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3日讯】凡事总得寻根溯源。从史料来看，中国本没有“民主”的概念，它纯是帕来品，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输入的政治思想理念。中国古已有之的是“民本”——国家是君主的，但老百姓是社稷之根本。这道理不难解释，若不是“黔首”们在底下垫着托着，君王高高在上的宝座恐怕也是不会稳当的。
民本之说始自于孟子，他说的“民贵君轻”，在那个时代非常之了不起，其忤逆之罪足够五马分尸的了。只因处于一个战国纷争的大背影下，君王们虽专而不制，且都延揽人才，故其方能遍游列国而畅其言。到得秦时天下一统，情况就大不同了：专制既立，律法严苛，竟以腹谤之罪坑杀儒生数百。孟子此经典之语也就无人敢提及了。于是，“民本”这一带有政治色彩的用语，也就变成了实用的，更适合于封建社会的“农本”——以务农为根本——中国从此进入了漫漫的小农经济的长夜。
尽管如此，“民本”的理念并没有从人们思想中被铲除，在社会的各个时期，它都会有所凸现，并与儒家的学说理论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主要表现于士大夫阶层中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如唐朝的魏征就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喻，形象地道出了民心与民力之不可以忽视。他是从正反作用的两重性来论证“以民为本”的。明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在这方面都有独到的论述。如黄认为“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深入一层：“民本”思想能够发展成为“民主”的理念吗？我以为，这不能一概而论，要作具体的分析才行。在西方社会，突破了中世纪神权与王权的禁锢，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难于前，卢梭和伏尔泰的人文主义理念标榜于后，与中国的民本思想有其一致性（尊民、重民、爱民），但也有不同之处（西方强调个人与个性的自由发展，中国的“民本”则是泛指，对个人与个性比较漠视。）西方社会并不像中国那样因循反复，故步自封：英国的宪章运动，尔后的君主立宪及议会选举制，大大削弱了王权专制，为过渡到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则吹响了“与生俱来权利”的号角。之后更有“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等等。请看，正是在一次次时代的激荡冲击下，专制基础一点点侵蚀坍塌，而民主理念及其制度则浸渗人心，一点点砌造和完善了起来。所以，以上提出的问题在西方社会来说，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因为，西方社会的演变方式与中国迥然不同，它的运行虽有起伏，但却是推浪式地渐进，其成效明显可见。
而中国则不然。中国缺乏西方社会那样广泛的思潮和启蒙运动（此种思潮不只由上而下，它也自下而上。）是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也曾有过各种所谓的“运动”，但那是官方操控下煽起了的“群众斗争”。千百万民众被当作整人斗人的工具使用，以其震耳口号与汹汹声势，批斗胆敢“乱说乱动”的知识分子和一切不满于“党天下”的人。中国也曾有过所谓的“狂潮”，最典型的，便是文革时期的“领袖崇拜”，这是一种与西方普遍的民主诉求截然不同，只有紧跟没有思考，全然臣服于专制暴君的效忠大检阅。
中国社会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其历程之艰难与反复，在世界而言，可说是相当罕见：清末之康梁变法，改良旧制，但旋即有戊戌政变，谭嗣同等人被弃市；辛亥革命“推翻鞑虏，建立民国”，恰予袁世凯、张勋以窃国之机；”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兴起，正值军阀割据，混战连连；蒋介石好不容易得以平定统一，又陷足于内战及抗日；抗日胜利，民主建国有望，而国共内战再爆，生灵涂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主政治重露春色，却有谁能料到，在“革命”名义下专制主义的再度复辟？！
历史业已证明，中国的民主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这是因为中国的古老——它积习太重太深，对一切新事物有着先天的排异性能；也因为几千年压抑下形成的奴性意识浸入骨髓——是一块最适宜于专制主义生根固本的土壤；还因为，西方民主之风虽渐已东吹，但轻拂飘忽，其势其力尚不足以与倒春寒的料峭峻厉相匹敌。然而，这一切也预示了：虽然曲折艰难，行也姗姗，但中国的“民主”必然会在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后，到达那个人们翘首以望——那个意味着伟大转折的临界点。
2005年4月10日星期日
－－转载自《议报》第193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