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7日讯】“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筹委会）日前在澳大利亚成立﹐召集人孙立勇的经历和为人我比较了解。他1979年考入北京市公安学校﹐198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工作﹐做过派出所民警﹐也做过预审员。后因深知警察系统的黑暗﹐转行到某公司保卫部门工作。六四期间他带人在木樨地阻挡入城军车﹐六四后与朋友一起创办《民主中国》（后改名《钟声》）杂志﹐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为由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目前﹐他已写成记述中国监狱实况的书《走过冰山》﹐不久将可出版。
立勇出国时﹐国内朋友介绍他与我认识﹐来澳后几个夜晚的长谈﹐使我对中国监狱里良心犯﹑政治犯的境况有了更为详实的了解。我们一起为他那些仍在狱中和已出狱的狱友以及中国其他狱里的政治犯的艰难处境悲愤﹑着急。他多次表示要组织一个后援会﹐为中国因政治宗教受迫害的良心犯思想犯政治犯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于是有了今天由几位原监狱里的“政治犯”共同发起的“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筹委会）。
一般人会以为这只不过是海外又多了一个有名无实只能瞎嚷嚷的“会”﹐某些人自封个会长或主席什么的就很快“于无声处”﹐而我却看好这个暂时只有“七八条枪”的小组织。因为我知道﹐他们未挂名时已干了许多实事﹐而且是在他们自身尚未立足安稳时就已为中国政治受难者做出了几次经济援助。
一般刚到国外且英文不好的人﹐正常的愿望是赶快安顿自己的生活﹐为稻粱谋。而他们却在搬家﹑鱼店﹑建筑的艰难劳作之际仍把责任和道义扛在肩上﹐辛苦挣到不多的钱除去应付房租吃用﹐几乎全都寄到了十几位中国政治受难者的手上。
有一次我打电话去﹐以为他下班了可聊聊天﹐那知他告诉我他正跟一些人在酒巴﹑俱乐部捡啤酒瓶子去卖钱。当时我心一酸话语都哽住了﹐我知道他那时的腿正因搬大钢琴时压肿了一大块。
有几百万美金的“中国人权”做了不少改善中国人权的工作﹐却也闹出了不小的风波﹐我不知详情不想对此说三道四。我想说的是人心和人格有时比金钱更有价值更有力量﹐孙立勇他们的存在和作为是一证明。洋人的资助当然重要﹐做好中国的事情却首先是要靠一大批正直和有责任心的中国人以“捡瓶子”的精神来尽心尽力。
我认同秦晖先生所论的自由主义者人生观﹕一是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二是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三是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在物欲横流﹐犬儒主义盛行﹐他人之间的强制仍普遍存在的今天﹐稀缺的正是第三个层次的自由主义人生观。
为数不少的海外华人﹐由于生活的艰辛﹐其人生大都停留在上述第一层面上。一些人自以为告别了专制社会与文化却对潜移默化于脑际心底的专制统治者的思维逻辑以及一些极权文化的积淀﹐习焉不察﹐为其所愚而不自知。由于“狼奶”﹑“马毒”的作祟﹐“民主斗士”不能包容尊重他人异见而引发互骂相残的丑闻不绝于耳。有心在第三层次上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者不少人也由于大步难迈小步不愿迈而干脆停步不前﹐只剩下喊喊简单的口号骂骂娘的气力。
立勇几次对我说﹐他不是干大事的人﹐但他要做小事做实事﹐他不想与什么党派敌对﹐只想为推动中国向民主自由社会转型做些他所能做的事﹐从一点一滴做起。援助政治受难者﹐正是他实践自由主义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的自然表现。
后极权中国社会不尽如人意的事很多﹐许多人都恨不能一日将中国民主化﹐但诚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对诺大中国的一些事只能“慢慢地着急”。一步到位“将军”当然好﹐为了“将军”却须先“拱卒”。更多人“无一日不拱卒”﹐“迈小步﹐不停步”﹐中国向民主自由社会转型的实现就指日可待。
我不是主张大家都去捡瓶子﹐能写文章的写文章﹐支撑近半个世纪中国极权主义的旧意识形态仍未完全过气退场﹐书斋里也还需要革命﹔包括海外的华人社会目前组织化程度尚低﹐“中国人权”的风波至少表明﹕中国人至今尚未有一个真正好的组织﹐有组织才能和领袖资质者也应当仁不让﹐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的“单子化”现状。我只是推崇“捡瓶子”的精神﹐并期望有心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人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持怎样的观点主张都以“捡瓶子”的干劲和韧性去展开自己的工作。每个人以合适自己的方式去推进中国的民主化﹐同时﹐对其他人的方式多一些理解。推动中国向民主自由社会转型需要多方合力﹐多元并存﹐道不同可相为谋（真小人伪君子暴徒除外）﹐本来就是自由民主的基本内涵。
中国监狱里一日有一个良心犯政治犯﹐中国的政治就一日是不文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不久将访问中国﹐“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筹委会）已向他提交了一份要中国政府释放的政治受难者名单。为中国监狱里没有一个良心犯思想犯政治犯那一日的到来﹐让我们都来支持“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筹委会）的工作。
就从类似“捡瓶子”这样的工作做起。
2005-4-6于悉尼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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