引述，才会懂得引述是一个艰难的困境。引述的困境在于，被引述者的思想总是完整的思想，任何具体的观点都有他深厚的背景和基础，因此，引述——即使引述的动机是真诚的——即使非常认真地核对原文，也会很轻易地滑入曲解对方的恶劣泥潭。我们不能在一篇文章中把另一个人的文章全文照抄进来——如果我们想说明自己的意思的话——，而只能非常慎重地把握他的思想，在这前提下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介绍，或非常精确地引述他的原文片段——但原文片段的寻找总是那么困难，稍不留心就会用他的原话曲解他的意思。
因此，在引述泛滥的时代，总是泛滥着肤浅的哲言，总是充满着曲解，更可能是由不良动机主导的普遍的引述阴谋。尽管中国有些哲学教授很一本正经地、很象一回事地用引述堆砌他们的论文，以炫耀自己的认真和学问以及权威性，但我绝不会注意他们喋喋不休的引述，而只会关心他们自己的意思；遗憾的是，通常不会看到他们自己有什么真正的意思，或者他们自己的意思仅仅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根本不需要写什么论文，——他们所谓的论文，不过是用引述加以连接词拼出的一个坟堆，上面虽然长满了绿草，里面其实是具腐烂的死尸。
哲学，只要说和写，就永远是语词，但永远不仅仅是语词。(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