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们得了什么病(1)
提要：这种文化的逻辑中，政府的政策是个人行动唯一或最重要的根据。他们当然地认为，只要按照政府的政策去做，就理应而且肯定会得到回报，而根本不必顾忌这种行为是否违背理性以及是否触犯法律。他们无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会对自己负责。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政府“全能”的迷信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各种参与主体那里都表现的异常顽强。这种暧昧的一致性使得中国的投资文化发生了严重畸变。这种文化疾病，正是中国证券市场种种弊端的最深层的由来。
*李老板的老鼠仓
李老板长得又高又胖，天生一付老板的身材。但他穿着随便，又慈眉善目，所以大家也就很少拿他跟大老板联系起来，一般都亲热地叫他“李哥”。李哥人缘极好，属于非常喜气的那种。
最能显示李老板身份的，大概就是那台最老式的大得像砖头一样的摩托罗拉手机了。就是大家在香港警匪片上看到黑社会老大经常拿的那种。那可不是一般的象征。在90年代中期，拿着这样一部手机，就意味着主人是最早发起来的那一批富人。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深圳，人们还经常可以看到有人用这种又笨又重的家什来显示自己的身份。不过，李老板大概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因为舍不得换。与李老板那辆破旧、打起方向来有点像干体力活的桑塔纳轿车配在一起，我一直觉得，李老板在骨子里是很有点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的。用我这个读书人的眼光看，这当然是在中国社会中最为匮乏的一种气质。
李老板早年来深圳，担任内地一家小型官办公司驻深圳的代表，好像有一个什么办事处主任之类的头衔（这是当时官办企业很流行的一种称呼）。经过几年苦心经营，实际上无非搞点走私贩私的名堂，李老板积累了一笔不小的个人财富。
腰杆渐渐粗了，摆脱“公有制”的想法也就慢慢强烈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撇清干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家实在也没有什么油水了。加上李老板的以前干的那一行越来越不景气，李老板终于来到了股市。这是1996年年中。
李老板文化水平不高，初入股市只有听我们传道授业的份。但李老板对读书人的话是很警惕的，对于那些玄而又玄他不能理解的东西，他宁愿坚守自己的常识。经过多方求证之后，李老板买了“深发展”。这虽然与当时所谓“价值发现”的投资文化相一致，但还是遭到我们这些短线客的私下嘲笑。我们自认为在经验和智力上都高李老板一截。
如同李老板的面相一样，李老板的运气真是好极了。“深发展”帮他赚了大钱。看着深发展不断拉出的阳线，心中暗数着股票账户上的财富增加，李老板长线投资的理念更加坚定了。虽然大家经常提醒他应该获利了结了。但对李老板来说，“财富增加”的切身经验比什么都来得更有说服力。
但李老板的运气没有持续太长。那一年的冬天，《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让李老板损失不少。这个时候，我们这些投机客的话慢慢对他发生作用了。不过让李老板改变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老板最终还是选择在“深发展”上做被动的长期投资。
到了97年5月份，随着深发展的股价创出了历史最高价格，李老板的股市人生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而所谓长期投资也成为李老板在股市中的唯一信念。不过这个时候，李老板依然很谦虚，很诚恳。但看得出来，他的成功动摇了大户室里不少人的信念。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深发展步入了漫漫熊途。深发展每跌一点，李老板的财富就少一点，心里虽然很疼，但李老板还是用顽强的意志坚守着他的投资理念，并主动收集有利于维护这种投资理念完整性的各种信息。但很显然，在那样的市道中，李老板并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于是，在短线客忙完了之后，大户室里突然安静下来的时候，大家经常可以听到李老板沉重的鼾声。这个时候的李老板已经成为大家善意取笑的对象。而营业部的经理则更是在背后骂他交易量太少。
李老板还是天天来大户室睡觉。但渐渐地，李老板“福相”的脸上有了憔悴之色，开着车请我们出去到处吃饭的机会也少了，他好象开始在思考什么。
众人还是依旧取笑他，但随着李老板财富的递减，取笑的声音也逐渐微弱。
在经过漫长的煎熬之后，终于有一天，李老板大彻大悟了，他开始特别相信消息了。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李老板的醒悟的具体过程。但人们发现，李老板经常很神秘地跟据说是一些重要的人物打电话，也经常打听来一些消息。李老板交游极广，上至证券公司的老总，下至江湖神汉。我就见过一位他称为师傅的但谁也不知道什么流派的佛教朋友。没有人知道这位朋友是否真是高僧，但李老板似乎很崇拜他，大家也一致认为，这家伙比李老板长得还要像“佛”。有意思的是，这位师傅也经常给他弄点消息。不过对于这类消息，大多数人也就是一笑置之。
李老板的电话明显多起来了，他那大砖头手机刺耳的振铃声经常把我们从“盘”中惊醒。
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笑着问：又有什么消息？
但工夫不负有心人，李老板消息的“威力”终于把我惊呆了一次。
那是1998年4、5月份，本人由于看好VCD的火爆而买进的厦新电子，在经过好几个月的套牢之后终于解套了，于是毫不犹豫的悉数平仓出局。但令我吃惊的是，李老板却在我卖出的同时以16元重仓买进，而且还在18元以上继续加码。凭我当时对这只股票以及对后市的判断，我觉得李老板肯定要吃一个大套。但奇迹发生了，厦新电子成了当年最牛的股票，李老板几乎也在接近40元的最高价格出货。
几个月之后回深圳，李老板向我道出了原委。
原来，操盘手的密友知道了厦新电子即将被爆炒的绝密消息。但这位密友没有本钱开老鼠仓，只好找到了李老板。他与李老板达成协议，让李老板出钱帮他买一些厦新电子股票，赢利全部归那位密友，出货后再将本钱还给李老板。作为回报，他将这个消息告诉李老板，并允诺在出货的时候告诉他。李老板自然是大买特买，快乐地开起了他的老鼠仓。经过厦新电子一仗，李老板的投资观念发生了剧变，从一个糊涂的长期投资信徒变成了一个只相信老鼠仓的精明人。看来，李老板在对中国股市的理解上又上了一个层次。
在中国股市中，听消息、传消息的人很多，但能够开老鼠仓的人则是极少数幸运儿。因为这几乎是制胜的唯一法宝。开老鼠仓比打听消息可能只高出一个级别，但却是高出了最关键的一个级别。它甚至比做庄本身还要稳当得多。
离开李老板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听朋友说，在2001年秋天李老板又在“九江化纤”上开了一个不小的老鼠仓。我连忙打开图形看，想追踪一下老朋友的发财踪迹。不过这一次李老板好像没有那么幸运，九江化纤连续的跌停让李老板输得很惨。朋友末了开玩笑说，李老板最近直嚷嚷着要破产，深圳呆不下去了要回老家了云云。这当然有些夸张，但对李老板的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老鼠仓迷信”却肯定是一个打击。我真的不知道，李老板下一步该相信什么了。
股市里充满了快乐，但也充满了痛苦。但不知道那一种感觉更真？股市似人生，人类智慧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在股市里的前程是无法被计算的。
所以，人在股市，大家还是偷着乐吧。
*1500点祭
1500点政策底被破，是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件。值得大书特书。
何故？“政府”之失败，市场之胜利也。撇开那些已经成为这场惨烈战役牺牲品的投资者的感情，所有的市场主义者都有理由为此击掌欢呼。
翻开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你会发现这是一部赤裸裸的政府干预史。政府干预几乎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无论是包装上市，还是摘牌退出；无论是利润操纵，还是虚假重组，我们都可以看到那只自诩为“理性”之手的操控。自然，大盘行情本身也无法逃脱这种操纵。不幸的是，在中国证券市场过往的记录中，这只手百战百胜，未有败绩。这不仅膨胀了操纵者的狂妄，也强化了被操纵者对操纵者的膜拜和依赖。而“5‥19”行情正是在这两种畸形心态的共振之中所产生的一次“非理性狂热”。虽然到目前为止，市场的崩溃还未有结束的迹象,人们还很难完全清理这一次“非理性狂热”的灾难性后果。但我们现在就可以宣布的是：这是一次失败的操纵，操纵者和被操纵者都已经并将继续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在种种被利益所遮蔽的舆论纷扰中，弄清这一次崩溃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这是一次清扫中国投资文化的难得契机。不如此，政府和投资大众两方面就很难从痛苦的“经验”中吸取正确的教训，确立对市场的尊重和敬畏。
在许多似是而非的舆论那里，本次股市崩溃是由于政府的反向干预所造成的。这种反向干预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加强监管，二是国有股减持。我们先来看监管。抛开监管在道义及法理上的正当性不论，单从逻辑上说，监管也不是本次暴跌的主因。从“5‥19”行情到去年6月，大盘涨幅已接近翻番，许多个股上涨更是几倍有余。庄家兑现是迟早的事，即使是那些身陷泥潭、举着扛铃的庄家，其斩仓出局也是可以预料的事情。在股价严重脱离上市公司基本面的情况下，庄家与跟风者的结盟只能是短暂的，因为对跟风者的屠杀是庄家唯一的获利手段。没有监管，这种零博弈关系不仅不会消失，甚至会变得更加残酷。监管的到来不过是加速瓦解了这种本来就虚假的“亲密关系”。所以，监管顶多也只是提前了暴跌的时间，而决不是暴跌的理由。
不管有多少人在心里将这次暴跌委过于监管，但正如前述，监管毕竟具有道义和法理上的正当性，于是，“国有股减持”便成为人们泄愤的替罪羔羊。我们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目前的“国有股减持”方案具有强烈的剥夺色彩，是非常不道德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股减持”好不好是一回事，是不是市场暴跌的原因则是另一回事。一个简单的算术是，每年新增的200亿元流通量难道会对这个1万多亿流通市值的市场产生如此大的杀伤力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在2000年及2001年上半年，在增加了几千亿新股流通市值的情况下，市场还会牛气冲天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假如不健忘的话，我们应该记得，在国有股减持方案最初出台的时候，一些有心的舆论是将它作为利好来炒作的。市场还为此狠狠地炒作了一把所谓“国有股减持“概念。退一步说，就算是“国有股减持”方案是造成暴跌的元凶，那么在证监会暂停了“国有股减持”方案之后，这个理由也已经不再存在，为什么市场还会暴跌如许呢？可见，众人皆曰该杀的“国有股减持”并非是罪魁祸首。借机说事者不过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逼管理层放松监管或出其它利好而已。
回顾2001年的市场，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政府没有出台任何实质性影响资金供求的利空政策。相反，政府还适时推出了诸如开放式基金等多项利好。其实，在任何一个常识健全的人看来，这个市场暴跌的理由实在不胜枚举。如此高的市盈率，如此多的假账公司，如此“黑”庄家和机构投资者，如此缺乏基本职业道德的中介机构，如此不稳定的政策。这些难道还不是暴跌的充分理由吗？由此看来，引发2001年暴跌的是市场自身的力量，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市场回归。将暴跌解释为政府的反向干预完全是心理学所说的“归因偏差”。就像自己在高速公路上乱闯被车压死，非要说被仇家谋杀了一样。
那么，投资者为什么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健全的常识，而一定要委罪于政府的反向干预或操纵呢？依我之见，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投资者的常识的确出现某种错误，他们真的认为政府的反向操纵引发了市场暴跌。在这些投资者眼中，政府是无所不能的，想让大盘上就上，想让大盘下就下。这种常识的扭曲被政府一次次成功的干预所强化。算是投资者对中国政府的一种适应性预期。第二个可能原因是，投资者“故意”让政府承担责任，引诱政府在内疚心理的趋迫下出利好救市。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政府是有能力操纵至少是调控股市的。他们天真地相信，只要政府改变干预的方向，他们就可以解套甚至赢利，而政府的能力在他们那里似乎从来就不是问题。这种对政府能力的绝对信任的心理其来有自，源远流长。
中国改革20年，经济进步不小，但国民性的改造却原地踏步。换句话说，今日中国之国民性依旧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民文化相距甚远。这种以极权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国民性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自我负责精神的严重缺失。在这种文化的逻辑中，政府的政策是个人行动唯一或最重要的根据。他们当然地认为，只要按照政府的政策去做，就理应而且肯定会得到回报，而根本不必顾忌这种行为是否违背理性以及是否触犯法律。他们无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会对自己负责。正如中国股市中那句荼毒甚广的股谚所言：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这句完全漠视证券市场基本规律的格言能够走红本身就说明，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文化已经发生严重畸变。然而，作为分散和无组织的个人，投资者只是文化的被动适应者，他们无力也不可能去主动改变这种文化。维持并强化这种文化的，恰恰是政府。正是政府一次次以其粗鲁的行政干预力量强化了投资者对政策的依赖。如此，政府的理性便轻而易举地取代了投资者个人的理性。投资者对政府政策不假思索的响应，虽然可能有助于政府某些短期目标的顺利实现，但却可能对政府的长远计划造成致命的伤害。放眼中国渐进改革的全过程，中国证券市场不过是政府这种机会主义心态一个缩影罢了。用证券市场的术语来表达叫做：短炒。令人困惑的是，政府在迷恋于这类明显具有饮鸩止渴色彩的频繁“短炒”的同时，却对中国证券市场致命的制度性缺陷视而不见，比如全流通问题，比如外部的法制建设问题。仿佛机会主义就是一切，就是未来，没有什么比成功的市场操纵让政府更有快感了。自我膨胀必然导致悲剧性的冒险。“5‥19”行情就是这种自我膨胀从而最后导致妄想狂的一个逻辑结果。然而，这一次政府不仅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它的敌人。市场之手终于为政府祭出了这杯酿造已久的苦酒。
但政府似乎并不愿吞下这杯苦酒。眼见自己一手炮制的“人造”牛市即将陷入绝境，在沉默了一年多之后，政府又一次故伎重演，出面救市。这一次救市虽然多少有些被迫，但仍然表现了政府对市场那种一贯的傲慢和对政府责任固有的迷乱。否则，我们很难解释，政府会冒险赌这一把。
与以前的历次救市相比，政府这一次不事张扬的救市，在力度上却是空前的。对此我们有必要稍做回顾。
在2001年10月22日，当上海综合指数跌至1514点的时候，证监会出台政策，暂停“国有股减持”方案。市场为之大涨，创下大盘涨停的疯狂纪录。但好景不长，利好很快被耗尽，11月15日财政部只好再次发布利好，宣布大幅降低印花税。有意思的是，在国有股减持方案上多有分歧的证监会与财政部这一次却非常一致。一前一后，在不到一个月之内，联手推出两项实质性利好。由此可见，1500点不仅是证监会的底、财政部的底，也是国务院的底。道理很简单，只有国务院才能统一这两个部门的意见。所以将1500点看做政府必守的指数底线是非常准确的。对于这一明确的政策信号，许多市场中人的本能反应就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建仓，至于是否能够赚钱则是完全不必要的杞人懮天。值得一提的是，元月11日，当大盘即将第三次跌破政策底的时候，证监会对一则流传并不广泛的所谓谣言出面辟谣，说新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仍未确定，一定要争取多赢云云。虽然这次辟谣不动声色，但我们仍然可以察觉到证监会对政策底悉心呵护的程度。由此观之，那些指责政府不护盘甚至砸盘的人，实在是错会了政府的苦心。政府不仅没有做空，反而一直在默默做多。但此一时，彼一时，市场最终还是以暴跌的方式无情地击穿了政府精心维护了两个多月的政策底。毕竟，市场已经长大了，它已经被赋予了自己的力量。对它的任何漠视和僭越，无论是出自政府、庄家，还是普通投资者，都将遭到这种巨大力量的惩罚。在市场的力量面前，所有的自负都变得如此可笑。政策底的破灭，就是有力的佐证。
看一看政府手中剩下的牌，我们就会发现，对于1500点的防守，政府实在是有心无力。正所谓：无可奈何花落去。
虽然，我们无法乐观地认为1500点政策底被破，就是中国证券市场与政策市的最后诀别，但巨大的代价毕竟教育了人们，尤其是政府。想到管理层高喊了10余年的投资者风险教育，我突然觉得既悲哀又滑稽，其实，在我们这个市场中最应该接受风险教育的，是政府。因为正是政府塑造了一个关于自己的神话，从而从根本上毒害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文化。现在，是所有人直面市场的真实面目，消解这个神话的时候了。
随着政策底无可挽回的崩溃，被埋在这座马其诺防线废墟之下的，不仅是被操纵者的财富以及根深蒂固的政府迷信，还有操纵者自己的信誉。然而，只要市场参与者都能够记住一
这种以集权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国民性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自我负责精神的严重缺失。在句网友的评论——“政策底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那么，这次迟到的崩溃就可能成为我们这个市场新生的机缘。是为祭。
*政策：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
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自2001年中中国股票市场暴跌以来，中国证监会辟谣的次数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从国有股减持到指数期货，从外资全流通到三板问题，证监会几乎每说一次话，就要忙不迭地跟着辟一次谣。昔日威风八面，被广大投资者视为真神的证监会如今却被折磨得疲于奔命，狼狈不堪。以至于证监会的一位负责人在媒体上大叹苦经：为什么证监会的每一项政策都会被人误解？当然，误解是假的，市场从来就没有误解过证监会。但市场处于不断下跌之中，投资者要寻找出气筒，证监会自然就成了最好的泄愤对象。正如那句油嘴滑舌的歌词所唱到的那样，“所有的愤怒都由证监会扛”。在中国全能政治的词典中，政府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化身。除非吃了豹子胆，哪个敢在媒体上如此明目张胆的骂政府主管部门？但证监会却在这个地方开创了历史。不仅挨骂，而且持续地挨骂；不仅持续挨骂，而且被骂得六神无主、自打耳光（经常改变政策），这倒是破天荒地新鲜事。但证监会毕竟是一个博士如云的地方，素质涵养都高人一头。明知代人受过，却也只能忍气吞声，颇有点民选官员的风范。一点都不夸张地说，在所有中央级政府主管部门中，中国证监会虽然是学历最高、用心最苦，但却是积怨最大，挨骂最多的。其逆来顺受“苦命”的公众形象，在让人同情之余，更让人有几分“人民公仆”的感觉。不过，11月20日这一次，证监会终于没有忍住，爆发了。
原因是11月20日、21日两天，深沪股票市场连续大跌。在下破1500点政策底部之后，进一步跌破1400点，全年1339点的最低位岌岌可危。这两天的下跌被证监会归咎为有些人曲解了周小川前两天在香港的讲话，并大肆做空的结果。在这个讲话中，周小川表示要通过继续增发大盘蓝筹股来稳定市场，而不是采取停止新股发行的消极办法。平心而论，作为市场的参与者，我们丝毫也没有察觉到市场下跌跟周小川的讲话有什么关系。在我们看来，这两天的暴跌非常正常，完全在趋势和预料之中。许多人甚至是在证监会辟谣之后，才知道周小川有这个讲话的。也就是说，在证监会辟谣之前，并没有人造谣，至少这个谣言的扩散程度并没有达到严重影响股市走势的地步。对证监会的讲话市场存在各种理解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证监会竟然坚信，是因为谣言以及谣言的传播才导致了市场的暴挫。不仅如此，一向温文尔雅的证监会这一次摆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式，扬言要追究造谣者的责任。果不其然，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有人出来招供了。就在证监会发出谣言“追查令”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2日，今年以来一直风头甚劲的《国际金融报》出来承认错误了。在这篇道歉声明中，《国际金融报》说自己曲解了周主席的讲话，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为此道歉。不过，只要对比《国际金融报》与香港当地主流财经报纸对同一讲话的报道后，就会发现《国际金融报》的报道与事实相去不远。换句话说，《国际金融报》在市场的敏感时刻当了替罪羊。至于《国际金融报》道歉是不打自招，还是因为“刑讯逼供”所至，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中忍辱负重，而这一次却在这件事情上小题大做呢？原因恐怕要从“十六大行情”说起。
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就像逢年过节要有所“表示”一样，在“十六大”如此重大的事件之前，股市涨一涨表示一下热烈祝贺之意也在情理之中。实际上，中国的投资者实已经早就习惯了这种特色，虽然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在所谓的“庆祝行情”中赚过钱。但这一次的庆祝行情却与往年的很不相同。这不仅是因为“十六大”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来得重要，更因为股市经过长时间的熊市已经是奄奄一息，弱不经风。一方面是必须护盘，另一方面却是有心无力。对于一个必须对涨跌负责的有中国特色的证监会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艰难而痛苦的选择。所谓特殊时期要有特殊措施，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自去年以来中国监管当局最为明确的一次行政干预行动。就在那几天，我们听说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券商等金融机构接到指示被要求全力护盘。起初我们还以为这是被套主力惯用的那种伎俩，没有放在心上。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我们的判断完全错了。因为有券商朋友明确告知，他们已经被限制卖出。这个消息让我们不得不相信确有其事。显然，这已经不是什么护盘了，而是孤注一掷的霹雳手段。这虽然与我们对本届证监会非常市场化的印象相反，但在逻辑上还是容易理解的。毕竟在当今的中国，无论多有多么良好的市场化的主观愿望，证券监管当局仍然被迫承担着调控股市涨跌的责任。这一点，我们在2001年以来监管当局出台的空前多的利好政策中可以看出。许多投资者一直将市场下跌的原因归咎为证监会的打压，但这一次护盘行动证明，他们不仅错怪了证监会，而且完全是恩将仇报。中国证券监管当局不仅一直小心呵护市场，而且一直在以看不见的方式甚至是赤裸裸的行政措施维护股市。然而，市场就是不领证监会的情。在刻意选择十六大当天放出QFII这个重大利好之后，市场的涨势仅仅维持了一天，便开始猛然掉头向下。利好出尽势利空虽然是一个常识，但QFII的效果如此苍白实在是出乎我们最悲观的预测。不仅如此，市场还在随后几天的交易中，又一次击穿用无数利好政策堆积起来的1500点政策底，直奔新低而去。正应了那句老话：屋漏偏逢连阴雨。此情此景，怎不叫一直忍辱负重的证监会英雄气短，“恶”从胆边生呢？一贯受气的证监会现在要反过来寻找出气筒了。于是，撞在证监会气头上的《国际金融报》成了冤死鬼。当然，如果我们以为证监会这一非常之举，仅仅是为了出气，那就太低估证监会的雅量和良苦用心了。作为一群对证券市场相当熟悉而且具备宽阔国际视野的管理者，证监会深知，在没有利好政策可出的情况下，消除利空就等于利好。这大概就是证监会频频采取辟谣手法来维护市场的原因。这种手法，在中国证券市场一年多的熊市实践中监管当局已经反复使用过多次。国有股减持从暂停到最终被明确停止所引发的市场沸腾就是明证。聪明的监管者多少从这几次对市场进行的心理学试验中获得了某种启示。虽然我们宁愿相信，他们并没有把市场的长治久安寄托在这种调整预期的手段上，因为这种手法的最终效果，已经在所谓“6‥24”行情的彻底幻灭中而彰彰明甚。才高志大的证监会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祭出这个手段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国有股减持彻底停止之后，管理当局的政策仓库中，已经囊中羞涩，利好无以为继。所以，我们就看到即便是那个国有股减持的利好政策也是掰开分两次用，先是暂停，然后再停止。个中窘迫，绝非对利好政策望眼欲穿的投资者所能体察。
在经历了10多年的发展后，在绝大多数投资者眼中，政府的力量依然是无所不能的。直到最近几天，还有一位投资者言之凿凿与我打赌说：只要政府发一篇社论，股市就立即可以上去。为了证明他此言不虚，他甚至模仿《人民日报》的口气拟好了社论的题目。坚信不疑的神情中夹杂着一丝对熊市的迷惑和对利好政策的渴盼，这让我既震惊又悲哀。的确，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在经历了如此惨痛的熊市洗礼之后，我们的投资者怎么还会对政府能力如此迷信。我更难理解，在经历了10多年的发展之后，我们这个证券市场，为什么还会留下如此深厚的政府烙印。远远看去，那就像是一枚硕大的印章。上面似乎写着：未经允许，市场不得随意波动。
不过，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从毫无节制的滥发利好，到利好省着用，再到以消除利空为能事，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的政策手段正在发生某种值得注意的质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一方面是市场自发力量的日长夜大，另一面则是政府力量在这个市场中遭到的无情剥蚀。那一枚法力曾经无远弗界的图章正在迅速退去它的光环，沦落为一枚徒增笑柄的橡皮图章。政策一言“兴”市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
与许多人的印象相反，中国证券市场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意义上的政策市。就其早期地方政府主管，主要由民间参与的特点来说，中国证券市场甚至是中国要素市场中最具民间特色和市场精神的地方。这种自发市场的特色在尉文渊被戏称为“中国最大的处长”之后的90年代中期开始蜕变。在这个戏称中，我们很容易找到中国股票市场蜕变的关键原因，那就是中国股票市场影响力的日益扩张。在这种情况下，更强大的力量以政策的名义开始鱼贯而入。由于所有这些政策都寄身于当代中国股市两个最不容挑战的主题（一曰发展，二曰监管）之中，其合法性可想而知。于是不幸也不可避免的结局出现了：证券市场变成了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不是投资者自主投资的场所。中国证券市场的政策市本质由此抵定。这个分野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上相当关键。由此为起点，政策的幽灵在中国证券市场中开始频繁出没。这个不祥的发展在“5‥19”行情中达到了极其荒谬的顶峰。在那一刻，中国股票市场被政策的强大惯性挟持着并不断地刷新“历史”，所有的人都为自己能够躬逢这段“一支独秀”的历史而激动得发抖。愚昧和疯狂的情景让我们不由得想起40年前出现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大炼钢铁”，所不同的是，上一次捐献的是家中的铁锅，这一次捐献的则是家中的储蓄；上一次是为信仰，这一次却是为了利益（这似乎是唯一的进步）。让人奇怪的是，40年过去了，这个民族为什么还会在民众与政府两个层面上表现得如此幼稚？或许，我们根本就没有好好记录过那些同样让人发抖但却是悲剧得让人发抖的历史？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明确显示，因为“激动”而导致最后休克的历史正在重演。有人计算过，以现在1400点的指数计，中国股票市场的价格水平已经与“5‥19”行情之前无异。这就是说，用数万亿资金堆砌起来的巨大牛市，实际上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这个迅速兑现的“现世报”，不仅让政策制订者失望，也让绝大多数以为可以分得一杯羹的投资者失望。当然，对后者来说，教训可能更加刻骨铭心。因为与前者相比，他们损失的是实实在在的金钱。所谓“政策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那些在“5‥19”、“6‥24”等形形色色的政策狂欢节中纵情销魂的投资者，现在应该比所有人都更懂得这个道理。然而，政策所伤的仅仅是投资者吗？普遍的信任乃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社会资本，经济学家不懂或者故意不懂这个道理可以，但决策者不懂恐怕就要贻害久远了。在这个意义上，“5‥19”人造牛市中受伤最深的大概就只能是我们这个社会了。这种由于信任腐蚀而导致的社会伤害，因为另外一个正在浮现但并不容易察觉的后果，而变得日益深重。我们特别想指出，牛市虽然是虚幻的，但财富的转移却不是虚幻的。那些看上去在牛市中已经灰飞烟灭的财富（由银行资金、公共财富以及中小投资者的损失构成），实际上已经被巧妙的转移到了另外一部分人手中。他们是在人造牛市中唯一能够销魂到底的赢家。在一个权力推动的经济体系中，强大的政策干预所导致的后果只能是：它服务于也仅仅服务于能够影响政策制定的权力贵族和权力掮客。中国股市政策市的内在本质在这里峥嵘突现。感谢这个虚幻的牛市，它又一次让我们有机会对一条古老的真理温故而知新。这是“5‥19”人造牛市给中国证券市场（当然不仅仅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留下的一批丰厚遗产。还有什么比亲身体会到的切肤之痛更让人记忆深刻呢？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证券市场“5‥19”之后的狂飙突进，都像是被所谓“利好政策”的激素所催生出来的古怪品种。在这种意义上，我中国证券市场市场患有严重的“利好”依赖症，就像一个对“利好”上瘾的瘾君子。不仅对剂量的要求越来越大，而且一旦离开，就可能一病不起。同样的逻辑，对我们这个市场来说，没有利好就是利空。看看管理层手中还剩下的利好牌，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担心：等待这个市场的是不是漫漫长夜？但愿我们在这篇文章发明的新的“测市”方法，不要成为现实。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那些苦苦等待着利好政策的投资者，曙光可能还远远没有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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