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采访报导) 腐败犹如一个社会的肿瘤，它对社会机体的侵蚀、破坏足以导致整个社会的瓦解和道德的崩溃。反腐倡廉，作为新世纪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吸引着关心中国发展的海内外人士的注意。
那么，2004年的中国在反腐领域有何进展？肆意蔓延的腐败的根源何在？广为争议的“退赃账号”等提议是否又是社会期待已久的反腐良策呢？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就此为您制作了五集特别报导《退赃账号及中国的反腐败》。
第二集：反腐工程三条配套措施之争议
作为当今中国的一大课题，反腐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争论，完全是情理之中。而中国学界、民间对湖南省委干部王明高为组长的反腐败研究课题组提出的“一二三工程”争论也并不局限于“退赃账号”本身，这一反腐工程所提议的三条配套措施也在接受着各界的审视。三条配套措施之一是实行存款实名制，完善国家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而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多年前就作出过这一规定，但却无疾而终。而对于另一条配套措施，也就是“健全举报制度，奖励举报者最高50%的追缴款项”的提议，许多专家认为，它仍存在着严重缺陷，尤其是这种奖励制度随意性太强，不符合依法治国的观念。
四川大学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向朝阳教授说–
向朝阳：这不太妥当，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因为那些举报的人都是为了钱去举报，那些为了钱所制造出来的冤假错案不是更多吗？不是找麻烦吗？
以俸养廉之争
另外，反腐工程提议的配套措施还包括：提高国家公职人员待遇，以俸养廉。主持“一二三反腐工程”课题组的组长、湖南省委组织部处级干部王明高以研究反腐败学者的身份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以新加坡为例对以俸养廉做了说明。
王明高：我们研究新加坡以及比较发达的国家，对公务员来说，在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是实施“以俸养廉”，用俸禄使新加坡的官员能够过比较体面的生活，假使在他退休以后，没有任何腐败或者失职等重大的过错的话，在退休以后国家给他的俸禄能够给他在生老病死都不会遇到障碍，就是能过一种比较体面的生活。
不过，对于外界许多人士来说，“以俸养廉”实际上就是“高薪养廉”，而高薪是否能够养廉似乎一直都受到人们的质疑、甚至否定。向朝阳教授谈到自己的看法时说–
向朝阳：高薪养廉首先要制度化才是基本的，贪官污吏贪那么多钱他都还不够，所以不是高薪就能够养廉的问题。工资高一点，给合理的报酬，保持一个人的心理平衡是有必要的，但不一定高薪就能养廉。首先干部遴选制度是很重要的，如果那个人根本没资格当干部，又没那个能力又没那个德性，你说给他高薪就能养廉吗？养不了廉的，还是个完整的配套制度问题。它必须要有完整的配套制度，光靠某一项不行，每一项制度与制度之间都是相互衔接的。
但是，王明高解释说，新加坡所做的实际上并不是高薪养廉，而是以俸养廉，只是在翻译过程中出现偏差而被说成是高薪养廉。他同时表示，两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王明高：关于高薪养廉，或是以俸养廉，我们对外是第一次谈论这个话题，但是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前后研究了七、八年，到底是以俸养廉还是高薪养廉？这不仅仅是一字之差，在根本上它是一个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
对于高薪养廉，王明高还进一步表示，他本人也认为，在中国不但行不通，而且也不现实。
王明高：中国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这个高薪养廉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都是不可能实行的。现在通过很多次改革，有人说干部太多了，如果还要再以高薪的话，确确实实以国家的财力来说，也不可能接受，不可能高薪它就不腐败。薪比较高它可能腐败的情形比较降低一些，但不是高薪就一定不腐败，这绝对不是划等号的，而且以国内查处的贪官来说，薪水比较高的，他不必为他生活的生老病死来发愁，也还在那行贿收贿，所以并不是高薪能够达到的。
不过，王明高同时认为，以俸养廉则可以行得通，而且有必要。
王明高：以俸养廉就是像新加坡那些公务员过一份非常好的生活，退休以后不必为他生病、养老等等各个方面感到困难，觉得做公务员是一件值得羡慕的工作。要是做一个公务员不能过一种比较体面的生活的话，那么优秀的人不会往公务员去，他就会一部分流向国外，一部分留在国外商人办的私人公司，或者国内的一些私人企业。当然那些各种的企业也是国家的人才，但是更重要的，国家要吸收无数这样的最优秀的人才，到国家的管理等高层次的地位来，让国家走向富强的方面，我说的意思就是公务员的俸禄，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要和他相应。
课题组与反对者就以俸养廉或高薪养廉的争论，同时也在是否能借鉴香港、新加坡经验的问题上表现出来。多年来，在国际反腐败机构“透明国际”对全球各地的腐败、清廉指数统计中，香港和新加坡一直属于亚洲地区清廉指数较高者。由于香港和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可以说有着同宗、同文的共同点，因此有学者和民间人士认为，其借鉴意义应当很大。
专门从事中国腐败问题研究的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孙雁表示–
孙雁：我们很喜欢谈西方控制腐败的方法，但是我们应该看近一点，因为和我们文化上最近的就是香港、新加坡，他们在反腐败方面，我想在非西方国家当中，只有这两个地方可以跟西方国家比，而且他们都是中国文化，都是讲人情的文化，我们向他们学我想可以学到更多一些东西吧！西方的话，因为在制度、文化方面也都不太一样，在西方，人与人之间关系很封的，不像中国人那样，像西方人他可以板下脸来说：不给你帮忙，他不会侵犯自己的利益来给你帮忙，但中国人际关系就不太一样，所以这两个地区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对于香港数十年来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方面的成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曾在去年十一月份表示：是各界“有目共睹”的。董建华特别提及七十年代成立的廉政公署在使香港取得“廉洁之都”称号方面所起的作用。孙雁教授也以香港的廉政公署为例进一步评析说–
孙雁：廉政公署有一点至高的权力，在经费上是高于国家、高于社会，所谓国家就是政府部门，所谓社会就是各大财团，都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你拉关系也拉不上，金钱也影响不了，一个是在权力经费上，它几乎是至高的，一个是不受什么政治社会的压力，因为他是一帮菁英，是精选出来的，而且执法很认真。我想香港前财政部长梁锦松，他在知道要涨税之前，购了一部豪华车，就因为这一点事情就辞职了。中国的话是不可能的，我想中国要能达到这一点的话，也就差不多了，能执法这么认真。像香港的话，信封用了的话，都要受调查要罚款的，在我们中国的话，像公车、公家手机、公费旅游、公费吃喝，那根本就不算是腐败的事情。
但是，四川大学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向朝阳教授则认为，香港新加坡的经验固然对当地起到极大作用，但它对中国大陆来说，仍有其局限性，并不完全适用。
向朝阳：中国的情况很复杂，香港是个小地方，以中国的国家公务员来说，湖南的公务员和北京的公务员就不一样了，它有个国家宏观大政策的平衡问题，而不是一个地方一下就能解决得了的。在这个地方它和香港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如果有一种情况，说那些贪污的人太多了，实在也查不过来，也不可能把人都抓起来，做为一个临时性的措施，说这些人在什么时间之内把钱交来我们就可以减轻处罚，轻的甚至可以免除处罚，可以做为临时性措施考虑，应该在特定情形下，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做为一种制度的话，那是不行的，那是开玩笑。
向朝阳教授进一步指出，香港在七十年代发起廉政风暴，成立廉政公署，并实施退赃免责，的确为香港的反腐廉洁立下汗马功劳；但它毕竟是临时性的行政措施，而非政策法律，而且其成果的稳定延续更多是伴随着其后进行的一系列制度上的调整与跟进。
向朝阳：香港的反腐以前警察贪的厉害也有临时性的特定措施，以前香港的警察人人都贪，香港腐败的很厉害，后来搞廉政风暴，把警察全抓起来了。当时就有一个临时性的政策，凡是在什么时间之内，自己去投案自首的，自己去退赃的，那就既往不究，但是既往不究不是以后也不究，以后再犯那就究了。另一方面在制度上加强公务员的薪资，该提的就提，一切合理化，各种监督制度跟进，但这还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
“捕鱼理论”回应质疑 反腐暗藏权力斗争？
目前，面对外界对“一二三工程”的退赃账号及其特别决定、配套措施等提议的种种反对，以王明高为组长的课题组又提出了一条“捕鱼理论”作为回应。王明高在接受中国国内媒体采访时解释说，反腐败就好比是撒网捕鱼，关键是鱼网必须没有漏洞，才能够捕得到鱼；而课题组设计的退赃账号比以前一些地方实行的廉政账户科学，再加上两项特别政策以及三条配套措施一起，能够共同编织出一张反腐败的大网。
不过，这种解释并没有打消外界对这项反腐工程有效性的质疑。不仅如此，鉴于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曾提出，“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手软！”，而课题组随后提出的退赃账号则建议要“主动退赃、一律免责”，因此，海外有媒体和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这有可能是中国上层有人与当时尚未最后掌握军权的胡锦涛展开的权力斗争的一部分，不排除有人要和胡锦涛的“绝不姑息，绝不能手软”路线对着干，并借此削弱胡的施政权威，而《中国青年报》之后发表的质疑退赃账户的署名评论，则是团派出身的胡锦涛一方发出的回击声音。
对这种分析，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学专家袁红冰教授不以为然。
袁红冰：我觉得外界有点过分的关注中国内部所谓的派系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当然做为政治运作是一定要严密关注的，但是不可以过分。
不过，袁红冰教授也认为，腐败已成为中国官场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
袁红冰：由于腐败已经成为官僚之间的普遍现象，因此现在的反腐败已经成为各个派系之间进行斗争的一种攻击对方的借口。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时期，如果你想整倒对方的话，那你就要找他有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找他有没有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地方；现在派系斗争已经演化为互相以是否追究揭发对方的贪污，抓住对方贪污腐败的把柄，来作为斗争对方的手段，因此越来越成为一种权力斗争的砝码。
外界对退赃账号动机的猜测虽然难以得到证实，但这一反腐措施的提议一经提出就倍受关注、争论的事实，则显示出腐败问题在当今中国的严重性以及各界民众希望政府强力反腐的迫切性。那么，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政府是否有能力、又该如何进行反腐呢？这个问题已成为当今考验中国政府政治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报导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