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3日讯】如果认真统计近几年来舆论界最常用的名词，“空转”、“内耗”等词汇想必雀屏中选。诚然，政党轮替执政开启了台湾政治的新页，但是随后的政治发展却落入“对抗循环”。久之，民间因政治新页而起的喜悦固然消蚀殆尽，因政党对抗而生的忧虑却日甚一日，空转、内耗之说甚嚣尘上，自是不足为奇。
或许正是因为此种徬徨不安的社会氛围，是以当陈水扁总统拿“协商内阁”、“对话内阁”、“安定内阁”为新内阁定调，当受命组阁的谢长廷提出“合作共生”的基本施政理念后，立即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并且得到许多回响与期待。此一发展态势的确值得鼓舞，毕竟扁长关系如何演变不应是此次内阁改组的重点，接班梯队如何铺排亦非社会大众现阶段聚焦所在，台湾究竟有没有办法从朝野对抗中脱困，才是人民关切的真命题。
坦白以言，政党轮替近五年来，政治机器所出现的空转现象，虽均有其客观结构的背景，但“对抗思维”成为朝野行事的主轴仍属关键因素。对抗当然不都是坏事，政治更常常是在冲突中寻求进步的解方，但是如果根本不顾公利，甚至是为对抗而对抗，不以整合为冲突的目的，则对抗的正面价值势必荡然无存，社会纽带甚至可能因之解组。
对抗思维的扩散及巩固，当然与政治人物的现实考量有关，一旦对抗可以带来立即的、短期的利益，又有多少政治人物能够把持住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过，对抗之所以能成为政治人物的主流思维，仍然在于他们相信对抗的意义与价值。
执政的民进党认为，既然已在行政上取得执政权，又焉有不能“贯彻”政见的道理。同样地，于国会中居多数的在野党亦坚持，行政权是少数执政，立法权才是国政的枢纽，执政党应“接受”在野党国会主导的事实。一旦要求贯彻者不能被贯彻，主张接受者不能被接受，对抗就成为双方唯一的出路。
政治人物以对抗为念，反言之，正意味着对“妥协思维”的轻视或否定。他们即使不把妥协视为投降，也会将妥协视为投机。但是民主政治中的妥协，真的只能是投降或投机的代名词？观乎总统制的美国经验也好，或是内阁制的英国历史也罢，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妥协不仅是常态，更是民主政治的运作理则。
妥协不是乡愿，不是骑墙、不是分赃，相反的，真的妥协仍有执著，仍有坚持、仍有原则。民主政治中的妥协只是相信真理未必都在自己这边，成功亦未必都要在当下此刻。特别是现今台湾，多数与少数差距不大，多数不是全面多数，少数也不是全盘少数，多数与少数、执政与在野间的妥协，其实是对人民的谦卑，更是对未来的尊重。十八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的公民社会契约论，虽然有其理论的缺陷，但是他认为，社会“不仅是生者彼此间的合伙关系，同时也还是生者、死者及来者间的合伙关系”，迄今仍然发人深省。
台湾的确因政治的纠葛与对抗，失去许多进步与发展的契机，有智慧的政治人物不能再听不到人民的声音了，特别是其中犹包括来自先辈们的殷殷寄望与后代子孙的深深吁求。妥协思维当然不是政治的万灵丹，但是只要回头看看立法院上会期各政党自以为是的立法困局，只要向前想想台湾政治左支右绌的发展困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断言：“对抗思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妥协思维”必须成为政治人物由衷而立的新路标、新典范。
从“对抗思维”迈向“妥协思维”，不仅要放空，犹需要智慧，更需要担当。艾克顿爵士（Lord Acton）所言：“被少数压制是坏的，被多数压制则是更坏的。”虽系针对古希腊雅典的暴民政治而发，但是对“多数”与“少数”老是执迷不悟的台湾朝野政党而言，却同样是足资警惕的铭言。唯不知朝野政治人物领悟了多少？──转自台湾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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