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6日讯】《民工的钱与命》第十集（周六早八点、晚八点）——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展望中国》。
主讲、策划：杨银波。
主持、制作：黄绢。
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展望中国，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
背景声音：“我们一定要把工钱要回来！这钱什么时候给？啥时候给我们？你这钱什么时候给我们？我哪儿有工钱呢？找他们去！走！走！”
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展望中国》，我是黄绢。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要把他的家族作为一个小小的样本，透过这个家族的故事，来让我们看看今天中国民工的生活样貌。
杨：我今天选的这个题目跟我个人有关，跟我的家庭有关，跟我的家族也有关。我想，在中国的14亿人口当中，杨家也可以称为一个案例，因为我们杨家特别、特别的普通，特别的普遍和平凡。我想这可能更能让大家有一个感同身受的模本。
黄：杨银波的个人经历可以给更多的人参考，我想这正是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他更具有参考的价值。
杨：谢谢。那么，现在，凭我对我父亲和我母亲这两个家族历史的了解，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也就是在85年以前，从那时到现在所涉及的民工的问题，其实可以谈很多很多。今天我想节约点时间，只谈几个概要。我爷爷和我外公的那一代人是没有民工历史的，因为中国民工潮爆发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所以真正的民工是产生在我父亲和母亲这一代。
我父亲叫杨庆华，1956年出生，他上面有个大哥，下面有几个兄弟和妹妹。我们家族第一个出来打工的人不是他，而是我四叔，也就是他的四弟杨义华。杨义华现在是个工人，他也可以说是个民工，但是他的民工历史和一般人有点不一样。他上学时的成绩在那个时候算是不错的，但是后来他没有继续读书，而是去新疆当兵了。他回来后对我爷爷说：“爸，以后打死我都不去当兵了。”
从那一天开始，四叔决定出去打工，于是到重庆江津市做家俱。后来又去卖东西，算是一个个体户吧，到处卖蒜苗之类的蔬菜，就这样一点点起家。后来，他自己存钱，让四娘开了一个理发店。他还曾经帮人家挑东西，也就是我们曾经在节目中提到的民工当中的一种——棒棒儿。别看我四叔现在人模人样的，他过去也是一个拿着扁担在重庆城转来转去，一天到晚都赚不到几块钱的棒棒儿。
如今，他回忆以前的那段岁月都还很有感慨，经常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哎呀，银波我跟你说，我们这一代呀，真是……，那个时候每天赚个七、八块都已经是很兴奋的事情了。而现在呢，觉得每天赚七八十块，甚至一两百块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了。”这也就是因为他有当棒棒儿的历史，那时每次帮别人挑150斤、160斤甚至200多斤，而且要走很远的路，也只能赚到一两块钱，几毛钱。
后来四叔被一个老板看中，从此成了一个工人。他现在还在那个厂里面，位置几乎等同于一个“经理”了，活得还算潇洒。虽然这个厂也不是很大，但是他在我们整个杨家当中，已经算是混得最好的了。仅从这一点，我想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杨银波的这个家庭，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平凡的。
黄：是。我想对于千千万万个家庭来说，杨银波的家庭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缩影了。
杨：是这样。我们从小到大总是以为我四叔是一个城市人，我们是农村人。在我们的心目中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觉得他的很多行为、言语，他的眼光和我们看得不一样，处理事情不一样，生活的方式也不一样。因为他初到城市的时间很早，大约是在他当兵刚回来，82、83年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我杨银波才刚刚出生。从那时开始，他就逐渐走入城市，到90年代左右就已经正式成为了工人。
现在四叔他们的厂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他们厂周边大量的国有企业也同样面临着改制，很多人因此失去了饭碗。他还算运气好一些，只是帮忙开车、送货、拿钱，周而复始地过着这样的生活。每个月的工资才1200块钱，而平时如果能够真真实实地拿到1000块，他都已经很满足了。关于他的事，我先说到这里。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他，杨义华，乃是我们杨家最好的一个“标本”。
在四叔之下，主要是靠我。我的收入全部来自于稿费。至于我的父亲，我现在是不想让他出来打工了，因为他的年纪已经到了50岁，在他这个年龄要出来找工作已经非常困难，而且他身上以前所遗留下的各种潜伏病症已经开始慢慢发作，就像我母亲一样。在他们打工的将近20年历史当中，所遭遇的各种痛苦现在已经变化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疾病，不断地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压力很大，所以不想他们再出来打工。
在我父亲的下面，还有我的五姑——杨华芝，她和五姑父温绪伦在广东这边也是受了很多苦。他们是在2000年——也就是民工潮完全形成的时候——出来打工的。来到广东之后，他们一直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想要做到工厂倒闭为止，如同我以前说过的一样，他们只求温饱。今天早上我离开之前，他们都讲：我们现在不管是进厂还是打水泥工（搞建筑），钱确实是赚得到，差不多70、80块一天，不过天气太炎热了，每天在37—39度的太阳底下烤6—8小时，就只能喝一点茶水。我的五姑父现在就是靠这样赚来的每天70—80块的血汗钱来维持生活。
他们除了当建筑工之外，还做过很多其他事情，比如种菜、搞绿化、守鱼塘等等。就是这些比较容易的务农技巧，在这里发挥得很多。他们在这里没有什么技术，年纪也已经到了45岁了，还是要在这里奔生活。他们最大的理想呢，就是自己的女儿温永会能找个好婆家，找个好丈夫嫁了。至于他们自己，无非还是想凑点钱，回去把房子修了，自己种点田，平时打些散工，还是还原他们过去的那种农家生活。因为我们老家所处的地带非常偏僻，是重庆永川市与贵州、四川接壤的边境，这里的风景非常秀美，他们非常留恋家乡，但偏偏就是缺钱，这就逼迫他们出来打工，否则他们根本不愿意出来。
我的五姑每天加班大概有三个小时左右，她一直跟我讲：“银波，你还是要尽量关注民工啊。我跟你讲，如果厂里愿意把每天八小时工作的基本工资再提高一点点，我是绝对不愿意加班加那么长时间的。”我想，这也许是广州所有民工的真实想法。因为没人会愿意去加这么长时间的班，他的体能根本受不了。我们的亲戚之间是经常相会的，大家都发现她非常忙，经常不回家吃饭。不管有多少客人，不管有多么重要的客人，她都是在10分钟以内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饭，然后早点上班，每天如此，从来没有休息日。这就是我五姑的大体情况。
我六姑——杨华英，现在还在农村。她家也是只有一个女孩，叫吴志金，没读完初中就出来打工，这在中国的农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吴志金初中念到初二，没有考高中，然后就要出来打工。她第一次是到厦门，刚开始的“适应期”是非常艰难的，打工环境不好，再加上人地生疏，所有这一切都会给那些还不成熟的小女孩在内心造成阴影，到现在还是这样。吴志金打了几年工以后，回到了老家，当一个代理的幼稚园老师，不想再打工了，想找一个好的男朋友，早点结婚，以此来分担经济负担，减轻经济压力，过一种相对幸福的生活。他们的理想就是这样，清晰、简单，毫不复杂。
黄：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安居乐业，就是幸福的人生了。我们继续听杨银波的家族故事。
杨：我以前讲过的受过重伤的弟弟杨丰友，他现在还在老家，他可能还是要到广东来打工。虽然他从六楼掉下来，心里很害怕，但是还是想到这里来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到时候，我也想给他安排工作，不要太危险的。我再谈一下我七叔，因为他是我们家最特殊的一个人。他叫杨明华，今年有36岁了。我们整个家族都很同情他，但有时也会觉得他是个麻烦。尤其是在这个大家经济都不景气的时候，亲人之间就会产生一点隔阂。他小的时候踩到腐化的尸水，脚中毒，脚腐烂，成了残疾，直到现在都没有治好。
七叔一直想出来打工，也确实出来打过一次工，在外省的仅有一次，是到广东来，干了不到一个月，回去了。他实在是受不了那种连正常人也无法负荷的艰辛。在这里天气太热，太阳也很大，而且工作也很累，他流着泪就是想要点钱。后来他回到老家，从此就再也没出来打过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问题推而广之，就是在中国的很多农村，比如四川、贵州、重庆、云南，这些偏远的山区贫困地区，一般的家族都有很多兄弟姐妹，他们多是各顾个的，他们的生存是很有问题的。
他们一般都不会到街上去买什么菜，相反是去卖什么菜，但他们并不是菜农，只能种一点庄稼，也就是那么两亩三分地，以这么一点仅有的资源生存。这也只能保证吃饱饭，根本没有钱花，甭说其他了，就连打一桌像样的牌的资本都没有，喝的酒和抽的烟都是非常便宜的。没有人有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那个地方连“保守型的经济”都谈不上，那根本就是一种“封闭型的经济”，是一个真正闭关自守的地方，所以我们才会想到要出来，要到外面来。
我想很多人会有我七叔这样的亲戚，像我七叔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他们平时确实是让人同情的，但是他们自己的能力的确有限。他们没有一般人所依靠的资本，唯有体力，在农村他们只能依靠体力来赚点钱，其他的真的没有办法。从我们杨家的整个情况来看，一个大家族从事的行业无非也就那么几种，很单一。打工的无非还是把农村学到的那一点点技术，带到城市里来，从事另一种农业，比如说种菜、绿化、养花，还有一种就是修房子。我父亲和母亲的家族中，都有很多人从事这样的工作。
农活也好，搞建筑也好，都是在外出打工者之中比例占得非常重的。这样的现状正好说明他们的技能是非常有限的，他们靠这种有限的技能，所要实现的理想，其实也仅仅是赡养好老人、教育好孩子，仅此而已。在这里，我可以引出一个话题，整个中国有2000万留守在家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父母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了，他们被丢给了自己的祖辈——比如说，他们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就是孩子们想利用暑假出去看看自己的父母，从而导致“娃娃流”。
过去我们讲“民工流”，现在我们讲“娃娃流”了。这种现象在河南郑州和湖南长沙的火车站、汽车站十分普遍，就是现在，在此时此刻，也都还在发生着。他们所受的教育被我们称为“隔代教育”，就是他们的处世方法、行为原则很多都是受他们的祖辈的影响，而不是直接来自于自己的父母。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孩子和祖辈产生了矛盾，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根据统计，中国有20%的少年犯来自于流走儿童的群体之中。
他们由于缺乏父母的监管，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就是“管教不严”，他们没办法直接接受父母的教育，很多人都是非常自由散漫，没有纪律，没有尊重他人的习惯。他们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而养成了很多坏习惯，比如说上网的时候迷恋于游戏、色情内容。
刚才我看到一则报导：在四川富阳县一个13岁的小女孩，她的父母外出打工了，而后被一个同村的人强奸，结果生下了一个孩子。看到这样的案例，我就想：如果她的父母在家，总归会好一些吧。
有人又会想：为什么父母不把这些孩子带出去呢？哎，成本太高了！说实话，谁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那毕竟是自己所熟悉的地方啊！所以，我想民工总有一天他们还会回流，大量地回流，肯定会，他们还是会想着自己的老家。包括我自己都想过，想到我自己有一天不到外地跑了，干脆回到老家和我的父母安享晚年，享天伦之乐那该多好呀！是不是？
下面我们再说另外一个课题，做父母不容易，其实做孩子也不容易。我10岁就离开我的父母，就因为他们要出去打工，我20岁才和他们真正生活在一起，所以在这一点我的感触非常深刻。
我是非常清楚的，在这10年当中，我是怎么度过的，真是永难忘怀，刻骨铭心。上初中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过的是一种非常灰暗的生活，那时候确实非常想念父母，自己在那段时间也确实非常缺乏教育。我曾经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在学校赌博，差点被学校记大过。正是因为觉得身边没有父母的关爱，所以，那个时候就变得非常自由散漫，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跟现在的很多孩子有相似的经历。
在最近公安部通缉的人当中，有很多少年犯，杀人的手段不可谓不残忍，这些少年犯的父母很多都是外出打工的人，我感到非常的可惜，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动向。
我们今天谈杨家的历程，其实说到底，每一个普通人都不想惹麻烦，都不想过自己不愿意过的生活，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为了生存，你只能如此，确实把人逼到这样的境地。你没办法，技能确实有限，环境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所以我认为，每个人都要去认识、正视这种现状，尽管很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更多的去理解一些东西，而不应该把受到的这种苦难转化为一种报复他人、报复社会的能量，这是一种不负责的举动。
黄：今天银波谈到了他的家族，还有他个人的经历，也同样点出了一个在今天大陆社会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因为大量农村地区的人外出打工，因为他们在外地生活得不容易，所以他们把下一代都留在了农村。这样的两代隔离，在教养上的确是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还有银波虽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给予了一个站在劝导者的立场来说，即使是在一个很艰困的环境之下，也还是要秉持着一个比较善良的信念去谅解父母的苦心，但是我想这个社会问题其实还是存在的，就是父母亲跟小孩长期的分离，对小孩的成长和教养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大环境。我不知道关于这方面，在大陆是不是有专家或者是社会舆论在注意并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了？
杨：舆论讨论现在已经有了。我记得《河南日报》曾经发出了一个长篇报导，就是中国目前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信号，留守农村的儿童就是2000万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群体数量，那么多的孩子留在家里面，没有办法。
黄：而且对于年迈的祖辈来说，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教育小孩子。
杨：对。象我爷爷、奶奶，他们就曾经带了一大批的孩子，我就是其中一个，他带了我很多年，还有我很多的弟弟妹妹也是他们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出去打工之后，没有办法，只能把他们交给这些老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所受到的教育非常有限，据我个人来说，说实话，起码80%的知识来自于我的自学，就是靠我的独立精神才支撑过来的。
黄：如果他们的生存不是那么困难的话，我想也不至于要造成两代隔离，所以这个问题暂时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杨：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来说，确实让人觉得还是挺辛酸的，我也经常照顾那些确实是走投无路的人，也希望他们能和家人团聚。外面打工混不下去了，留在这里也没办法，你干脆回家吧，给你点车费，回到家里面跟家人一起过，只能这样了，没有其他办法。从短期考虑当然只能这样，当然我更多的还是希望舆论、体制能够关注到这一点，确实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但我觉得，如果社会财富的分配能够更公正一点的话，也不至于导致成今天这个样子。
黄：银波刚刚也谈到了，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势必会造成社会问题，所以，这应该是全社会人都要去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谢谢银波今天为我们主讲的这一集《民工的钱与命》。今天的节目，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就进行到这里了。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我是黄绢，我们下周末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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