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9日讯】
草庵：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前几天，中国一些经济学者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主要是讨论了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走向问题。其中一位主要的学者林毅夫做了一个悲观的总结。伍凡兄，林毅夫是位您认识的朋友。
伍凡：是。我们曾在ＵＣＬＡ与林毅夫有过一场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辩论。林毅夫原来是国民党军官，也是蒋经国重点培养的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后来他叛逃到了中国大陆，然后又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位经济学家，目前在大陆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草庵：受人民币升值及宏观调控的双重影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国将出现生产过剩引起的“停滞性通膨”。同时，多位经济学家也一致认为，若当前经济仍得不到改善，明、后年的经济增长将不容乐观，恐出现低经济增长的局面。中国自1998年以来，大部分制造业过度生产，2003 年及2004年某些行业过度投资，预计今年下半年，中国将出现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停滞、通货膨胀问题。
伍凡：林毅夫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通货紧缩的迹象，如果其背后的运行机制没有改变的话，今年第四季或明年第一季很可能会出现紧缩的情形。中国央行也发现经济趋冷现象，在六月分采取适当的货币宽松政策，六月分人民币贷款达到4,653亿元人民币，为五月分的4.3倍。
草庵：中国大陆商品市场供过于求持续恶化，大陆39个工业行业今年前五个月的产品库存量平均增加一成九，尤其钢材、水泥等过量供应，连带影响下游消费品的供需关系，国际分析师指出，产能过剩将使大陆下半年通货紧缩，经济成长趋缓，中共商务官员则预计，产能过剩高峰期将于2007年出现，更可能触发三兆元人民币的坏帐危机。
伍凡：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花旗集团的经济学家对中国大陆经济减速表示担懮后，雷曼兄弟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也表示，该报告还强调，中国大陆强劲的增长掩饰了供过于求的经济问题，多年来的过度投资导致多个上游产业产能过剩，尤其是工业材料及用来生产资本密集产品的机械设备。当这些产品最大的需求市场：房地产市场冷却时，问题即开始浮现。
草庵：另外在会议中还有位大陆的重要学者兼官员王建先生参加。他是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同时也担任国安部所属的经济安全委员会的主任。为中共重要经济决策顾问之一.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挥影响力.
伍凡：在王建看来，本轮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重工业的投资带动。重工业的建设平均周期是5年，从时间序列来讲，这轮投资起于2003年，到2005年，土建建设阶段已基本过去，下一阶段将主要进入设备的安装调试和试生产，而2007年将是本轮投资高峰的收尾期，将会出现大量的生产能力投放的状况。但是由于目前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被投资需求拉动的，而其背景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居民主体消费需求的下降，这样就会在投资高峰过去后形成产出高峰，形成需求屏障，导致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循环关系的断裂，其现实的表现就是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以往在宏观调控中我们主要面对的是供给不足问题，未来几年我们则可能要首次面对生产过剩问题，我们还缺乏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经验，这是对中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新挑战
草庵：确实如此。中国大陆这几年经济高速发展确实是掩盖了很多问题。大陆经济改革一直是以投资拉动为主，并不是以技术拉动经济。政治体制上的问题有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但中共一直掩盖这些问题，并坚持宣称中国经济非常稳定健康。这次国内重要学者和官员的讲话是个非常不同寻常的表态。我想，这说明了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上了。
伍凡：海内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一直有很大的分歧。很多人看好，但也有很多人是他要崩溃，大家都奇怪的是，从中国经济数据上看，中国经济非常糟糕，但中国一直没有崩溃。很多学者都搞不清楚这里面的问题所在。
草庵：我对这个问题这样看，我们不妨将中国的经济改革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9，能力释放型改革。第二阶段：1990──1997，减压卸责型改革。第三阶段：1997──2005，资本输血型改革
伍凡：如果我们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发现，当年中共进行经济改革的最初阶段，经济改革是为了政治改革所配套的。是为了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这就是批判毛泽东的清贫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目的，新的中共领导人就需要走一条与毛主义有区别的路线，让百姓拥护的最好办法就是改善生活。毫无疑问，中共的经济改革的第一步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这种政治目的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当年中共的新领导人几乎都是中共文革的受害者，对毛主义的残酷几乎都是深恶痛绝，而对中国百姓的疾苦也比较了解。这样的思想目的就奠定了中国当时的经济改革是释放民间的生产力，从本质上讲，它仍旧保持着维护党内利益和一党独裁的最终目的。农村土地承包，工厂承包，建筑承包，商店承包都成为了当时改革的灵丹妙药。这个灵丹妙药从基层的农村和企业改革中得到了验证，这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极大地调动各个阶层的劳动积极性，中国大地四十年来第一次恢复了人的本性。这就是自私性和享受性。基层经济改革以承包制度为代表，他的效用在短期内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中国社会出现了超常规的经济发展，GDP产值以两位数增长。而这个现象也让中共在财政管理上加以发挥，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财政承包成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流。浪费得以短暂的抑制，但这个财政承包的方式也遗留下了今日中国“财政联邦”的后遗症。而财政承包的另一个问题是贪污，腐败的公开化，利益的部门化。
草庵：是，第一阶段属于释放型，他不需要资本的投入，基本上是政策的释放。但第二极端就不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则是中共反思与对党内独裁警惕的终结。民间与党内的健康力量的失败造成了中共单一发展。这个发展是因为党内外信仰和道德的丧失所造成的。紧接着东欧国家全面资本主义化，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导致了中共的必须采取重大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独裁并很顺利地找到一个“合理”的执政理由。这个理由就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当时，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受到了极大的挫折，国内经济也相当地沉闷。中共为了缓和国民的抵制情绪，改善自身形象，大幅度提高公共投资，以营造一个经济发展的形象，中共企图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用公共投资来拉动内需增长，保持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大力引进外资，用廉价资源，土地及廉价劳动力来促进外贸。在这个时期，我们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以下几个特点：GDP大幅增加，公共投资增加，税收增加，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赤字增加。而另一方面，我门同样可以看到的是：公共福利开支大幅度减少。
伍凡：到了第二阶段经济改革，他所面对的是大量的，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中共建政40年来的社会保障机制虽然存在，但几乎是现收现支，没有任何的盈余，甚至是亏损严重。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量的退休人员及老年医疗问题蜂拥而来。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私人经济的兴起对中共的国有企业冲击非常巨大，大量的垄断利润被私人截留，甚至被贪污。中央财政出现了巨大的赤字。而中共为了维护合理的政治统治而提出的 “大力发展经济”又需要大量的公共投资来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形式，逼迫着中共不得不用以下两种手段来维持：发行国债，消减公共福利开支。自 1990年开始到2004年，中国的国债发行增长都是以二位数持续的。这样的经济决策，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全球少有的景观。一方面是公共投资加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全球的起重机聚集中国，全国一片繁荣景象。而另一方面，大量的百姓因为教育和退休金，医疗费而生活困难，甚至是走投无路。大量的贫富分化现象产生了。
草庵：中共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的特征很明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政府极度扩张，政府人员增长迅速，财政开支加大。而为了维持这个财政平衡，就必须要减少政府财政支出。于是，中共提出了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住宅市场化，在退休金方面将责任下放省市基层的经济政策。而在政府开支方面，更多的财政收入采取了任由地方政府自己筹集的“经济联邦”制度。在这个政策的主导下，中共的教育经费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原来预算教育经费要达到GDP的4%，但中共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教育经费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增长，反而呈停滞或下滑之势，使中国的教育成为世界排名倒数的二十名之内。由1990年的3.04%到1996年的 2.5%，即便是2004年，也只达到了3.14%。相反，教育部门的市场化反而用非法手段吸收中国百姓8000亿人民币的资金。这笔资金很显然是百姓的额外支出，而中国的教育成本在短短的几年内就上升了近20倍，成为了世界上教育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百姓受教育的成本远高于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更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成为一种奢侈。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农村小学生的人均公用经费一年是28元。农村学生人均公用教育经费每年低于20元的县大约有30%，公用经费一分钱没有的县大约有10%左右。而另一方面，政府公布的全国平均教育成本则为：小学 865元，中学1383元，大学 12160元，总均4922元。政府给于的教育成本费只是实际教育成本的5%。
伍凡：在医疗保障制度上，中共由于采取市场化原则，使得中共建政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初步的大陆医疗体系一夜崩溃。看不起病成为全国普遍的现象。根据大陆官方的统计，截止到了2004年，无法承担医疗费用的百姓占据了全部病患人数的78%，更有37%的轻微病患不敢前往医院看病，恶性疾病患者因无钱而无法得到完整救治，在家中病亡的更高达63%。世界卫生组织 2000年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中国被排在144位，比埃及（63）、印度尼西亚（92）、伊拉克（103）、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苏丹（134）、海地（138）还要低，而这些国家的人均GDP都没有中国高。在卫生体系公平性方面，中国被排列在第 188位，即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里昂稍强。而一向被我们看作“贫富悬殊极大”的印度却排名第43位，远远超过我国；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国前面。医疗保障系统的市场化，使得中共节省了3万亿人民币。当然，这种节省的结果是，百姓需要自己支付这额外的开支。根据中共官方资料，中共的税收中，卫生，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系统的开支是7.4%.。而同期的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比例高达50%以上。即使是美国，这几项开支的比例也高达42%。由此可见，仅中共以市场化为名，实际上甩包袱，推卸责任的政策，就为中共减轻了近万亿人民币/年的财政负担。事实上，世界各国普遍将医疗保障制度作为全民公益事业，即使是俄国在经历了剧烈的制度变化之时，仍未放弃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更不论英美等国完善的全民医疗保障机制。
草庵：中共的经济改革在这个阶段实施的主要手段是甩包袱，将自己的承诺和责任推卸给百姓自己。教育和医疗问题不过是其中的许多问题中的两点。他们将百姓手中的财富利用政府的政策掠夺走，维持自己的政权。仅仅从这两项上看，中共就掠夺了四万亿人民币。这几互相当与当时一年ＧＤＰ的一半。不过今天时间要到了，我们先结束这个谈话，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谈中共维持经济的钱是从哪里来。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