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1日讯】据《新华网》10月9日头条要闻《中央严厉“问责”重拳整治地方政府违法行为》。近年来，一些地方经济建设中的违法违规问题日趋严重。更为恶劣的是，在大多数违法违规事件中，一些本该负起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却成了违法主体。某些地方政府欺上瞒下、花样翻新的违法行为，让中央的宏观调控遭遇重重阻碍。
针对这种不良现象和苗头，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严而又严的规定。然而，仍有一些地方政府我行我素，置若罔闻。最近，中央对内蒙古新丰电厂专案违规建设、河南郑州市违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彰显了中央维护宏观调控的权威性、确保政令畅通的坚定决心。同时，也给那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地方官员敲响了警钟。
8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内蒙古新丰电厂专案违规建设和发生的重大施工事故作出严肃处理。时隔一个多月，9月27日，温家宝总理再次就土地违法问题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严肃处理郑州市违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问题。9月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重要讲话。内容也是关于地方政府的管理问题。中共这样密集的召开会议无非是为了收回中央的权力，但同时遭到地方政府的抵制和消极执行，这些权力之争要引起大家的关注。
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之争，自古以来就是专制国家不可避免矛盾。就我国而言，西周时即以“家天下”模式“封邦建国”，导致东周列国纷争，郑伯率先一步违王命，而后“五霸”、“七雄”等诸侯架空“天子”，地方权力空前绝后盛极一时，造成中国历史上战乱最为频繁的时期。其后，汉帝平定“七国”、“八王”之乱，“削藩”成功，方始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央集权自此至清朝立国后，直至康熙时期仍在上演“平定三藩”。两千多年来，中央和地方关系一直在矛盾与相互牵制中发展，贯穿有确切历史记载的社会发展全程。史学家关注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其本质就是中央和地方之争。在没有民主、民权的国家，权力来自谁，谁就是立法者，谁就是主子。因此，争取“驭民权”，是专制国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核心。
最近以沪、京、津等三市为焦点的地方官场地震，表面上看是派系之争，其实质是中央和地方争权的一出大戏。这就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是专制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几乎不可解决的重大难题。中央通过大企工委控制上百家特大型工业企业，同时又控制矿山、能源、交通、电力、烟草、通讯、海关等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掌控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些都是经过中央的垂直管理，直接甩开地方政府的约束，而地方政府要求拥有更多的区域自主权，可以说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如此一来与中央的矛盾必生；中央要求集权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党的寡头统治，从宏观上为整个统治阶级获得最大的统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中央和地方分权之争，是一切专制国家和不民主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矛盾。中央采用种种手段，尤其是操纵舆论媒体，把人民对整个政党、政府的不满都转嫁给对地方政府甚至是地方政府官员及其亲属的不满，中央甚至把因体制造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在社会上引发的负面作用，也转嫁给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官员及其亲属。当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激化时，中央趁机出面，把唱对头戏的地方要员以“惩贪官”、“反腐败”的名义“法办”，为进一步拉笼民心，还承诺，中央不允许“特殊利益集团”存在，并干打雷不下雨地出台些中看不中用的诸如“抑房价”“不许领导亲属经商”之类的政策，过一阵子又改政策了，目的是为了糊弄老百姓，收尽渔翁之利。由于中共中央和党的寡头统治才是凌驾于全国人民头上的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所以才导致贪官越杀越多、房价越抑越高，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
现在的社保基金，都是地方政府控制，数目庞大，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和可支配资金，社保基金出问题越来越多，主要是被挪用，炒股、投资等为官员及其利害人牟利，也能体现自己的权威，没钱调用，就不会有权威，现在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社保基金虎视眈眈，想方设法收回社保基金的控制权，结果造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会进一步激化，大家都知道上海社保案就是中央要收回社保基金控制权的前奏。表面上看是解决上海帮的问题，即是党内派系矛盾，实质上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在违规使用、挪用社保基金，绝大多数有权力的官员都在腐败。中央早就眼红社保基金这块肥肉。选择在上海下手，大概是因为上海非但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市，更恰好是江河日下的江系人马。同时以反腐为借口，通过中央操控的舆论机器，使广大人民了解上海的腐败，把地方和中央的矛盾转化成地方政府和人民的矛盾，通过这个被转化的矛盾，向人民表现出一副党在坚定反贪腐的假面孔。老百姓获取资讯不畅，但惩治贪腐，无不拍手称快，于是坚定地与中央一上一下遥相呼应。地方大员两头受夹，进退维谷。胡锦涛这一招，可谓一剑三雕。
中国受地方政府管理的职能部门，比垂直管理的部门要多。但凡有钱的、有权的、垄断的部门及行业，却几乎都是垂直管理，并且相当多的部门和行业直接受“太子党”掌控。这些权力和垄断部门是中共统治阶级的重要利益来源，也是滋生腐败的重要温床。由于在这些部门利益中分赃不均，地方政府对中央怨言颇多。
国家权力是支配人、统治人的主要力量。权力的形式可区分为集权和分权；集权形式的内容是专制的统治力量，分权形式的内容是民主的统治力量。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胡锦涛的治国理念是中央集权加道德治国，一方面加强集权，另一方面又宣传道德伦理，如党的先进性教育和“八耻八荣”教育，但这个并不新鲜，邓小平搞过，如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等；江泽民也搞过，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什么的，这是专制统治的必要手段。集权统治的颠峰就是极权，中国在本质上就是极权统治国家，尽管现在也下放一些权力，如实行一部分市场经济等，放权给地方上的嫡系人马等，地方政府于是变成黑社会老大，让自己管辖的地方经济好点，自己也可以收多点保护费而已。但真正核心的东西中央是不会放的，做到核心利益的极权，地方政府想分一杯羹，要看中央的心情好不好，不好的时候当然会收回，如上海多次顶撞中央，没有很好的执行国务院的宏观调控，就引起中央的不满，收回权力是必然的，陈良宇没有认清其中的利害，最终被摁倒在地。
中国实行的是党─国极权体制，是两个系统的双料集权，社会的公共权力集中于政府，政府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又集中于党中央（政治局），最后，党中央的权力集中于“党核心”，“党核心”集中了党、政、军的一切权力。极权体制是一种不稳定结构，中国领导人每天都在担心不稳定，尤其是权力交接的时候非常容易出事，这就是结构病。不稳定来自极权体制的结构，又用加强极权体制来维护稳定，只能是愈陷愈深。中央集权下的分权只不过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周期回圈。真正的稳定，说来也不难，那就是分散权力，分散风险。如联邦主义分权制度，在宪法中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各自权力，但中共不会去做的，现在都好，权力和利益都能轻易获得。眼下的集权和分权主要依靠临时法律或权力斗争去调整地方权力，甚至依靠反腐败去调整权力。
中共十七大就要召开了，胡锦涛将完全掌握政权，同时人事安排在快速进行，年轻一代的团派正式走上权力的高层，李克强、刘延东、周强等出身团派的高官将走向权力的核心，而更大一批团派已经、正在或者将要接管地方大员。因为江时代的人马占地为王，经常消极对抗中央，权力之争非常严重，胡锦涛要施政（其实也没什么政好施的，目的是掌权而已），必须要干掉江泽民时代的中央和地方要员。一朝天子一朝臣，成者王侯败者贼，这在专制统治的国家里，是永恒不变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团派的人，不论能力，只要听话，跟对队伍，认清方向就行。这些人很多都是搞政治思想工作出身的，就是专搞“整人”的，学历很高（在职博士很多，其实就是买的文凭），施政实战经验不足，这些团派的人上台，根本不需要经过人民的同意，只要他们的主子的任命就行了，为不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一点都不重要。但这些地方大员上台时间一久，要权的欲望还会相应加强，地方与中央的权力之争在暂时平息后又暗流潜伏，所以集权和分权的矛盾永远是中共统治的难治的病根。
（2006-10-10广东）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