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0日讯】张大军：“公民半月谈”活动有机会和独立中文笔会搞一个年终特别活动——“文学与记忆”研讨会。本来打算请章老师和杨老师谈谈文学与记忆方面的想法，因为杨老师身体不适没法过来了。这个活动稍微变更一下，由余杰先给我们讲一讲他对这个主题的理解，章老师刚才一直在说，她本来不太喜欢吵闹或者热闹的环境，她希望让余杰讲，有什么问题她可以回答。我们就开始这个讲座。
余杰：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我们来这里开一个叫“文学与记忆”的讨论会，今天在座的嘉宾有章诒和老师，有小说家北村，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文学教授王东成先生，有《黄万里传》的作者赵诚先生，有《澳亚周刊》的主编欧阳劲先生，小说家老村，学者丁东先生，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杂文家、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先生，以及北京大学生物系退休教授、当年北大最早被打成右派的姚仁杰先生。
我们今天之所以现在这样的题目“文学与记忆”，这个题目半个月以前我在成都草堂读书会也做了一个同样题目的座谈会。因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最近两年间更加鲜明凸现出来。这个变化就是“非虚构性”的写作的价值及其地位远远超过“虚构性”的写作的价值和地位。所谓虚构性的写作，也就是比较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像小说和诗歌的写作。但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以来，小说和诗歌的写作，传统意义上纯文学的写作，远远滞后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状况，已经没办法对中国日新月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进行迅速有力的回应，成为具有刺激性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与之相反，另一种非虚构性的写作的价值大大凸现出来，比如说像在2004年度最畅销、最受欢迎的《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以及稍早的《夹边沟记事》。我们今天本来应该到场的《夹边沟记事》的作者、天津作家杨显惠老师，因为杨老师前两个星期心脏动了手术，恢复得不太好，所以今天没有办法来。
另外还有像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也是其中一本值得重视的作品。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也是研究文革的学者，她最近在香港出了一本书——《文革受难者》，也可以归入其中。大家大概都读过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他挖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在甘肃酒泉旁边有一个夹边沟的地方，是专门关押右派集中营，这个地方关押将近三千名右派，在59年到61年三年中有两千多人在这里被活活饿死。这本书在前两年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写过一篇评论，题目就叫《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这本书是怎么付出水面的呢？其中一些篇章在《上海文学》发表，被放在小说的栏目里边，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杨先生说这本书是非常纪实有，很多章节是完全口述实录，在发表的时候却不得不给自己的作品打上小说的烙印。也就是说，非虚构性的写作不得不以虚构性写作的身份出现，才有可能取得出版上的可能性。像章老师的《往事并不如烟》，说它是回忆录、散文、历史著作都可以，我们都很难用非常窄的传统的文章题材的概念对它进行界定。所以，我们用非虚构性写作这样的概念称它。
这种写作方式在我看来，其实它也回应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的文学潮流。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报告文学热，就像上个月刚刚在美国去世的刘宾雁先生。报告文学这样一种题材，在八十年代走红，也有它很特殊的一个时代背景。如果我们用西方的写作概念衡量的话，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写作是不符合西方写作的界限。因为西方新闻性的写作、新闻报道和文学性的写作很分明，之间有很明确很明显的一道鸿沟。但是在中国，这两个概念被有意混淆起来，混淆起来是因为我们处在有中国特色新闻出版的环境下，我们写作的自由度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几年非虚构性写作的热潮也呼应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环境和背景。
另外我再给大家介绍两本，像王友琴在香港出版的《文革受难者》，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老师也在香港出版了《寻访六四受难者》。这两本书都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记载。这又使我想起，我上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中国矿难与生命伦理》，若干次矿难中，我们没有看见一次新闻报道中，把矿难中死难者的名字以一个名单的形式一个个名字排列出来，这背后是对生命本身的不尊重。这两本书一本书涉及到六四受难者，另外一本涉及到文革时期的受难者。《文革受难者》这本书里边收集大概有五百多位在文革中的受难者，这些受难者有很多是中共的上层人物，像刘少奇、林彪、彭德怀等等上层人物，更大多数是那些不知名的、普通的、卑微的人物，我对王友琴这样的工作表示非常敬重。我最近看到王友琴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她谈到有两张在俄罗斯出版的光碟，这张光碟记载了1345796个在斯大林时代的被斯大林暴政所杀害的苏联人的名字。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他们整理出这样两张有1345796个人的庞大的光碟，在光碟中把每个人受难者的照片、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受害的原因、受害时的死亡情况等等资料全部一一排列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出，现今为止，在这个领域，在文革受难者领域，做得最好的是王友琴，她仅仅收集了几百个人，几百个人和一百三十多万人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我看见王友琴在这篇文章中，她感叹说，在斯大林时代发生过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也发生过，中国也有过最高领导人大批逮捕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命令，有过为红卫兵打死数千老百姓欢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过如何进行群众专政召开斗争会和建立游红的最高指示，最重要的是，中国也有过千千万万政治恐怖的受难者，人数绝对不会少于苏联。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两个数据，几百个人和一百多万人两个数据之间的差异，仍然让人触目惊心。
俄罗斯人已经把130多万名受难者的名字梳理出来，他们没有觉得名单太长，没有觉得不会有人感兴趣，他们坚持努力，不但为受难者平反，也记载他们的名字和遭遇，他们坚持还给死者名字和尊严，实际上也是作为生者的存在和肯定，他们所完成的个人的努力成果，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托尔斯泰俄罗斯伟大的人文传统。正是在中国没有完成这样的基础性工作，才导致对毛泽东的崇拜的沉渣泛起。即使是一些很有名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中也出现了大批对毛泽东很崇拜的人，比如八十年代很代表性的、曾经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甘阳，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好多学长如旷新年、孔庆东等等。对毛泽东崇拜，是对千百万死难者又一次的侮辱。
今天我们来谈这个话题，讨论非虚构性的写作，讨论文学与记忆的关系，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写作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每个写作者有不同的抱负和追求，但是在我看来，在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是捍卫历史和记忆的写作，因为我们的历史和记忆已经遭受了、并且正在遭受到肆无忌惮的伤害。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中，被迫学习各种各样的谎言，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后毛泽东时代，仍然生活在后文革时代，文革时代对于中国来说绝对不是偶然出现的特殊的时期，相反我把它看成中国社会的常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写作者应该更多选择站出来捍卫我们的记忆和历史，捍卫我们的自由，也捍卫我们的尊严，所以像章老师等这样一些写作者，他们所做的正是这样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工作，他们的写作为当代中国的汉语写作带来了新的资源，也挽回当代汉语的声誉，他们赋予被侮辱的汉语冰清玉洁的气质和品质，所以像他们那样写作是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能够完全推卸的使命。在年轻一代的写作者中，对记忆和历史有兴趣的已经不多了，这才是一个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情况。
我今天先开一个头，抛砖引玉，下面各位可能会发表更加精彩的观点，讲完以后大家可以就今天讨论的主题向各位嘉宾提问。谢谢大家！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三味书屋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由余杰整理完毕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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