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8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黄慧敏台北二十八日电）公视“狂飙的世代─台湾学运”二十九日播出第四集“青春、土地、歌”，杨祖珺、胡德夫、王津平、苏庆黎、张钊维、蒋勋、陶晓清等人将启动记忆之库，见证以“唱自己的歌”为主诉求的校园民歌风潮，以及启蒙台湾社会往后运动和改革的乡土文学论战。
一九七０年代是台湾现代史上惶恐不安的时期，从一九七０年钓鱼台领土事件、七一年被迫退出联合国、七二年美匪发表上海公报、同年九月日本承认中共政权，到一九七八年的中美断交。十年之间，与中华民国终止外交关系的友邦至少有三十二国，台湾在国际舞台节节败退。
外交上一连串的挫败和台湾国家定位的问题，困扰着许多的知识份子，也让当时深受欧美西化影响的青年产生了觉醒。当时台湾正在推动十大建设，都市里的中产阶级逐渐形成，要求政治民主的分贝也逐渐升高。
蒋中正总统逝世、蒋经国以青年导师的开明形像接班，使校园出现了一些空间。一群年轻的老师进入大学任教，引导学生突破书房，带领一波台湾文艺思潮与社会观。
五０年代以后的台湾文学主流其实是反共康乐文学，不问世事，不讲人，不讲生活，只讲个人的情欲，个人内心的黑暗的纠葛。一些年轻的作家不满意这些文学和生活环境没有一点关系，如当时是政治大学研究所学生的作家王拓开始转向写作乡土文学。
一九七五年，“报导文学”开始出现在台湾文坛，透过对于本土艺术家像洪通、朱铭、云门舞集的报导，肯定了立足本土，落实现实的关注焦点；相较于以往国民党政府的大中国思维，台湾的土地、人民、生活和传统的文化开始跃上台面。
部分现代主义派指称乡土文学的作品，等同于当年在大陆上共产党的工农兵文学，但也有人认为，乡土文学跟工农兵文学是两码事，一场乡土文学论战于焉引爆。而这场论战启蒙了台湾社会往后种种的运动和改革。
台湾人觉醒到“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所以，作家写的就是乡土文学，音乐人就是要唱给我们自己的人听。
早在一九七０年，中视播出“金曲奖”节目，洪小乔以一把吉他自弹自唱，将民谣风的西洋歌曲带给了电视观众；而年轻的胡德夫也拎着吉他，开始歌唱生涯。他和杨弦、李双泽等人本着“要唱就要唱自己的歌”原则，共同创作自己的歌。
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杨弦在中山堂举办“中国现代民歌之夜”个人演唱会，唱了八首以余光中的诗来谱曲的作品，现代民歌运动才算是揭开了序幕。
一九七七年，新格唱片公司开办“金韵奖”，重金鼓励年轻人创作、演唱，把这股风潮带到了空前盛况。
但究竟民歌和社会有什么关系？在淡江大学的一场西洋歌曲演唱会上，李双泽带着一瓶可口可乐问大家“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带动学生深思这个严肃课题。李双泽的思考方向也由杨祖珺承袭下来，她由单纯的民歌手走向社会运动，再进而转向政治运动。
一九七八年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时，歌坛上兴起一股“爱国歌曲”创作的风潮，像杨弦的“反共大游行”和“异乡重逢”；赵树海写了“云破天开”；侯德健则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龙的传人”。“龙的传人”为当时台湾的悲壮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同时也被官方塑造了一个政治光环，成为歌曲和大时代相互结合的最佳例证。
然而，在那个由政府引导歌曲的年代，政府的力量凌驾创作者的意志。一九八二年，金韵奖在第五届之后终于停办，也告别了民歌所塑造的整个一九七０到八０年代，“五年级”世代共同的记忆尘封箱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