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正:赤脚医生与中国民主宪政

刘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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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2日讯】有一个村子,非常封闭,又非常落后。不仅如此,他们从来不肯认真学习新文化,又不肯将别人的经验,引用成为自己的经验;他们只相信自己人,不太相信外来人。

这个村子的村民,大都得了疟疾,他们不愿找镇上的外国医生,来治疗自己的疾病;反而,他们都去找村子里的赤脚医生治病。这些赤脚医生,十分热心,他们总是先慷慨激昂地骂一顿病人,说他们的习惯不好,于是才会得了这种怪病;这些赤脚医生,总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开一个处方,然后交给病人抓药服用。

这些医生的骂人与处理方式,令村民十分振奋,村民们都认为这些医生,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医生的态度和做法,加深了村民对医生医术的信任。

说也奇怪,凡是去找村子里赤脚医生的病人,只要按赤脚医生的处方服药,最后都死了。有些病人的家属,纷纷去找赤脚医生理论,那些赤脚医生,总会无奈地回答:“我的医术好,药方没问题,我怎么知道病人会死掉?你知道,我怎么可能存心害人呢?我想大概是病人的体质有问题,才会死去;这不是我的错,那是病人自己的问题,问题在病人,不在我的处方!”。

这些病人家属,总会摸摸鼻子后回家。隔几天之后,又会有一批病人,来找这些赤脚医生;这些村民,不断地重复这种看病、吃药、最后死亡的模式,差不多有2百多年的历史。不论村里死多少人,他们都不会去找镇上的外国医生,他们总是相信赤脚医生。

这些村民,实在够愚昧了,他们忘记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那就是康熙患疟疾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693年,当时康熙病了,据说康熙发病时,“冷时如入冰窖,热时似进烤炉,御医用药后,效果不佳,仍高烧不退。”。那时有一位法国传教士,对康熙说,这病没什么,它只是疟疾,服用金鸡纳霜后就会痊愈了。康熙服药后,果然康复。

所谓的金鸡纳霜,就是奎宁。这种药物,是从金鸡纳树的树皮中所提炼,提炼出来的东西,是一种白色、结晶与苦味的生物碱,被称之为金鸡纳霜,它可以治疗疟疾。

这些村民,实在很奇怪,他们都知道康熙患疟疾的故事;但是,他们就是不肯到镇上去找外国医生治疗,也不肯去买金鸡纳霜来治病。他们只相信赤脚医生的处方,就算死多少人,他们都不会改变这种习惯。

在这群赤脚医生当中,有些人是用巫术治疗法,有些人是用传统草药治疗法,还有些人是用貌似金鸡纳霜的膏药治疗法。前两种人,属于愚昧与无知的赤脚医生;后者属于半吊子或存心骗人的赤脚医生;这三类的赤脚医生,都是有罪的,而其中那些知道金鸡纳霜药,却仍然卖假药的人,他们的罪,应该更重。

中国近代两个世纪的文明问题,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除专制,走向民主宪政?”。任何一种文明的改造,如果不能够帮助中国人解除专制,实行民主宪政,那么都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很不幸的事实,中国两个世纪以来,都无法解决上述的问题。

我曾经思考,为什么中国近代两个世纪以来,有各种内乱、战争与屠杀行为?为什么中共执政后,会导致8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个人数,已经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7千万人的军民死伤人数,难道这是偶然的事件?

我认为,绝对不是!那是无数个中国近代知识份子错误的思想与行为,所汇聚成的必然性结果;这些知识份子,绝对不能够说一声道歉,就了事!他们必须被送进人类的历史审判法庭,接受最严厉的谴责与惩罚。否则,如何能够安抚所有受苦受难人民的心灵?如何能够安慰所有非正常死亡者的灵魂?

让我来解释一下上面的故事,上述的村民,就是中国人;上述的疟疾,就是中国的专制;上述医生的骂人方式,是指中国知识份子喜欢大骂旧思想与专制政治;上述医生的开处方方式,是指中国知识份子喜欢提出一套拯救中国的办法,这些办法大部分都是走专制的老路;上述的镇上,是指西方进步的民主国家;所谓村人都知道康熙病愈的故事,是指中国人都知道,1787年后美国实行了民主宪政成功的故事,但是中国人都不愿意向美国人请教宪政成功的经验;上述的赤脚医生,那可多了,数都数不完!

上述的金鸡纳霜,就是现代民主宪政。例如,1787年后,美国创立了新宪法;美国依据这部宪法,创立了民主宪政;美国这部宪法,是世界上最成熟与完备的宪法,它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文明大国,也影响了日本,使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中国至今都仍然不愿意参考它的模式,实行民主宪政。

所谓的赤脚医生,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类:

第一类喜欢使用巫术的赤脚医生,例如,支援太平天国与洪秀全的知识份子,支持义和团的知识份子;不论是太平天国或义和团,它们的本质,都是拥护专制,反对民主。洪秀全曾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其中指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然而1851年,洪秀全在东乡登上天王龙椅之后,就自称“朕乃真命天子,天下万郭人民归朕管,天下钱粮归朕食”(太平天国《福音敬录》)。到底有哪些人曾经公然支持太平天国的活动?如洪仁玕(《资政新篇》)、容闳(向太平天国提出七条改革建议)、孙中山、毛泽东等人;这些支持者,无形中招认了他们潜意识之中,支持专制统治者的行为。

第二类传统派的赤脚医生,例如,强汝询、朱采、郭嵩焘(《郭嵩焘日记》)、曾纪泽、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张树声(《遗折》)、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黄均隆、沈宝桢、龚自珍、严复、魏源(《海国图志》)、徐继佘(《瀛寰考略》)、梁廷枬、蒋敦复(《啸古堂文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周馥、岑春煊、张謇、徐建寅(《德国议院章程》)、郑观应(《盛世危言》、《易言》)、邵作舟(《邵氏危言》)、康有为(《大同书》)、欧榘甲、梁启超(《饮冰室文集》)、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杨锐、唐才常(《唐才常集》)、刘桢麟、皮嘉祐、樊锥、易鼐、江标、王先谦、苏舆、叶德辉(《翼教丛编》)、徐维则(《东西学书录》)、黄遵宪(《国统志》)、张德彝(《使英杂记》)、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蔡钧(《出洋琐记》)、李凤苞、宋育仁(《采风记》)、张自牧、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斌椿(《乘槎笔记》)、志刚、黎庶昌、何如璋、刘锡鸿(《英轺私记》)、王韬(《瓮牖余谈》)、汤寿潜(《危言》)、孙宝瑄、陈虬(《救时要议》、《经世博议》、《冬游条议》)、陈炽(《庸书》)、唐廷枢、盛宣怀、蒋攸铦、经元善、钟天纬、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宋恕(《六斋卑议》)、许象枢、杨史彬、陈翼等。这些人,他们或许充满了富国强兵的思想,或许充满了改良派的思想,或许极力拥护新思想,或许反对旧思想与专制政权。然而,他们真正的本质,都倾向于专制;他们并没有真正全面与坚定的民主信仰。

第三类半吊子或存心骗人的赤脚医生,例如,邹容、陈独秀、李大钊、章太炎、鲁迅、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林獬、刘光汉、何震、李石曾、吴稚晖、陈天华、秋瑾、君衍(《法古》)、袁世凯、易白沙(《帝王春秋》)、吴虞(《吃人与礼教》)、劳乃宣(《共和正解》)、辜鸿铭、瞿秋白、廖仲恺、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胡适等。这些人,有的人被民族主义的意识所绑架,最后成为新专制的拥护者;有的人攀附在专制政权下,成为专制下的拥护者;有的人虽然打着反专制的旗号,但是本质却是倾向于专制,因为他们曾经受专制教育的洗礼;有的人虽然反专制,但是却成为开启新专制的推动人,如支持国民党或共产党等一党专制的政权。

以孙中山为例,他思想极为混乱,并且前后不一致。例如,他主张五族共和,最后却主张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意识;他主张中华联邦,最后反对陈炯明的联省自治(类似中华联邦),并且主张以武力统一中国,进行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他欣赏美国的三权分立,自创五权宪法,可是却违反三权分立的基本精神与原则,如司法部不独立;他主张民主宪政,但是自己却搞一党专制;他主张民主,后来他却搞个人(领袖)与主义崇拜等。

孙中山接受了苏联的经援后,在1924年1月时,孙中山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了苏联所要求的“联俄容共”政策。孙中山甚至表示,“近来俄国新发生一种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的政体……,惟想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孙中山将欧美的民主宪政,视为代议政体;而认为俄国的一党专制,比欧美民主宪政更好,这是什么逻辑?他还有什么所谓民主与自由信仰可言?

孙中山批评判欧美的代议政制,他认为“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他认为“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孙中山选集》)。他对西方的民主宪制与代议士看法,说明了他民主的真正水平;他只能看见民主制度的弊端,而看不见民主制度信仰的高度价值与理念的深度,也看不见现代人权的本质与价值,真是所谓明察秋毫,不见舆薪!

我认为,孙中山思想的本质,就是大汉主义、大一统意识、大中国思想、大中华帝国主义、中央集权思想,就是标准的专制思想,否则他为什么要搞个人崇拜、造神运动、一党专制、党统治军、党国不分、司法部独立与大汉民族主义?孙中山为了筹备北伐的军款,竟然接受俄国经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为了经援,竟然可以牺牲民主与自由的原则?

当辛亥革命成功时,孙中山仍在美国餐馆打工,他返回中国,不到一周,便就任临时大总统,完全没有所谓民主合法的选举程式,更不是经由全民普选,所产生的总统;如果孙中山可以这么做,那么各地区的军阀或派系势力,难道不能如法炮制?自1911年后,孙中山开了一个假民主的范例,也开了一个专制政治的范例。他的做法,鼓舞了后来许多的新专制模式,例如,袁世凯称帝、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张勋复辟、蒋介石军政与训政式的民主、蒋经国的三民主义道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周恩来的民主专政理论、胡耀邦与赵紫阳的开明专制、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等,不都全是类似孙中山式的专制政治?

其他上述的中国知识份子,也有很多的问题。例如,胡适经常谈民主,但是却没有坚持民主信仰的决心与勇气,在台湾他与雷震组党,蒋介石把雷震抓起来,胡适并没有进行任何民主抗争,也没有设法营救雷震,充分暴露了胡适伪善、奴性与懦弱的本性,我认为胡适是一个没有民主信仰与道义勇气的民主伪善者;康有为、梁启超与戊戌六君子,虽然反对专制与旧思想,但是他们仍旧是拥护光绪开明专制的人;梁启超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主张新民说,也就是“要等人民文明开化后,中国才能实行民主”;邹容虽然大谈西方民主与自由的思想,但是却高举大汉民族主义的旗帜,这种大汉民族主义,根本就是专制的代名词;秋瑾虽然鼓吹解放妇女,但是却高唱“立汉帜胡人齐丧胆,复土地华国大扬眉”,她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华夷之辨”模式的大汉民族主义,其本质仍是专制思想;陈天华宣传民主思想,高度评价卢梭、华盛顿、玛志尼(专制代表人物)等人,但是他却主张“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豫备”,他的思想仍摆脱不了专制的魔咒;章太炎反对西方的代议政制,但是满脑子仍然是商鞅法治的思想,根本就是专制的拥护者;严复虽然翻译很多西方思想,但是对西方“民主与自由”的信仰根源与核心价值,从来就不明白,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属于富国强兵的意识,西方的思想,只不过是作为帮助中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罢了,他个人谈不上所谓的“民主与自由”的信仰;辜鸿铭虽然十分熟悉德国文化,但是他满脑子还是坚持旧思想与拥护专制制度,他最崇拜的女人,居然是慈禧;陈独秀与李大钊,虽然反对专制,但是竟然支持主张专制的中共政权;鲁迅虽然尖锐地批判传统思想,但是他却为俄国与中共的专制暴政辩护,他的本质思想仍然容许专制的意识。

这些知识份子,经常打着反旧思想与专制的旗号,而实际上脑袋里依然保留有旧思想与专制的意识;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是受旧思想教育出生的,因此最终都会呈现出与专制妥协或合流的情形。

由于这些知识份子思想的限制,他们对于中国文明改造的方式,又经常提出一些错误的见解,这种行为是有罪的,绝对不能够轻易饶恕他们。这就好像一个医生,为病人开错了处方,而导致病人死亡;虽然医生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但是他的错误处方,却是有罪的,人类绝对不能够因为“意图伦理”是善的,而抹煞“责任伦理”的罪行,这就是我认为中国近两个世纪以来,知识份子必须接受人民良心法庭审判的原因;他们的错误与罪行,必须接受人民应有的谴责与处罚。

我认为,要彻底摆脱旧思想与专制的意识,全民必须完全停止学习旧思想与属于专制文明意识型态的教育方式,全民必须从学习新时代的民主教育与民主信仰开始,否则人民永远不可能根除旧思想与专制的意识,也不可能使国家走向真正的民主化。试想,与一群脑袋里装满了唐诗、宋词、三字经、四书、五经、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专制思想的人,谈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与人民追求幸福的价值,是多么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以台湾为例,台湾至今仍然没有完整的民主教育内容,人民如果能够建立对民主的真正信仰与理念?台湾国内大部分的政治人物与知识份子,仍然受中国专制文化的影响,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民主素质与文明教养,仍然与现代进步的民主宪政国家,有一段距离。要解决台湾民主宪政的素质问题,必须从普及全民的完整民主教育内容与民主信仰开始,这个工作,绝对不能够轻易省略。

中国近两百年来的文明改造,一直围绕着民主化的问题;然而,所谓的民主化,经常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无法理喻的方式,真叫人觉得好笑!

这就好像有一群人,在沙漠中种树,他们成天设坛拜神,并且每天向神祈祷,希望树能够长大;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愿意在认真施肥与浇水,最后树枯死了。这批人还怨神不肯帮忙,或者怪树不争气,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道理?这就是中国人两个世纪以来,最佳的写照!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在一个拥有两千多年专制文明的国家,想要建立民主宪政,无异于在沙漠中种树。这种工作,实在不容易,如果人们还不认真施肥与浇水,那么树枯死了,能够怨谁?所谓的认真施肥与浇水,是指认真地普及全民民主教育、帮助全民建立民主信仰、认真实行民主宪政、举行全民普选与保障人权等做法;如果中国人的知识份子与政界人士,不认真做这些事情,而却怪中国人民一盘散沙(孙中山语)、中国人崇尚英雄(陈天华观点)、中国人民智未开(严复观点)、中国人不够觉醒(陈天华观点)、中国人愚忠行为(谭嗣同观点)、中国人奴隶思想(梁启超观点)等,这种不愿意大声疾呼支持普及民主教育,而却怪人民不行的态度,岂不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1911年民国革命,大部分的人,都以民主的旗帜争夺政权,没有人真正关心民主教育,也没有人提出全民普选的方案。一个国家要迈向民主化,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教育,并且立即实施全民普选,否则绝对无法推行民主宪政。从这点而言,那个时代的知识份子,是有罪的,他们的罪并不轻。

让我们来检证一下,所谓的中国民主教育:一个国家要发展民主教育,必须先从普及国民教育开始;这种国民教育,必须包含充分的民主教育内容,例如,民主信仰、民主理念、民主思想、民主观念、民主制度、民主操作程式等。西方大部分的民主信仰与理念,大都来自于基督教文明的信仰与理念;这些信仰与理念,就是博爱、正义、人人平等、人有责任对抗世界的不公不义、人必须勇敢地专制与邪恶的政权、人必须维护公理与正义、人必须无条件地爱人、人对世界有道义的责任等,因此研究西方民主信仰与理念,绝对不能够忽略了认知与学习基督教文明的理念。

所谓民主信仰与理念,就是民主的核心价值,例如,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自制、自律、理性、责任、荣誉、忠诚、信用、平安、喜乐、幸福与和平等;这些核心价值,自然会衍生出各种民主的思想与观点,例如,人人平等、主权在民、人民是统治者、政府是受人民契约所成立的(社会契约)、民意代表应由人民选举产生、所有政府里的公职人员是都是人民的公仆、法律是人民保护人民权益与限制政府及公职人员的工具等的基本思想。

所谓民主的制度,包括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多党制度、保障人权、全民普选、三权分立、地方自治、人民自决、废除死刑、自由市场体系、第四权(新闻自由)、违宪审查制度、独立于政府的市民社会、私人和民间组织获得充分自由、军队国家化、联邦或邦联组织等的理念。我看不出两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有上述民主信仰、理念、思想、制度与相关器物文明的教育内容。

我想提醒一下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民主思想,绝对不能盲目地相信某些著名民主与自由人士的理论,或盲目地学习进步民主宪政国家的制度。我认为,中国人必须从学习基督教文明的信仰与理念开始,否则中国人永远无法了解西方民主文明的核心价值,这就是中国近代两个世纪以来,知识份子所犯的最要命的错误方式。

在中国近代两个世纪以来,中国有许多知识份子,不断地探讨西方民主与自由的思想,但是从来就没有人真正碰触到西方民主与自由的核心思想,也就是基督教文明的信仰与理念,这就是中国人“民主与自由”信仰与理念不足的真正原因。

我这么说,并不是强迫每一个中国人都信奉基督教,我认为信仰是个人的自由;以我个人为例,我是一个在十分虔诚的佛教家庭长大的人,我信奉观音的慈悲,我也信仰基督教的人文理念,我认为,世界上任何宗教的本质都是爱,所谓的神,就是爱。我尊重每个人的宗教信仰;但是为了建设民主与自由的文明价值,我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基督教的人文理念,并且将这种基督教文明的伟大爱,作为建立个人民主与自由信仰的基础,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将民主与自由的价值推向全世界。

如果中国人不知道该怎么推动民主宪政与全民民主教育,那么他们可以请其他民主国家来帮助,例如,在1911年民国革命时,中国可以邀请美国派“宪政指导代表团”与“民主教育指导代表团”,来帮助中国推行民主宪政与全民民主教育,这种方法,不就可以有效帮助中国民主化?当时根本就不需要孙中山来写《民权初步》这一类的文章,美国的民主宪政模式与知识体系,早就远远超过孙中山《民权初步》的内容水平了。

如果1911年民国革命时,中国人不知道该如何做,那么1945年中日战争后,中国人还是可以按照上述的方式来做。例如,日本在中日战争后,开始学习美国的民主宪政,使自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人至今天为止,对于西方的民主宪政,仍然不肯虚心受教,也不肯认真学习,这就是中国不能民主化的原因。

中国自1931年才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其中内容,才首次出现“男女教育机会均等,已达学龄的儿童应一律受义务教育”的条款。这个法律,就是中国普教国民教育的开始,它比日本明治政府1872年,宣布普及教育的时间,晚了59年;它比严复主张强迫义务教育的观念(1902年),晚了29年。中国人浪费了许多年的时间,使自己成为一个文明永远落后的国家。

然而,它做得并不好,例如,依据武汉大学出版《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文化教育权利”一文(第621页) 中统计,1949年时,中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仅 20%左右,全国文盲人口有80%以上;1986年4月12日,中共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当年7月1日生效),规定正式实行 9年国民义务教育。如果仔细分析中共对教育的政策,立刻就可以发现问题的征结,中共对中国教育的投资,只占人均教育比的2%,远远低于日本的8%–9%比例;这种人均教育比的资料,属于全世界教育投资最低的国家,那么中国文明落后的形势,在短期内绝对无法改变。这些文明落后的现象,将会影响中国未来整体的科学力、经济力、新知识力、生产力、创造力、国力等。

有关于中国民主宪政的基本铺垫工作,我认为中国人必须从普及国民教育与民主教育开始,才能有具体的成效。中国人不需要文化界的赤脚医生,来胡乱设计或创造各种奇怪的民主宪政;中国人只要认真学习成功的民主宪政国家经验,就可以了,例如,学习美、英、日、德等国家的民主宪政经验。美国成功的民主宪政,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大的文明强国,难道它的经验,不值得中国人认真学习?

我很沉痛地指出,至2005年的今天,中国的国民教育,仍然没有包含上述的民主教育内容;以这样的客观条件,要中国人民来谈中国的民主化,岂不是很可笑?

200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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