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7日讯】女士们、先生们：
我请求你们塑一座墓碑，我想去上坟。
在华裔民间传统中，到坟墓前祭奠死者谓“上坟”（相关参见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时间一般在新年期间、清明节前后以及七月半时。今年是二零零五年，我想去上什么坟、塑什么墓碑呢？六十年前，我听说那时的中华民国二战死难了很多军民，我说的是：他们。
其实我对“他们”了解的不多，因为我既没有经历过那段日子，我也不是所谓的历史研究专家，我甚至都没有读过几本关于那些岁月的文字。我只知道因为死了人，而不去祭奠，这是有失中国人本分的。我说这话并不代表我多么的伟大，并且似乎希望达到振聋发聩的目的，不是。我既不是高深的理论家，也不是命定的历史伟人，我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子，我的生活体验（虽然很短）告诉我，只是有感而发而已。
对于面对死亡的伤感我体验不多，第一次看见那种困苦是在八九年的天安门事情。当时电视转播了几个死亡的兵士，震惊、恐怖，我当时仅有十岁，看了感到恶心、想呕吐，至今回忆起来仍心里发颤。后来学校还发了一些关于这些方面的书，可是每当翻到那些文字时，头皮、心口一阵发麻，根本不想看、不敢看。我说这个的原因是我站在我这个年龄来看，死亡绝对不是个好东西，它让人恐怖、窒息，令人有太多的悲惨感。是的，对于每个中国家庭、家族来说，看到那些一年年、一天天离去的亲人，内心是怅然的。所以人们自卑的安排了“上坟”的习俗，在约定的日子、在信守的规则、在没有任何统一意志的安排下，自我的、自感的去慰籍自己的、亲人的灵魂。在死人面前，你永远是自卑的，因为你没有任何感到高大的理由和原因。我之所以说这些，并不是想把我的这一观点强加给任何人，我是说至少我这个二十几岁的肉身没有白活。不管我是感到肉麻、心痛还是怅然，这都是自我的体验，没有任何强迫的肆意安排。如果你不能理解或是感受，那只有求助于自己的灵魂或者天真的承认自我的遗失，这比没有自卑感还要可怜。
知道这一点就能了解中国二战时的困苦。据说是有几千万的死亡人数，至今没有清晰的记录，因为那是历史学家们的专长，各自标榜自我的权威，说出事情的许多糊涂，却从来不知死亡的困苦。我无法想像几千万这个数目字，不是因为我的智力出了若干问题，而是即使那是一些地头田间的稻草，几千万的加起来，我也觉得它要比中国泰山厚实的多。没有谁告诉我们这种困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厚实和凝重，何谈困苦？去问自己的灵魂吧，面对如山的尸骨，自己能说什么呢？
可爱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不想在这个吉祥的二零零五年打搅你们的致富梦、升迁情，我不想用曾经的死亡困苦冲淡盛世的丰功伟业，我不想因为你们沉迷在麻醉中而突然打个嗝，我没有这么大的胆量。我只希望我能找到一座书写中国二战死难军民的坟墓，以便我自己去感受自我的渺小和卑微，并在肉麻、心痛的同时发出怅然。然而，不是我缺少犀利的眼光，我没有找到这样的一座墓碑，甚至我发现所有的碑都纪念着他们的丰功伟业，从没有让人感到卑微、困苦的墓碑，我不禁发出失望的惆怅。要建造一座墓碑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例如我所在的城市有一座“重庆人民解放碑”，它是这里的人民政府于城市解放时塑立的，屹然地挺立在城市的商业中心。它的前身是“抗战胜利纪功碑”，是中国二战胜利时的民国政府纪功用的。我无意于说这说那，因我不是历史学家，我是说建立一座碑不是一件困苦的事情，承受墓碑本身的困苦才是一件困苦的事情。
对于人世间的生生死死来说，生承担着太多的伟大，并以困苦的死来体现；死被碑以世俗亵渎着它的灵魂，并继续亵渎生的灵魂。墓碑本身已经死了。
但是，我还是请求、倡议塑立一座生的墓碑，一座关于中国二战死难军民的苦难墓碑，并希望有人去“上坟”。我无意于造成一种势力或是风潮，或者让你我在这个世间突然发现生是多么的卑小，我无意于此﹐我没有那么伟大。我只是希望你我拷问自己的灵魂，还没有死的、附在躯壳上的灵魂。面对苦难，面对死亡，我们这些生者，能做些什么呢？是继续以生的名义亵渎死亡的灵魂，是把苦难当作任意涂抹的画卷，把死亡的悲剧英勇以毫无廉耻的方式幻化为生者的伟大和不朽，还是承受死亡本身的苦难。这只有去问你自己的灵魂。
那些生者——全球华人，仿佛已是一个模糊、残存甚至充满狡辩的概念，因为它是经过历史的。可恶的历史这个东西，它隔断死者与生者的记忆，它甚至扭曲、变形的成为死亡的另一种形式，理解并试图去理解成为一种本身的困苦。去问自己吧，如果你自认为是个华人，无论黄脸、白脸、黑脸，如果你是一个生者的华人，无论你在亚洲、欧洲、美洲，如果你自以为受到千百年“上坟”习俗的感念，如果你感受到我这个卑微人的卑小灵魂，哪怕一丁点，如果你还承担着所谓的公共道义的责任，你自以为或被合法的赋予为谁谁谁的代表或某种权利，我请求你、倡议你直至要求你塑立这样一座中国二战死难军民的苦难墓碑。这封信中之所以提到台湾领导人，并非为了塑立这座碑的实现可能而增加它的政治砝码，本身这种“上坟”就是抛弃政治的，是民间的。只是任何善意的涉及现实和历史就都会被罪恶抹上痕迹，成为邪魔的牺牲品和某种意志的借口。台湾有许多华人或者自以为是华人的人，或者自认为受到华人影响的人，甚至只是一个简单人而已，我觉得这都有可能促成 “上坟”这种感念的产生，至少我认为任何人都有敬畏生命的某种思绪。我不想把这一结论强加给任何人，去问自己吧！
我们有罪！在我的家乡，有一片山垭，在一年四季的任何一天，那里都悄无声息。那里是一些荒冢，被人遗忘的荒冢，甚至一年一年的连土堆都渐渐没有。据说那是一些在那次灾难和战争中伤死的兵士，并且只有民间记忆的描述。这就是所谓的在苦难中伟大的英雄，被万民景仰的永垂不朽的英雄，尸骨、姓名都没有，“上坟”、响动没有，一年四季悄无声息地没有。
为此，我做如下的倡议或者说要求，如果你自认为是华人或者受到华人的影响，或者你还是个人，去掉“华”。
一、请塑立一座中国二战死难军民的墓碑。在塑碑之前可以讨论一下谁具有这种塑碑的合法性和权利，并保证这是一座阐述当年中国死难军民的苦难的墓碑，中国人，国民党人，台湾人，美国人，南极人，日本人，为什么不可以呢？其次是墓地的选择，这是个比较难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世界是受到阻隔的。这比第一个讨论的问题要复杂一点，但不能因此而失去墓碑，否则这个世界有点可笑，上帝和老天都会发笑。再次是谁具有“上坟”的权利，这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但在有些时候和有的地方是个问题。
二、请阐述和传播中国二战死难军民的苦难。这是个责任问题，没有谁逼着你做。例如当年国军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突然炸掉花园口，导致黄河一泻千里并阻断交通，你可以叙说它非凡的军事意义，但我请你同时至少向那些被黄河水冲走的民众默哀，或者表示军人以及普通人的歉意，否则我认为你的写作没有责任，那你还去写什么。六十年，一个甲子，我们的媒介没有责任，是否可以补偿。开个专栏，讲述令人恐怖的、伤心的苦难，或者在醒目位置搞个黑白框，写上“他们死了六十多年，我们从没纪念，我们感到罪，我们怅悔！”或者专门出书、音乐、电影等，好像从来没有过。你甚至可以倡议今年为苦难年，以关注和表达你的哀思。
三、请搜寻那些死难军民的名字。他们本身不是无名的死难者，他们有合法的身份，包括拥有个人姓名的权利，他们不是谦虚的连名字都不肯说出来。之所以我们现在拿不出名单，有困难，也有我们的无知和袖手旁观。想不想拿，愿不愿意拿，那是你的态度问题。拿出多少，遇到多少困难，那是你的努力问题和付出多少成本。总的来说，这是个问题，但你不能一直在这座墓碑上写上，数字：很多，括号：无名。那不是你个人的笑话，那是你本身的笑柄。生与死，生生死死，本身是和谐的，只是没有谁说苦难的死具有和谐性。面对苦难的死，你愿意和谐多少，那是你本身的问题，否则，和谐个锤子。
以上就是我的倡议和要求，没有刻意的要求谁谁谁去做，只有去问自己。个人没有多大的能耐，我只是希望这世上还有这样一座墓碑，虽然迟到一个甲子年。我自己去“上坟”，不想去打扰谁，不想让大家都感到我这样的卑小，因为大家本身都是很大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请求你们塑一座墓碑，我想去上坟，在那次苦难的六十年后。我希望我的这个卑小愿望能够实现，谢谢！
向全球华人包括台湾领导人致敬！
一个华人：重庆锤子
二零零五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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