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5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韦枢台北二十五日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陈列馆今天举行重新开馆三周年庆，所长王汎森特别介绍文物馆是经由1930年代开馆期的诸多史学大老们，秉持异于传统士大夫深陷文字、文献的观念，从各个面向还原历史真迹，从而丰富馆藏并定位成“学术博物馆”。
文物陈列馆今天举行重新开馆三周年馆庆系列免费参观活动。除由所长王汎森主讲“一个‘学术博物馆’的形成─兼谈 1930 年代的一群重要学人”外；同时举办为期一年的“深宫重宝‧墨影留形─青铜器全形拓特展”，将所内珍藏青铜器全形拓和故宫所藏青铜原器照片对照展示，以表现全形拓和原器照片的异同。
王汎森表示，1920年代的中国充满着向西方学习民主和科学，以及向俄国学习社会主义革命两种不同风潮，当时秉持读书救国，认为救国必需靠学问的一群学者，如蔡元培、傅斯年、胡适等人受到西方民主、科学的影响，认为不光是生产、制造可以强化当时的中国，学术也应该扮演建国的要角。
这种想法逐渐影响政府高层和知识份子，而这些想法也奠定后来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规模，王汎森指出，即使如清朝重视历史研究者，也仅在经书的文字和文献中打转，但傅斯年创立中研院史语所时却要求学者们，可以从史学、疑古史学、考古学、甲骨学、汉语语言学、现代人类学、体质人类学、通俗文学等多重面向研究历史，顿时间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规模和地位。
王汎森举出傅斯年最有名的一句话，“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来提醒现代史学家要注意的事，当时的史语所内包括30年代史学组主任，被称为300年来一人尔的陈寅恪、疑古史学之父顾颉刚、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现代甲骨学先驱董作宾、梁启超之子，亦为考古学先驱的梁思永。
另外还有现代汉语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叫我如何不想他”的作曲家）、现代人类学先驱凌纯声、体质人类学先驱吴定良、通俗文学先驱刘半农 (“叫我如何不想他”的作词者)等从各自擅长的学术角度逐步勾勒出完整的历史研究和珍贵无比的考古文物。
王汎森说，文物馆内十余万件搜藏品都是当年考古所挖掘的文物，在别人眼中因为不是完整的精英物品，因此被视为破铜烂铁，但这些文物却不断诉说上古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并且在傅斯年所长要求对出土文物不断拍照、纪录、测绘的观念下，对还原真实的古代生活帮助很大，减少误认的机会，也确定了文物间的关系。
王汎森认为，就是这群老史学家对学问、档案、实物、学术纪录的新态度，才有着今天文物馆内大量殷商出土的文物，佐证了许多事情，而且也是故宫内看不到的东西，让史语所文物馆在国际史学占有一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