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杨银波:怀念死者

——纪念回乡一周年

杨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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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5日讯】这是回到家乡的一周年纪念。亲人们说:”银波,你又老了一头了。”

这一年,是坎坷、辛酸但仍不失激情与理想的不平凡的一年。劳工、贫农、学生、办馆、调查、写作、网赚,我的文字,我的歌声,我的足迹,我的眼泪,我的病痛,我的太多太多的一切,全都熔化在这一年之中。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知道这种坚持就像是破晓前的黎明。在深蓝色的夜空,盘旋着我俯瞰人世间的一切悲悯眼光。我为我自己收获着苦难意识之中永不淡忘的真爱、真情、真感动,以及奋力于真理的刻苦与勤劳。

我知道我还没有结束,我的一切都还刚刚开始。这被汗水浸泡了太久的近乎死寂的大地,需要我的生机,需要我的热血,需要我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为被遮盖、被抛弃、被边缘的人们道出我的关注。我想像着在琳琅满目的书籍、浑浑噩噩的乡村、动荡不安的时代里,永远像这一年一样,走得那样坚定和不惜代价。

不愿意向懦弱投降的我,那敏感的神经在一阵阵跳动。天空之下,有我对自己的支撑。我忘却了疲倦,释放着能量,忍受住了苦涩、磨难和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压力。有人说:”杨先生,回去之后你变了,像是在囚禁自己。”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在囚禁之中,我一直在挣脱。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一周年纪念文章,因为它涵盖了太多的层面,容纳了太多的人物,记述了太多的状况,装载了太多的情感。我回想着当轮船在长江靠岸的那一瞬间,与工伤后刚刚康复的堂弟杨丰友深深拥抱的那一瞬间,走在阔别多年的故乡道路的那一幕幕,面对每个曾经熟悉的亲人朋友的那一些充满感动的画面,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段新的人生旅途。

在这里,我没有忘记一直望着外面的世界,敏锐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些快要被历史带入尘埃的痛楚。我想到了这一段重要的当代史为何没有人来记录,我想到了快要死去的人们为何不能在离开人世之前得到一丝慰籍。中国啊,你这个被挟持的国家,请给我一点时间,再让我的生命多留存一些于世上吧,我要植入这混乱的世道,让血液像一场倾盆大雨,冲刷着这僵固的体制、冻结的梦想、麻木的神情。

这一年,一个个曾经熟悉的亲人、朋友、老乡纷纷去世,我所参加的丧礼超出了我的承受程度。在他们当中,有相当数量都是我笔下的人物,我曾经与他们深刻地翻阅着他们血迹斑斑、泪水涟涟的历史。恐怕没有人比我对他们关注得更多,因为他们是被忘却的一部分人,是这个国家从来也没有过发言权的一部分人。

在我的面前,他们有呐喊、有控诉,有声嘶力竭的一幕,也有微弱叹息的瞬间。如今,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这个国家,离开了曾经令他们如此痛苦的这个状况,以及离开了再次呐喊、控诉的机会。他们死去了,永远地死去了,有的坟墓已经长出茂盛的青草,有的棺材才刚刚第一次装入他们尸骨未寒的身体。就在此刻,哀乐也响在不远处,向我声声传来……

在死者生前曾被我深入调查的人当中:有一位叫陈永德,系1915年出生的瘫痪在床、全身浮肿的老人,死前居住于本镇新岸山村七组;有一位叫罗安富,系1916年12月15日出生的瘫痪在床16年的盲人,死前居住于涨谷村一组;有一位叫吴银清,系1928年出生的食道癌患者,死前居住于汉东村一组;有一位叫罗永成,系1945年八月初三出生的聋哑残疾人、肺癌患者,死前居住于涨谷村四宝三组;有一位叫詹贞全,系1961年1月16日出生的退伍军人,死前居住于新岸山村11组……。

这一年,我参加了太多的丧礼。比如:新岸山村11组的李福超、冉国英,新岸山村12组的丞三友、赵海云,新岸山村三组的樊升成、唐庆忠、陈麻子,新岸山村四组的任德云,新岸山村四坊一组的李方泽,水渡村二组的杨定文……。一年之内,我起码已参加30次丧礼。

这是一群我所熟悉的人。有段时间他们纷纷辞世,一个挨着一个,以至于竟是走完这家又赶紧奔波到另一家。祭文没少做,礼节也没少做,那些给我郑重”半跪”行礼的死者家属,那些在风中飘摇的白旗,以及那一声声从音响里放出来的”哭巴佬”,哭爹、哭妈、哭儿、苦女、苦嫂、哭媳……。那凄惨的声音环绕全镇及长江对岸。这一切,我刻骨铭心。

有时去世的人多了、紧了,更像”赌哭”似的,把音响的声音调到最大,所有人都会注意到这哭声里的凄悲。然而,更凄悲的,在我看来还不是这音响里的声音,而是他们生前的某些磨难。我甚至开始厌倦、反感这种带有虚假性质和形式主义的丧礼,那些哭闹的亲人在生前对死者乃是何等的虐待、不尊重和厌弃,死者在生前又真正能够享有多少同情与爱护呢?

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许多人想到的往往不是发自内心的缅怀,他们甚至没有这样的平台或者这样的习惯。顶多,他们会请来道士,或者请来搞乡俗文艺的” 灯甲戏”班子,请他们代替自己。但就连这样的场合也虚伪得很,死者家属最怕的是金钱上的问题,而不是真正地想跪在那个台子上,让下面的人与他们一起体会失去亲人后的悲痛。

前去探望的人也很痛苦,普遍的贫穷使得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人亲钱又出来了”。兜里没钱的时候,他们甚至不敢去探望死者,不敢参加丧礼。只不过,仍有一种传统是令人感动的,每当有人去世,则同村同组的人或者临近村落的人,只要年龄在18岁以上,都喜欢去死者家中帮忙,为他们搬桌子、搬凳子、端盘子、招呼客人,做这样、做那样,这些帮忙的人除了吸烟者要一、两包烟之外,其余的一概不要任何报酬。

他们说:”今天别人家有事,如果你不帮别人,那么假如我们家也有事,谁来帮我们?”在这种互助的习惯中,大家忘记了平时的隔阂,忘记了小农经济所带来的分散,异于平常地高度组织在一起。婚、丧、礼、葬、生等,是农民们罕见的组织机会。除此以外,他们只能各顾各的生存,各顾各的快乐与痛苦。

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这些传统的改变,无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无论是内容的还是形式的。在保守的思想下,人们即使自身不愿意,也必须跟着传统走。他们依然请着道士,依然在贫穷时靠积蓄或靠借钱来操办事情。在经济短缺的情况下,所有人都在想着自己的责任可能减少到几分,而不是真正去想要怎样才能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对于今后长远路途的某种启示。

我曾参加过这样一次丧礼:我带领着家族成员走到一户死者人家,拿着花圈与人民币,送到记账者面前。然后,走到道士那里,亲自提起笔写上祭文,交上几块钱。等到次日凌晨两点,被死者亲属从梦中叫醒,然后跪在灵堂与装着尸体的棺材面前,念着自己写的祭文。念罢,屋外鞭炮响起,我起身向死者鞠上三躬。即使是这最简单的由自己主宰的礼节,在本地也几乎是没有的,我是第一次这样做。

平常里,人们只能按部就班地接受着那些他们一直都搞不懂的”升仙”、”超度”,在五、六个不眠之夜里,麻木而规矩地继承着传统。人们没有更多地去关注死者生前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死者家属应有的责任。人们统统回避了,把死者的死亡仅仅当作单纯的事情来看待,而不是作为具有某种教育意义的事情来办。那些刚刚结束丧礼的家属,常常如同”解放”了一般,看不到有什么根本的变化:父亲死了,尽管在丧礼上哭得那样死去活来,但是对活着的母亲仍然是百般虐待。

这些死者,都是有故事的人。他们无人关注,在死亡的时候才被提起和重视,但那也仅仅止于”仪式”般的所谓”重视”,而不是真正地如同人文关怀那样去追跟溯源,去反思自己的责任,去忏悔自己曾有的罪过。这一切都消失了,人们是那样地匆忙,已经忘了安安静静地冷却下来,回想自己曾有的一切过错。这种没有省思力的习惯,使得许多悲剧性的事情一再发生。

我清楚地记得,瘫痪在床的李福超在死之前,她的电热毯就是被自己的儿子亲自拔掉的,真的是活生生地被冻死;冉国英在死之前,一直忙碌不堪,她为她的儿子、儿媳当打工人,而且还要由自己来求生存,在浙江的宁波市街道到处去卖”豆花”……。还是我的父亲说得对:”人啊,就这样走了,也没留下什么东西,没有人继承他们的遗志,顶多有人说一句’这个人以前还很恭敬,不乱说话’,就完了。最恼火的是,那些披麻戴孝的人,有多少是干干净净的?有多少是真正对得起死者的?”

这被边缘化的一群人,其生命的结束仿佛就意味着一段历史的尘封,实在是可惜的事情。我深深地感到人们已经忘记了太多最根本的东西,找寻不到自己心灵的真实存在,那业已被虚假的一切包裹太久的心脏,已经忘记了有触动的激烈跳跃。我是亲眼见过百岁老人过寿的,五代同堂,所有人都挤拢去围观,腰鼓队表演了整整一天,就连政府官员也被不情愿地拉去祝寿。在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到生命的可贵。然而,我也见过太多瘫痪在床的老人,有的甚至是得了重病的孤寡老人。

我太清醒地知道,许多死者的死亡都是”等死”的结果。他们无钱医治,只能等待”自然死亡”,年迈而又需要赡养的父母反而成为亲人眼中的负担,而不是一个又一个亟待抢救的病患者。黑龙江省鸡西市有一位民营公司的董事长,他花了十万元,组织三个分队用50天时间对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 67%的农村老人吃不起药,86%的农村老人得了大病住不起医院,85%的农村老人自己干农活,45.3%的农村老人与儿女分居,5%的农村老人三餐不饱,52%的儿女对父母”感情麻木”……。

这个话题被扩大了,也许是因为我实在见识了太多的底层悲剧,看到悲剧中的这一层被恶化得太严厉,心有不快。我能做的,就是针对那些死者死后留下的问题,再做考虑和行动。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死者的死亡而消失,有的甚至变得比以前更为严重。

在这个时候,我又突然想念起我的朋友——辽宁自由诗人杨春光。一年了,春光兄在另一个世界快乐吗?他的遗孀蔡东梅和儿子杨天伦的生活还过得去吗?还有刘宾雁,还有赵紫阳,还有太多太多的身体已与世界告别、但精神却还在发光的人,还有更多更多的有灵魂的、大写的、可能永远一去不复返的人,我想念他们。

在这一刻,我竟然也觉得自己的确老了一些。止不住眼线模糊,眼眶湿润,一股辛酸的味道从心灵深处猛烈冲击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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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杨银波,原籍中国重庆,系大陆青年独立作家,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第一届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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