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庄家背后(2)
猫有几条命？
2002年4月，大盘半死不活，靠已经打的和“医生”许诺还要打的强心剂维持着，所有的人都昏昏欲睡。
忽然间，浑浑噩噩的大盘中杀出一条神气活现的“猫”来。其连拉四个涨停板的气势，颇有启动一轮行情的样子。这让所有的看客都惊诧莫名。
此“猫”何来？沪上著名的亏损股PT双鹿是也。下场休息了一阵，换了个“白猫”的名头，卷土重来了。
大概是受够了从前一周只能露脸一次的委屈，这一次重出江湖，果然狠狠风光了一把。不仅连续涨停，而且还创出历史新高，这很难让人们联想到它还有“丑陋和苦难”的昨天。什么是“厚积薄发”？白猫股份傲视大盘，独步天下的走势，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找到了最精到的解释。
不过，吃水不忘挖井人，PT双鹿能有今天的风光，与所有幕后的“无名英雄”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一连串的恩人中，双鹿首先要感谢地方政府。在双鹿最艰难的日子里，上海市相关部门不仅多方协调，还为双鹿的一批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专门成立了重组班子，可以说居功之伟。所以，双鹿首先要感谢政府的父亲般的关怀，没有这种无微不至的“父”爱，双鹿恐怕早就像它那个堂兄弟PT水仙一样玩完了。但想想也不奇怪，双鹿毕竟是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是直系亲属关系，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谁叫PT水仙是集体企业呢，PT水仙不先死，谁先死？虽然PT水仙的资产质量、负债情况都要比它的这位堂兄弟PT双鹿好得多，但毕竟出身寒微，孤苦无告。所以上海证券交易所还是斩钉截铁地认定是PT水仙而不是PT双鹿“宽限期内不能盈利”。一纸公告，PT水仙成了冤死鬼，成了昔日难兄难弟们的替罪羊。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上交所在选择首家退市公司时表现出来的财务“弱智”上看出，地方政府与上交所之间的某种默契。这种默契的取舍让双鹿走了运，让水仙倒了霉，更让市场哭笑不得，惊诧不已。
PT双鹿第二个要感谢的是资产管理公司。据说，为四大国有银行到处讨烂账的资产管理公司，在绝望之余，一举免掉了PT双鹿近6亿元的债务。仅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一家就免掉了2．5亿元，象征性的收回5000万元了事。一位资产管理公司的负责人无奈地说，收回一点总比一点都收不回好。那意思，整个一个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架势。但真要算起来，资产管理公司的钱是银行的，银行的钱又是存款人的。因而，双鹿真正应该感谢的，还是“存款人”这个冤大头。但冤大头既然不知道自己是冤大头，也没有办法不做冤大头，PT双鹿自然乐得省了这份孝心。
PT双鹿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比如证券监管部门，比如那些一不留神失身于它最后不得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投资者。当然，双鹿最应该感谢的，还是“不畏风险”在双鹿落魄时勇敢建仓的庄家。没有这些庄家的“远见”，又哪有双鹿的今天？这才叫：患难见真情。一句话，双鹿应该感谢这个养它育它的特殊“国情”——一个让像双鹿这样的小混混惬意无比的“国情”。不过我猜想，双鹿一定会理直气壮的说：哼，我是混混，谁不是混混？
有人考证过，猫步是在猫们在最悠闲的时候摆出的姿态，如果遇到狗们甚至比狗们更凶猛的动物时，猫就会步伐大乱，惊慌失措，再也没有了款款风姿。模特们的猫步则更有讲究，因为她们（他们）知道，这是要做给别人看的。PT白猫最近在K线上临空蹈出的优美猫步，看来属于后者。
一位记者在谈到PT一族为什么总能够浴火重生的时候，发出了一个疑问，究竟谁来买单？对于这么幼稚的问题，PT白猫们一定会笑出声来：重要的不是谁来买单，而是谁能够从我们的“苦难”中获利。哈哈，关键的时候还是要打住，反正我们是新生了。
庄家，拓展中的疆域——解读“519”
“519行情”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在“519”之前，中央政府是作为地方政府和庄家的博弈对手而出现在中国证券市场中的。在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及一些权力资本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主要受益者，而中央政府却是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风险承担者。这种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使中央政府在证券市场上一直扮演着压抑投机、防范风险的角色。当然，中央政府的这种谨慎立场与主管经济的中央领导人的个人偏好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我们就会知道，作为中国金融问题最后决策人的朱镕基先生，就一直对证券市场的发展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在这样一种态势下，中央政府在股市博弈中的地位能够保持较高的独立性。因为它的对手除了地方政府之外，就是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合法性的权力资本——庄家。所以，我们看到，在此之前中央政府对股市出手最重的一次干预是向下的干预。那就是1996年12月《人民日报》以大批判口吻对中国股市所进行的抨击。许多经历过那场暴跌的投资者肯定还对当时的凄惨情景记忆犹新：人们根本无法抛出自己手中的股票，因为很多股票几乎天天都有大单封死跌停板。虽然这一次干预并不像某些人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吹嘘的那样，避免了中国的金融危机，但却暴露了中央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时的那种不可遏制的行政冲动。92年之后，中国人在一片市场经济的狂欢中，正在逐渐忘记政府本身的改革。1996年年底这一次对市场的大规模干预，使一个古老政府的形象又一次以戏剧性的形式暴露在人们面前。人们猛然发现，在我们这个国家中，行政力量(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力量)依然是最强大、最值得畏惧的力量。而这种效果，恐怕正是中央政府急切想达到的。在经过1990年代中期与地方政府在各个领域的痛苦的博弈之后，中央政府急需这种权威资源。就这次干预对股市投资者所产生的心理冲击而言，中央政府的确取得某种预期的效果。但我们必须记住的是，这与其说是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倒不如说是强化了某种不受监督的行政力量的权威。这种重新集中并被强化了的中央权威，为“519”特大人造牛市埋下了伏笔。因为，重要的不在于向哪个方向干预，而在于中央政府有没有干预的能力，有没有干预的合理借口。显然，在“519”行情之前中央政府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权威资源”马上将会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结出硕果。
不知是出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形势所迫，还是真的意识到了证券市场的“伟大功能”，1999年5月前后，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造就了延续两年之久的最大一轮牛市。1999年5 月，为了配合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又一次大规模干预股市。在股市短线飙升400余点之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励投资者入市，并为这次行情起了一个荒诞的称呼：恢复性行情。自此之后，疑难杂症缠身的中国证券市场开始了一场虚脱式的大跃进。
“519”行情的发生，肯定让许多一直跟踪中国经济政策的观察家大吃一惊。如果说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积极”的股市政策则实在有点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不过，再突然的事情也还是有迹象可寻的。人们注意到，在“519”前后一段时间，主管经济事务并一直对证券市场抱谨慎态度的朱镕基总理似乎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在这段时间，这位一直主管中国金融的总理，几乎在所有重大经济决策会议上缺席。他的讲话更多是出现在那些与他不太相关的领域，比如科技、教育、环保。对中国政治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很明显，他正在有意或者无奈地回避一些重大的经济决策。虽然我们很难搞清楚这种局面出现的具体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事上的某种微妙调整是引发“519”行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金融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519行情”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原因。虽然“519”行情仍然是刚刚发生的“历史”，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现在就作出一些基本的判断。在我们看来，导致“519”大转弯的政策理由无非以下几条。
一是所谓“财富效应”，即股市高涨可以使人们感到财富增加，从而加大消费动机，刺激消费需求。“财富效应”是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说法（实际上并不流行，只不过在中国证市场被有心人人为地突出了），据称，其灵感来自对美国经济长期高增长的研究。因为有人认为，美国股市的大牛市是美国经济长期低通胀，高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这个观点极其值得商榷，但对于深受经济低迷困扰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仍然是可以一试的药方。在这里，政府病急乱投医的窘迫表现得一览无余。当然，在政府领导人那里，增加全社会的财富效应，不仅是一个刺激消费的办法，也同样是一个营造社会安定气氛的办法。
导致“519”行情的另外一个经济原因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越来越紧迫和越来越庞大的融资需求。在“519”前后，国有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与日俱增，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确处于日益困难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局在国有企业问题上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短期目标，对于当局来说，国有企业在短期“脱困”已经成为了一项压倒性的政治任务。这使领导人在信誉上背上沉重的个人包袱。我们很难知道，这个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的鼓励和放任态度，但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理由。企图在国有企业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固然表现了领导人对中国经济的强烈进取心，但急功近利的色彩也同样明显。更进一步说，将一个涉及数千万人的复杂的系统问题，单纯看成一个经济问题，并试图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加以解决，实在是过于浪漫。不了解这一点，中国领导人将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导致“519”行情的第三个经济原因可能是出于社会保障基金的压力。但我们发现，政府的这个企图在发动“519”行情的时候并不明显，或者说并不清晰。很有可能，后来演变成证券市场巨型利空消息的“国有股减持”方案，是在“519”行情之后才成型的。或者说中央政府在空前的牛市中，“发现”并完善了这个方案。至少，在最早进行“国有股减持”试点的几家股票中，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并不是第一位的目标。我们看到，在1999年年底黔轮胎的减持公告中，第一位的目标是“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建立贵阳市国有资产经营基金”，而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则是放在第二条中。所以，有理由推断，庞大的“国有股减持”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方案，是中央政府在牛市中逐步发现出来的，是一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动机”。在牛市后期，“国有股减持”变成了一个动机非常复杂的行动，是一个“一箭多雕”的方案，既可以解决一股独大，又可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还可以借机抑制股市过热。当然，最拿得上台面的还是社保基金问题。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主管经济的领导人还是过于自负了。
如果上述人事和经济上的原因，因为浮在水面而容易被观察到的话，那么中国证券市场参与主体的结构性变化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并不容易为人发觉。而这个被忽略了的“革命”却可能是导致“519”行情至关重要的动力源泉。
经过90年代的发展，到“519”前后，中国证券市场的博弈格局正在发生不为人知的深刻变化。标志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越来越多与中央政府有密切关联的上市公司开始进入证券市场。我们观察到，在“519”前后，几乎所有的中央部委都有了自己的上市公司，在上市即权力的中国股市中，甚至连计划生育委员会这样与企业经营毫无联系的行政部门都有了自己的上市公司。与此同时，一批直属中央的大型金融和企业集团也开始对证券市场发生浓厚兴趣，他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进入证券市场从事融资及投机活动。这里面既包括那些境内的大型企业，也包括那些海外的中资和红筹股公司。换句话说，除了地方政府及早期进入市场的权力资本之外，越来越多的中央级企业和公司开始在证券市场看到并拥有了自己的利益。由于人脉和工作上更加紧密的关系，这批公司对中央政府决策具有一般地方政府无法企及的影响力。在这些公司中，许多就是直接归属于中央金工委和大型企业工委的，这样的背景显然要比一般的地方政府牛气得多。这批公司的到来，对那些在以往的股市博弈中势单力薄的地方政府及权贵资本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通过股市，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及权贵资本找到了他们巨大的共同利益，一个藏在暗处但能量惊人的股市利益集团正在快速成型。中国股市对政策的高度敏感以及股市潜在的暴利使这个集团特别有动力去游说最高决策层。如果说，由于决策及利益的分散性使得其他领域不太容易形成有力的利益集团的话，那么利益和决策都特别集中的股市则是形成利益集团的温床。可以判断，在中国股市中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智力水平最高、资金实力最强大、集团意识最自觉的一个利益集团。他们上达天听，触角广泛，网络十分复杂。虽然利益集团乃是公民社会中的正常现象，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个利益集团的封闭性和掠夺性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将股市外部的各种社会资源吸引进股市，然后占为集团之己有。就利益的自觉程度及活动的频繁程度而言，中国股市中的庄家集团是当今中国最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没有任何其他集团可以与之比肩而行。这虽然是一个不易察觉的事实，也是许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它却仍然是一个事实。
股市博弈格局这种微妙但却实质性的变化，侵蚀了中央政府在股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独立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没有亚洲金融危机及国内经济的压力，“519”行情也是在所难免之事，绝不是个别领导人脑子发热所作出的仓促决策。因为在现存的制度背景下，只有发动牛市才是最符合这个利益集团的最大利益的。反过来，“519”牛市的发生及发展，不仅大大拓展这个利益集团的边界，也强化了这个集团在行动上的一致性。一句话，在“519”之后，中国股市中的庄家集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熟，更加难以对付。很清楚，在地方政府及庄家之外，中央政府开始面对着一个更加强劲的对手，那就是它自己。在中国庄家风卷残云般的打劫活动中，中央军终于落草为寇，并牢牢占据第一把交椅，成为这个绿林集团的无可争议的龙头老大。而中央军的加入，也使庄家获得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在这种合法性的掩护下，庄家大大方方地转正了。虽然在中国正式的行政序列中，他们还没有获得正式的编制。这也是为什么在“519”之后，庄家行为完全无须遮掩的根本原因。
坐庄，是一种明确的证券违法行为，在任何证券市场都被明令禁止。虽然，自证券市场诞生伊始，庄家便与之如影相随，但达到像中国股市这这样“无股不庄，无庄不股”的地步，恐怕还前无古人。一句“股不在好，有庄则灵”的股谚，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股市对庄家的万千宠爱。在中国证券市场中，最卖座的就是有关庄家的消息。翻开大大小小的证券媒体，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股评家都成了“庄评家”，而诸如基本面之类的情况则统统沦为点缀。不管你如何聪明，如何熟悉各类投资知识，没有庄家的消息，你就没得混。置身其中，你甚至会怀疑，是不是哪一天睡觉的时候，中国的《证券法》改了：庄家合法了！是的，庄家的确合法了，因为制定政策的人也在坐庄。这种身体力行的垂范比任何成文的法律都更加有效。然而，庄家真的有利于众多投资者的福利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否则，在证券市场近200年的发展历史中，各国证券监管当局就不会为如何限制内幕交易而绞尽脑汁了。很显然，证券市场再有中国特色，也不至于离谱得让庄家合法。可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却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残酷事实。庄家的全面合法化，是中央政府失去独立性的一个重要的显性指标。
在“519”之后，显示中国证券市场博弈结构变化的另外一个迹象是，庄家集团的实力和雄心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甚至试图操纵大盘。
许多人都注意到，2000年的中国股市行情，有非常明显的操纵痕迹。这个判断可以从市场的走势中得到部分印证。
以K线为例。2000年3月10日台湾大选结束，陈水扁当选，大盘短线下跌，接着为神秘资金托起；陈水扁“520”讲话前后，大盘又有一轮短线下跌，神秘力量又一次力挽狂澜，再次将大盘导入小幅盘升的上升通道。这与1999年的市场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1999年是利好不断，但每一次利好兑现拉出一根大阳线后，便是漫漫不尽的下跌走势。而2000年则不同，利好不多，但大盘却后劲十足，升势绵绵不绝。要想维持这种走势，没有雄厚的资金以及周密的策划是难以想象的。毕竟，中国股票市场的流通市值已经足够大，任何单一的机构或集团资金都不可能带着大盘画图。与1999年不同，2000年的大盘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资金入市的计划性。如我们在K线中所看到的，每当大盘摇摇欲坠之时，便有一批新资金拍马赶到，挽大盘于既倒。如果说这些资金是99年被准许入市的（实际上，2000年拓宽资金供给的政策并不多），那么，它们为什么不在99年指数较低时入市，而每每要选在大盘十分微妙的时候入市呢？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到某种周密策划的影子。众多投资者看到的所谓戏剧性的大盘走势，其实早以在大资金的计划之中。2000年大盘的第二个特点是增量资金具有比较明显的非盈利性。从盘面上看，增量资金大多是在大盘累计涨幅巨大，市盈率风险高企的时候入市。我想任何一个稍有理性的资金管理者都不会这样做。剩下的答案便只有一个，这些资金入市的第一目的不是盈利，而是护盘。与以往的过江龙资金不同，2000年入市的资金好像一夜间都变成了长期投资者、战略投资者，买进去就不动了。如果这些资金大多是利好兑现就扯腿的短线热钱，市道恐怕就不是慢牛盘升，而早就开始上窜下跳了。这大概可以算做2000年市场的第三个特点。如果说以往的“政策市”还仅限于证券管理机构发布政策的话，那么2000年的“政策市”看上去就别有玄机。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细察大盘走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有人在操纵巨额资金顺序入市。一股神秘的力量左右了市场，其资金之雄厚，操盘之老道，入市信心之坚定，板块调度之游刃有余，皆为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以来之仅见。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证券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协同行动的超级主力机构。虽然我们不能说，有人策划于密室，手握千亿级的资金，直接操纵大盘，但如此周密的资金入市计划，没有对最高决策动向的掌握以及政策的默许是难以想象的。最为重要的是，在这种不同寻常的大盘走势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庄家集团在计划和行动上的默契与协调。实际上，现在逐渐披露的信息也表明，一些著名的庄家兵团并不是孤军奋战。这个系那个系之间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得紧密得多。他们通过股权、互相担保、以及一些更不为人知纽带被连接在一起。一个协调行动的庄家集团的清晰形象正在逐渐浮现出来。对2000年到2001年期间大盘这种被明显操纵的迹象，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也曾明确提到过。到今天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政策主导型国家。政策风一刮，政策便成为衡量行为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许多人一直都有一种隐隐的担心，一个资金及信息（尤其政策信息）严重不对称，充满内部人（不仅仅是企业内部人）控制的证券市场，会不会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提款机。如果事情真的发展成这样，一旦政策转向或市场崩盘，股票市场暂时的共赢假象破灭，广大中小投资者跟风喝的“汤”，恐怕就会第一个变成“药”。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早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事实，只不过我们不知情而已。“519”牛市还没有完全落幕，其中的绝大多数操纵细节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绝对是一部精彩的大片题材，许多情节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中国证券市场博弈格局的重大变化，不仅使中央政府发动“519”行情的目标全面落空，也使其独立制定证券市场政策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原本是想通过发动全民行情，自己开个老鼠仓来达到自己的短期政策目标。但没有想到的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反而被全面套牢。
牛市的结果与中央政府以前的估计相差悬殊。这首先体现在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上。虽然，在牛市初期，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与解决国有企业问题所需要的巨量资金相比，这仍然是杯水车薪。更何况，国有企业问题远远不是资金问题这么简单。资料显示，在经过了几年牛市之后，间接融资仍然占据绝对优势的份额。而这种不切实际的希望，随着股票市场泡沫的破灭，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最新的数据更表明，在投资人遭到市场崩溃的残酷打击后，中国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正在大幅度萎缩并处于半瘫痪状态。2002年1至4月，证券市场共计筹资288.40亿元，同比下降56.55%。股票市场是何等聪明的所在，该拿走的钱早就被人拿走了，而烂摊子自然只能自己看着。最近中央政府开始重新将融资的目光投向债券市场，就是这个政策目标完全落空的最强烈暗示。而那边厢，中国国有企业在经过了一阵神奇的“行政性增长”后，亏损额又开始重新扩大。看来，敞开股市大门让国有企业无度圈钱，不过是引狼入室而已。
在另一方面，用“国有股减持”以充实社保基金的美妙设想，显然也变成了政府决策者的单相思。两次国有股减持试点的失败，不仅出够了洋相，而且激起极大的民意反弹。实在是得不偿失。如果政府想在这个问题上投机，投资者会比政府反应更快。在中国股市上训练出来的投资者，投机的智慧绝对是一流的。实际上，在10月22日证监会被迫宣布“国有股减持方案”暂停之后，政府推动牛市的第二个政策目标已告失败。
至于最似是而非的财富效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振民先生的一项实证研究得出如下几个基本结论：
“1、实证分析表明，包括股票在内的资产的消费效应是存在的，但由于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较小，参与股票投资的居民的数量有限，而且中国居民从股市获得的收益主要用于股市再投资或投机，很少用于大规模消费，因此，股市的财富效应对刺激消费只具有很小的影响。
2、另外，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股市作为一种风险性资产，其可能的收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居民从股票上涨所获得的未预期到的收益，只能是一种暂时性收入，因此，对即期消费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否则，可能就是消费过度敏感了。
3、财富效应的理论基础在于，为平滑一生的消费路径，理性的、前瞻的消费者利用其一生资源所做的跨时最优化。而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居民资产存量尚小，人力资本收入仍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必然会弱化消费者进行跨时最优化的可能，降低了财富效应（在我们的估计中，考虑全部资产，其边际消费倾向a也不过0．02567，远小于安多和莫迪利亚尼对美国的估计值0．06）。
4、股市的升温、财富效应的产生，本身应当是宏观经济越好的结果，是实体经济带起了股市之后，后者再反过来发生作用。这里经济发展是因，股市升温是果，因果不能倒置。寄望于启动股市以拉动消费、内需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人为地吹涨股市泡沫，到头来只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刺激消费，最根本的还应从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居民预期、优化消费环境、调整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等措施入手，切不可缘木求鱼。”
这是我们迄今为止看到的第一项关于中国股市“519”行情”财富效应的实证分析。其结论明确否定了通过股市拉动内需的臆测。值得关注的是，这项研究成果发表于去年10月底，其数据收集的时间应该更早。考虑到2001年9月份之后，中国股市仍有相当大的跌幅，中国股市给中国宏观经济多带来的财富效应应该是负的。这与当初宏观决策者的期望完全南辕北辙。
熊市显然还在延续，市场的现实离政府当初的政策目标越来越远。与此同时，政府坐“庄”的负面效果却正在日益凸现。虽然熊市还远未闭幕，其灾难性的后果还难以评估，但至少有两点，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得很清楚。第一点是，此轮人造牛市套牢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这两年进入股市的资金有绝大部分是国字号资金，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保险公司，还是各类国有企业的资金，通通都可以归为社会公共财富。有统计表明，这部分资金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的绝对主力。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违规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分行进行严肃查处，涉及金额1100多亿元。众所周知，承兑汇票是银行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一个主要渠道。但显然，现在已经披露的资金只是进入股市资金的冰山一角。连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本人也坦承：很难计算有多少钱违规进入大陆股市。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报告的数据，“到2000年底，进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存量高达4500亿至6000亿，占流通市值的28％到37％、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4.5％到6％”。
一轮煽人的牛市之后，毁灭的将不仅仅是虚拟的市值，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财富。原本想依靠证券市场减少坏帐的中国国有银行，非但没有转嫁包袱，反而进一步增加了坏帐。真正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可以肯定的是，自“519”牛市以来所形成的证券坏帐将远远超过90年代初南方的地产狂潮时期。
资产的损失还可以计算，但政府信用的丧失却很难挽回。正是在这里，政府为此轮牛市付出了最为昂贵的代价。不可否认，许多现在正在承受巨大痛苦的投资者正是在政策的强力动员下入市的。《人民日报》的几篇社论在这方面“居功之伟”。什么“恢复性行情”了，什么“风物长宜放眼量”了，在投资者眼中，这些明显带有鼓动色彩的言论在充满政府崇拜的中国不啻为政府所做的书面担保。但这一次，政府和投资者两方面都打错了算盘。“市场先生”终于开口说话了。随着行情无可挽回的跌落，利好政策每失效一次，政府的信用就多丧失一次。作为弱势的中小投资者或许只能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但他们肯定会在心里彻底清算政府的信用。虽然，这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成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一个领导转型因而急需信用支持的政府来说，这完全是不必要的丧失。
毕竟，从长期来看，市场是会自动出清的，今天所付出的隐性成本，并不会自动的消化掉，它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在未来出现（往往是以更加狰狞的面目出现）。所谓不是不报，时间未到。“519”行情虽然因行政力量而起，但却在市场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壮大了市场的力量，这可能是“519”行情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现在，市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展开它冷峻的逻辑。面对这种力量，政府在证券市场的政策目标只得渐次调低，从最初的投机性圈钱到后来的不得已救市，再降低到现在的救券商，保银行。依目前的行情看，政府在股票市场上的政策期望恐怕还得进一步降低才行。一些冷静旁观者的担心，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得到应验，这究竟是悲剧还是笑话？
现在看来，除了洗钱成功的权力资本之外，“519””行情对无论对哪一方来说，都像是一个“局”，一个体制的“故意”失误。
从“519”到现在，短短两三年时间，政府以“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做了一个最让人瞠目结舌的“庄”，但这是最后的一个吗？
左手与右手的战争
银河系崛起
“519”行情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主动利用股市为其政策目标服务的一次仓促的决策。在此之前，中国股市发挥的主要功能是为地方政府融资，以及替以庄家为代表的权力资本洗钱。而“519”行情则使这种洗钱活动进一步扩展至全社会。从本质上讲，“519”行情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集中的一次强盗私有化过程。其规模之大、手法之隐蔽应为中国改革以来之仅见。与中央政府的意愿相反，这一次牛市的全部成果几乎被权贵资本尽收囊中。而问题的致命之处在于，在牛市中超常规发展起来的权力资本，正在日益成为中央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主要钳制者。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央政府的政策都将与权贵资本的利益发生剧烈的冲突。所以，钳制与反钳制的斗争将不断上演。然而，我们会看到，这将是一场左手与右手的战争。
就像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一直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在2000年不断进入证券市场的资金究竟是什么样的资金？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这批资金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具有明显的操纵大盘的企图。更为重要的是，这批资金具有某种统一调度的痕迹。如果这个判断正确，接下来的结论就是，一个准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已经在牛市中诞生并企图操纵中国股市。股市正在出现性质完全不同的超级主力。这虽然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却是中国股市性质发生畸变的一个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信号。这意味着，资源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向寡头手上重新集中，中国在20年渐进改革中发展起来的民间社会正在受到不可抗拒的蚕食。如果说这与计划经济时期有什么不同的话，它的唯一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过去是向行政权力集中，而现在是向以资本面目出现的行政权力的集中。显然，后一种官商勾结的形式并不比前一种更好。
随着牛市的不断崩落，这个悬念开始逐渐有水落石出的迹象。
在中国证券市场中，判断一个主力“实力”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抵抗住市场崩溃和监管运动。从任何角度讲，2001年夏天之后的中国证券市场都属于“艰难时世”，不仅两年多的牛市成果开始获利回吐，而且监管风暴也是历年来最为猛烈的。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当其它的各路庄家纷纷落荒而逃的时候，一些新型主力开始显露“峥嵘”。他们既不是传统的基金，也不是地方性证券公司，更不是那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所谓“私募基金”。在这些新型的主力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具有强大政治背景的金融寡头的雏形。他们，可能才是在暗中主宰中国证券市场今天和明天的真正主人。
在2001年6月之后开始的这一轮熊市中，有一只股票尤其值得让我们关注：东风汽车（600006）。这只行业属性及业绩情况都非常一般的股票，不仅没有在熊市中折损半分，反而逆市飙升，被誉为熊市中最牛的股票之一。这种情况在2001年6月之后的市场中是相当罕见的。正是在这个“罕见”的走势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新型主力的身影——银河证券。
银河证券，注册资本45亿，直属中央金融工委，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布在全国的证券营业部合并而来。无论从其资本还是其权力背景来看，其它证券公司都难望其项背。
东风汽车2001的年报显示，银河证券持有东风汽车16.63%的流通股，位列流通股股东之首。而位次紧紧排在银河证券之后的，是中国移动和融证投资。前者直属中央大型企业工委，后者全称为中国银河融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很明显，这是一家与银河证券有密切关联关系的公司，就像我们以前看到的南方证券与淮海投资之间的关系一样。
结合东风汽车在熊市中气势如虹的经典庄股走势，仅凭常识，我们就可以判断银河证券及其关联公司就是东风汽车的庄家。无论如何，银河证券都有操纵股票价格的嫌疑。但令人费解的是，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监管声中，银河证券却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不能不让人怀疑监管当局的诚意和能力。不过，我们仔细回想一下这些关联公司的背景，我们就能够轻易对这种反常现象作出解读：一家是金工委的，一家是大型企业工委的，而两家的资本实力在业内也绝对是巨头级的。金融巨头+实业巨头+权力背景，就是这个新型庄家组合的本质，而这种实力正是这些新型庄家天马行空，如入无人之境的底气所在。
必须关注的是，在一系列银河证券介入的股票中，都有以自然人面目出现的合谋者。比如，姚振华这个名字就曾经在银河多家重仓持有的股票中反复出现过。而在银河系股票中，交替出现的其他法人和自然人股东正在为我们描绘一个庞大的庄家体系。在操纵合谋中出现自然人股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经常是庄家为了操纵股票使用的分仓手法，但这种明显不规范的操作却经常为洗钱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如果说中科系这样的庄家还是崛起于民间，并逐步赎买政治权力的话，那么银河这样的庄家则完全具备了不同的特色。它一开始就是官办的，它直接来源于最高的政治权力。与中国证券市场以前的庄家相比，类似银河这样的庄家对最高决策具有完全“合法”的巨大影响力。这才是这批新庄家的“新”之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不是游说者，他们本身就是决策者。
绝对不能算是巧合的是，在另外一家熊市中巍然屹立的庄股——宁沪高速（600377）中，我们也发现了银河证券的名字。截止2002年3月31日 ，银河证券持有宁沪高速流通股18，492，990股，为该股第一大流通股东，无疑是该股的主要控盘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股上市的时间2001年元月，大盘正处于牛市转折时期，中国股市的系统风险也处于顶点。由于该股特殊的杠杆效应，该股一上市就被庄家控盘，其调控指数的企图一目了然。在这家完全不理会大盘的庄股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作为银河证券“战略伙伴”的融证投资的身影。
宁沪高速不愧是超级主力控盘的股票，在2002年1－5月大盘最缺乏方向的时候，这只股票却极具象征性地创出了新高。不用问，这是在为市场参与者指示方向。但这种明显背离基本面的走势只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银河系还深深陷在牛市为它布下的陷阱中，以图自拔。这大概并不仅仅是银河系一家的遭遇。
东风汽车、宁沪高速在熊市中的眼球表演，实际上象征着中国股市新一代庄家的崛起。中央军已经在中国股市上全面接防。
作为一个庄家集团，银河系所涉及的股票并不止于这些著名的庄股。
据“赢多利”网站所做的统计，截止2002年3月24日，银河证券及其主要关联人所持有的股票及数量是：
“银河证券”目前最新持有的股票及持股数量：
600006东风汽车 持股数量 49901746 股
600037歌华有线 持股数量 1486439 股
600115东方航空 持股数量 6462245 股
600187黑龙股份 持股数量 6854568 股
600210紫江企业 持股数量 5932344 股
600296兰州铝业 持股数量 1050000 股
600297美罗药业 持股数量 429817 股
600356恒丰纸业 持股数量 310300 股
600376天鸿宝业 持股数量 770647 股
600386北京巴士 持股数量 1407600 股
600393东华实业 持股数量 209253 股
600518康美药业 持股数量 595586 股
000735罗 牛 山 持股数量 200000 股
000806银河科技 持股数量 6522000 股（发起人国有）
000825太钢不锈 持股数量 20083597 股
400002沈阳长白 持股数量 742221 股
“融证投资”目前最新持有的股票及持股数量：
600006东风汽车 持股数量 13659812股
600007中国国贸 持股数量 7512589 股
600115东方航空 持股数量 3333590 股
600187黑龙股份 持股数量 1187702 股
600210紫江企业 持股数量 7515213 股
000563陕国投Ａ 持股数量 2860200 股
000825太钢不锈 持股数量 18628167 股
“中国移动”目前最新持有的股票及持股数量：
600006东风汽车 持股数量 16585105 股
600007中国国贸 持股数量 2800014股
600210紫江企业 持股数量 1773694股
600310桂东电力 持股数量 335000 股
000402金 融 街 持股数量 348870 股
000620圣方科技 持股数量 1933240 股
000825太钢不锈 持股数量 26281350 股
000898鞍钢新轧 持股数量 5018619 股
“太钢不锈”目前最新持有的股票及持股数量：
600006东风汽车 持股数量 4421564股
000898鞍钢新轧 持股数量 7944300股
“兰德投资”目前最新持有的股票及持股数量：
600187黑龙股份 持股数量 3662285 股
000825太钢不锈 持股数量 7729138 股
000898鞍钢新轧 持股数量 15425772 股
“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劳动服务公司”目前最新持有的股票及持股数量：
000825太钢不锈 持股数量 6279053 股
000898鞍钢新轧 持股数量 7116964 股
“郑州迅通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目前最新持有的股票及持股数量：
000563陕国投Ａ 持股数量 2465525股
000898鞍钢新轧 持股数量 6509357股
“东方贸易”目前最新持有的股票及持股数量：
600006东风汽车 持股数量 8791772股
600010钢联股份 持股数量 4956500股
600187黑龙股份 持股数量 3142999股
“五矿东方贸易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最新持有的股票及持股数量：
000825太钢不锈 持股数量 7655383股
000898鞍钢新轧 持股数量 7809000股
“大显股份”目前最新持有的股票及持股数量：
600006东风汽车 持股数量 7350023股
000825太钢不锈 持股数量 10924872股
000898鞍钢新轧 持股数量 8815560股
“姚振华”目前最新持有的股票及持股数量：
600007中国国贸 持股数量 543493股
600010钢联股份 持股数量 2382100股
“天好电子”目前最新持有的股票及持股数量：
600006东风汽车 持股数量 3548624股
600010钢联股份 持股数量 8655500股
“王建国”目前最新持有的股票及持股数量：
600010钢联股份 持股数量 5130080股
000825太钢不锈 持股数量 5524270股
“傅炳词”目前最新持有的股票及持股数量：
600010钢联股份 持股数量 4497773股
“陈义光”目前最新持有的股票及持股数量：
600187黑龙股份 持股数量 2252628股
“樊纲”目前最新持有的股票及持股数量：
600210紫江企业 持股数量 1090300股
对任何一个熟练的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而言，这是不是一个庄家集团并不需要论证，需要论证的是，这个庄家集团究竟与以往的庄家集团有什么区别。在这个表格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中央级的寡头集团领军的，由上市公司、及各类地方投资公司（当然还有众多精明人的老鼠仓）所构成的复杂网络。这些庄家集团由股权、资金、人脉等关系联结起来，其中彼此协同的组织化轮廓已经基本呈现出来。虽然我们很难知道这种协调行动的具体过程，但其层次及规模已远非昔日庄家可比。如果猜测更大胆一点的话，我们甚至怀疑，在新一代中央军的号召下，以前各自占山为王的中国庄家群落，正在进行某种有秩序的重组。即便这个猜测现在仍然是虚构，但在对强势利益集团完全缺乏正常制约的中国，这个“故事”迟早会变成现实。
在上面的数据中，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银河系股票大多是市场中的次新股，其建仓时间大多在2000年之后，这个事实应该可以部分解答我们对2000年股票市场怪异走势的疑惑。而银河系股票中大量的指数股也从另一方面，让我们恍然大悟。可以判定，银河系就是2000年后一直在市场起重要作用的主力之一，是一个在牛市中成长起来的庄家集团。
当然，银河只是这些“519”之后成长起来的新型庄家集团的代表，其它的还远远没有浮出水面。（或许永远不会浮出水面），而银河之所以敢浮出水面或者说愿意浮出水面，乃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这里面的潜台词可能是：既没有人敢拿它怎么样，也可以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护盘。按照坐庄的一般逻辑，像东风汽车及宁沪高速这样放在明处的股票，应该是银河系的旗舰或者招牌。银河系所涉及的股票应该远不止我们通过公开披露所看到的那么多。
作为一家刚刚成立不久大型券商，银河一上场就打出了如此惹眼的庄股招牌，虽然展示了其与众不同的气魄，但其传统的“操纵思路”也昭然其中。在精神传承上，银河所代表的新一代庄家集团与德隆、中科这样的老牌庄家实在是一脉相承。
银河证券的网站域名是chinastock，翻译过来应该是，中国证券。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恰切的意译，既反映了银河的霸气与雄心，也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让人悲叹的现状。银河的高层们一直在倡导中国证券市场的所谓“阳光利润”，但银河的所作所为却在无情地告诉我们：银河以及银河们依然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左手与右手的战争
自2000年新一届证监会领导上任以来，中国证券监管层提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市场化。所谓市场化，简单的诠释就是，政府要远离市场，市场的事情市场办。在另外一些场合，这句话被诠释为：不以大盘指数为管理目标。
这个口号一直被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新旧时代分野的标志，也一度使许多人看到了中国证券市场风凰涅盘的希望。但好景不长，2001年下半年牛市崩溃之后，中国证券市场却走向了历史上救市政策出台最密集的时期。这似乎应验了极少数人对市场化前景所一直持有的悲观预言。
在2001年10月之后，监管当局至少出台了五项重大政策以挽救市场。
继2001年10月暂停国有股减持之后，监管层又连续推出降息、降低印花税、降低佣金以及市值配售。
这还不包括管理层发明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独家救市方法，比如出席各种有明显倾向的座谈会。利好一个接一个，力度一个比一个强。只可惜，市场的反应令管理层大失所望。
如果大家注意到，每一项利好政策都是选择在市场走势恶劣，大盘濒临技术破位的时候发布，我们就能够体会管理当局救市心情之急切。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甚至被投资者讥讽为“看盘式监管”。意思是说，管理当局的政策已经完全被市场走势所左右，其角色转化为了一个市场操作者。只不过，管理层操作的品种不是股票而是大盘。这种作为，与监管当局言之凿凿的市场化精神，相距又何止以道里计。
无疑，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实验已经失败，中国监管当局正在市场化的道路上急速退却。同样没有疑问的是，这种退却并不是由于新一代领导层对市场化的缺乏足够的决心及诚意。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悲剧呢？
前面我们已经反复提到，作为“519”行情的一个副产品，中国股市中出现了一个新型的利益集团。考虑到他们主要的盈利模式，我们将它称为庄家集团恐怕更为合适。在银河系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庄家集团的一些新特点。除了准组织化、游说能力直达最高决策层之外，这个庄家集团还具备另外一个新特点：其挟持的公共资金之巨已经足以影响宏观的金融稳定。这个迹象在市场崩溃时期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至于有人口无遮拦地喊出：救市就是救券商。然而，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已经远远不是券商这个概念所能涵盖。这一点，最高决策层比谁都更清楚。券商那点资本金，亏完了不过6-700亿，何至于让决策层如此出尔反尔，自己掌自己的嘴巴。很显然，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通过上市公司、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银行输入到股市的资金，已经是一个足够让最高金融决策者手足无措的数字。这个金额已经足以或者接近引发一场内生性的金融危机。这可能才是“救市”的要害所在。在市场无情的崩溃面前，袖手旁观就等于放任这样一种前景：一连串的金融机构破产，并进而影响整体的金融稳定。而这种不详的后果，在宏观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发生的概率更高。而2001年下半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形式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可怕的背景。这完全是一场左手与右手的搏斗。如此，最高决策者只有屈服一条路。注意，在这个时候，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日常管理者的中国证监会已经只是这个决策过程的一个参与者而已。即便它据理力争，以维护自己的市场化路线的完整和连续，它也只能投下自己的那一票（当然，这种情况仅仅是我们猜想中最好的一种可能）。而与此同时，股市庞大的利益集团在这个决策中却已经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表决权。这个集团的成员起码包括那些已经深深涉入股市的特大型企业（象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中国移动），特大型金融机构（象我们已经提到银河一样的券商、以及有巨额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国有商业银行等）。当然，它也必然包括那些手眼通天的权贵，它甚至包括证监会本身。在这样的决策程序中和实力对比中，某个和某些领导人良好的个人意愿实在是无足轻重的。
虽然这种决策过程中的实力消长完全是在暗中进行的，但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公开的资料来透视其中的迭宕起伏。这种起伏，可以在朱镕基先生关于国有股减持的两个讲话的前后矛盾中看得非常清楚。
第一次是2001年12月18日。在一篇题为“朱镕基指出应继续进行国有股减持”的路透社报道中，记者写到：“中国国家总理朱镕基指出，中国证监会应拿出新的措施来继续进行国有股减持”。
报道引述他在北京出席一会议时的讲话称，“中国将不会停止减持和出售(国有股)，因为这是中央政府充实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渠道。朱镕基表示，证监会应考虑采取详细措施。但他未提及有关时间表。中国证监会于10月下旬宣布暂停执行国有股减持的有关规定，并表示具体操作办法还待进一步研究。”
显然，朱很不满意当时“国有股减持”暂停的现状，他在催促证监会拿出新的国有股减持方案。在朱眼中，国有股减持并获得宝贵的社保资金，要比股市的涨跌重要得多。看得出，朱在这个时候仍然急切地要启动国有股减持。
然而，不到半年，朱的口风已经大变。
在2002年5月16日，朱在接见香港访京团谈到国有股减持问题时则说：“……这个问题对股市敏感，我不想多说，但有二点我可以告诉你： 第一，国有股减持的方式、方法很多，不是只有通过证券市场一条路可走；第二，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本届政府的任期已不足10个月，期间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因此本届政府任内不再通过国内证券市场实施国有股减持了。”
除非自己的能力已不能左右局势，否则，依朱的坚强个性，他在认定的问题上是不会轻易做出让步的。很清楚，在国有股减持的问题的决策上，朱的能力和决心都已经无济于事。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朱在这个问题上的突然退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有股减持所带来的股市稳定问题已经上升到了什么样的决策层级，而股市利益集团对经济决策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有些人将这一次暂停国有股减持无知地归结为所谓“市场力量的胜利”，并由此将此拔高为“中国经济决策的民主化”的一个开端。这显然是对事实的误读。市场的力量是什么？在这里，这个词语的精确解释应该是：强大的庄家集团。它根本就不可能包括中小投资者。起码就影响决策的绝对权重而言是这样的。
如果暂停国有股减持真的像某些媒体愚蠢或阴险地标榜的那样，是市场的胜利的话，那么在1996年的时候，“市场力量”为什么没有取得同样的胜利呢？答案非常清楚，股市中的庄家集团已经随着股市日长夜大，从决策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了决策的积极参与者和制定者。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决策程序中不能缺少的重要一环。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套用资本市场的一个术语就是：股市利益集团与最高决策之间的“防火墙”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决策“话语权”及足以震撼金融稳定的实力，如银河系这样的新型庄家集团才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才能够视监管如无物。
只要这个潜在的逻辑支配着中国股市，中国证券市场就将继续是并且越来越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天下。在左手与右手的战争中，被牺牲掉的只能是中小投资者。除了离开这个市场，他们在这个市场中的唯一命运将是：在各种各样神圣利益的名义下，被吃掉。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指引下，我们以为，只要条件许可，类似“519”这样的“做局”行情仍然可能重演。
小结：中国庄家谱系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为庄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了。
在我们已经谈到的庄家概念中，它包括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各种中介机构，也包括了各类国有大中型企业，它甚至包括了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几乎囊括了所有与证券市场相关的经济和政治主体。这些处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主体结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并寄生于体制内的合法性资源之中。在纷纷将噬血之管插入股市的同时，这个利益集团还以驱赶、鼓动、诱导等各式各样的方式将社会公共资源推入股市，以供其自肥。就庄家分布的广泛性及与现体制融合之紧密程度而言，庄家就是这个体制。或者反过来说，现体制就是庄家，它体现并成就了庄家身上一切令人不齿的特性。权力和欺骗是它的主要谋生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庄家与现体制业已浑然一体。
在另外一方面，庄家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则是中国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权力及精英阶级争先恐后的掠夺性示范，使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市侩主义蔚为风尚。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追随庄家并参与掠夺是活下去的唯一方式，尽管他们知道这是一种风险极大的生存方式。这种市侩风气几乎渗透进了中国证券市场上的每一个个体。所以，我们看到，“与庄共舞”成了这个市场上的最高智慧和至理名言。在一个大量使用公共资金的市场上，股市不过是一个“全或无”的游戏。赌，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作为一种体制和文化，庄家就是一种中国病，一种中国式的改革综合症。从这两个方面看，尽管庄家可能改头换面，但中国的庄家时代还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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