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9日讯】中秋节过后，突然联想起“天心月圆”四个字，今天还将这四字写成书法送给学生，最近刚好也在研究刘勰的“文心雕龙”，本想将“天心月圆”与“文心雕龙”就字面上作一比较与诠释，结果上网一查，发现是最敬仰的弘一大师偈语：“春华枝满，天心月圆。”只好作罢，却因缘际会编写成一篇弘一大师的生命 feeling追寻，他揭示了艺术的灵感feeling，出自静穆的庄严。艺术的创作是个人修为的自然流露，丝亳不能矫情造作，要有真性情真感情融入其中，方有真诚真意的艺术生命feeling。
弘一大师，一八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生于天津。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当时李家为一颇有势派的大家族。五岁时，父亲病故，是岁起，母亲王氏即严格要求叔同的蒙学教育，日后旧学、新学广泛涉猎，奠定他成就大艺术家的厚实基础。二十一、二岁时，书、画、篆刻、诗歌、音乐都有过人的素养。“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奉母携眷，迁居上海，那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不幸，二十六岁时，生母王氏病逝。一时絮飘萍泊，失所怙恃，乃于是年秋，东渡日本留学。第二年，入东京上野美术学校，一九一○年回国。次年，家道中落，人生的圆月，已是“清光减似一勾斜”的“斯乐不可作”，因而，醉心艺术与教育，着意追求他的精神生活。
12岁（1891）起的两年，李叔同开始学习《训诂》、《尔雅》、《诗颂》，对《说文解字》尤感兴趣，开启了临摹石鼓文、秦篆之门，为涉入金石之学之始。14岁（1893）时，更力摹篆书，勤练〈宣王猎碣〉，日书百余字而不辍。
1894年，15岁的李叔同于闲暇时以习练小楷为课，常摹刘世安临文徵明的〈心经〉，课业上则读《左传》及《史汉精华》，此时并能吟咏作诗，已有“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之句；这年，李叔同对其兄待人处事重富贵而轻贫贱深有反感，遂反其道而行，善待贫苦，轻视富人，更因喜欢养猫，而将此不平之心移情于猫，对猫爱顾有加，对人反冷然处之，虽被人视如疯癫，但少年李叔同却毫不在意。
1896年，李叔同17岁，拜父亲生前好友赵幼梅为师，学习填词，又向学者唐敬严（静岩）学篆书及金石，尤勤于篆刻；并结识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及王仁安、周啸麟、陈宝庄、王吟笙、孟定生、姚品侯、姚台臣、冯玉夫、李绍莲等学者、书画家，视野渐开，获益匪浅；此年喜读唐及五代诗词，尤爱王维诗风，也略读词赋，兼习八股，由于八股文写得文理清秀，得以文童身份进入天津县学。
1897年，18岁的李叔同奉母兄之命与天津芥园大街菜商之女俞氏完婚。次年（1898），李叔同 19 岁，俨然一爱国热血青年，曾谓“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康梁戊戌政变失败，竟有李叔同为康梁同党传言，于是在5月时奉母携妻避至上海，赁居于法租界卜邻里，并加入“城南文社”，诗赋写作，均为社中第一；此时，自刻〈南海康君是吾师〉一印以明志，李叔同的新思想早已萌发。
二十一、二岁时，书、画、篆刻、诗歌、音乐都有过人的素养。“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奉母携眷，迁居上海，那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不幸，二十六岁时，生母王氏病逝。一时絮飘萍泊，失所怙恃，乃于是年秋，东渡日本留学。第二年，入东京上野美术学校，一九一○年回国。次年，家道中落，人生的圆月，已是“清光减似一勾斜”的“斯乐不可作”，因而，醉心艺术与教育，着意追求他的精神生活。
一九一二年秋赴杭州，在浙江两级师范（后改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音乐、美术二课。李叔同的教育精神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他经常对学生说一些有关做人与艺术的准则；认为要做一个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所以对弟子的教育首重“器识”，其次才是“文艺”，因而造就出丰子恺、刘质平等美术、音乐大家。当时浙一师同事夏丏尊就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缘故。”
他的弟子丰子恺更以“温而厉”来形容他认真的教学态度：“李先生从不骂人，从不责备人，态度谦恭。”学生却个个“真心怕他，真心学习他，真心崇拜他。”因为他是“一位注重人格感化的教育家”。西湖毓秀的山水，给了他很大的艺术灵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他学堂乐歌创作的黄金时期，创作了许多淡雅脱俗、意境深邃的歌曲，不仅启迪了当代人们美的情操，也感染了后人。然而艺术家的灵心，使他善感生命的朱华易消，众生的病苦倩谁扶持？杭州佛寺的晚钟和生命庄严的钟声同时响起，他，渴望另一层次的追寻。一九一五年的创作歌曲“月”：“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最能体现这种仰望清凉的内心变化！
尚未出家前的李叔同在杭州期间，因其好友夏丏尊在一本日文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更能产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且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耶稣，都曾断过食。李叔同听后决心实践一下，便利用1916年寒假，到西湖虎跑定慧寺去实行，也因此对于寺院的清静生活有了一定的好感，这可说是他出家的契机。
一九一六年的断食尝试可说是李叔同决定出家的契机。他断食后写〈灵化〉二字赠其学生朱稣典；将断食的日记赠堵申甫，又将断食期间所临的各种碑刻书法赠与夏丏尊。此后，李叔同便经常到虎跑定慧寺习静听法，后来李叔同因目击熟识之人彭逊之忽然发心在虎跑寺出家，深受感动，也要求皈依三宝，法号弘一，时年39 岁，从此献身佛道修行，作苦行僧、行菩萨道，行脚云游，写经弘法，终生刻苦修行，为佛门立下千峰一月的典范。
如果物质、精神、灵魂是人生的三层楼。丰子恺认为：“弘一大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一九一八年，在俗的李叔同，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从此成了弘一法师，时年三十九岁。黄福海曾问他：“我可不可以这么说：佛门中的生活就是艺术的生活呢？”法师回答：“各人的观点不同，也可以这么说。”丰子恺对于弘一大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弘一大师的这种生命feeling追寻，是一种人格的完满和升华。夏丏尊评价他“做一样，像一样。”丰子恺也说：“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名士。”；“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因为他“做一切事都‘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的缘故。”李叔同自己在对寂山长老提及出家缘由时说：“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在物质、精神生活之后，他要探究“圣洁神秘”如天心月圆的人生圆融。
出家的最初五年，他云水行脚，做苦行僧。一九二四年，追求完满人格的他赴普陀山参礼印光法师，印光法师平生不求名利，不蓄财物，不蓄剃度弟子，事事躬自操作，衣食虽极简，教化却极广。弘一法师在印光法师身边熏染七天，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并铭记在心，成为他日后人生的准则，并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一一实行。夏丏尊先生在《生活的艺术》一文中这样描写：“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毛巾好，白菜好，莱菔好，咸苦的蔬菜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能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咀嚼出它的“全滋味”，能以欢愉的心观照出世间的“本来面目”，这种自在的人生，光明的心地，一如“光明殊皎洁”的凉月，是何等“了不得”的风光！
法师自律律人，一本对人生认真的态度，对僧才思想、行为的教育更是“誓舍身命”的启导。这种情怀，一如那首“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的小诗，是对弟子花开灿烂的期许，也是自己“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的写照。
弘一大师的一生，都是艺术的。在大师的人生feeling追寻中，由“悲哀与愁苦”的斜月，提升到清凉朗月的向往，并在极简单却极丰富的生活中，涵养出恬淡皆宜的自在圆满。赵朴初在大师百年诗句中说得好，“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做为一代教育家、艺术家，后人在仰观大师“天心月圆”的人生作品之余，倘有会心，何尝不能渲染出自己的人生“佳色”呢？
弘一大师的艺术观点，有以下几点：
一、“一切世间的艺术，如没有宗教的性质，都不成其为艺术；但宗教如没有艺术上的美境，不成其为宗教。佛经上的至理，足可说明它是一种艺术，一种精神界的艺术。”
二、“我深知一个人一旦倾心于某种爱好，便令人入迷，甚至于发疯的程度；一个人爱好一种艺术，如果不能到‘专一’的程度，便不会有所成就，也不足以成为一个艺术家。宗教的行为本质便是一种精神的艺术，如果一个人出家后依然耽于世间艺术，而放弃精神上的艺术，则与世间的艺术家有何分别？那又与未出家有何分别？”
三、“弄文章艺术的，不能没有量，没有涵养；不能没有方寸，没有人格。德行陪衬着艺术，总有绿叶扶持牡丹之美。”
四、“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德行浅、修养薄，那我才能努力用功，改过迁善。”
五、与夏丏尊作别的偈子：“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李义山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仍有一份莫名的感动，吐丝让人觉得有如一个生命的转折点。弘一大师圆寂前，寄给好友夏丏尊和得意门生刘质平的空明偈语：“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体证了他恬淡自如而圆满的一生，也留予后人无尽怀想与传颂。
由大师偈语中体悟到从李叔同到弘一，这其中的纠葛，是一段生命历程的自觉与自省。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他以慈悲喜舍悲悯渡世，护生护国。而圆寂前留给妙莲法师的，则为“悲欣交集”四个字。这最后四字“悲欣交集”犹如他一生深遂高洁的灵魂，也是他一生对于艺术生命feeling热诚追寻的总结。@(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