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4日讯】对教育产业化、暴利化的批评和声讨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但中国教育仍然固执地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度过了好几个“蓬勃发展”的年头。
谁是教育暴利的得益者？
曾有官方数据出台，说中小学教育在过去十年中，乱收费达二千亿之多。教育居然进入当代中国的十大暴利行业，仅低于房地产，在十大暴利行业中之二。
人们紧接着要追问的是：二千多亿元暴利到哪儿去了？
上交国库了？抑或是直接或间接地用到了教育上？答案是否的。据官方媒体的报道，北京市的一所普通中学，仅二００三年查出的教育乱收费就高达七百多万，几名校领导私分了这笔钱。
这二千多亿，是教育界的“食利人”所获得的暴利！与这二千多亿暴利和“食利人”相对应的，却是教育经费投入低，基础教育负债高。
还是官方数据，中国每年的财政教育事业费只有二千多亿，约占中国经济总值的百分之三，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这个数字的确很低。中国一年教育投入，比不上职务消费的两个小项──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二０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说，“经审计调查十七个省（区、市）五十个县的基础教育经费，发现存在基础教育负债严重。．．．．．．负债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教育经费投入增长速度，负债总额相当于这些地方一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债务已经成为县乡政府和学校的沉重负担。”
教育的高价化，使得教育成为以财富多寡来决定弃取的奢侈品。大多数的农民家庭与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或因教育费用太高而使他们的孩子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或为供养一个大学生而倾家荡产。今天，尽管当局已经表示要整治教育乱收费，要将高校学费的涨幅限制在前两年的水准上，但教育产业化、暴利化、奢侈品化的趋势并未有减缓的迹象。教育负担已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和国民素质综合提高的重大因素。
为什么教育产业化、高价化、乱收费早已为舆论和全社会所高度关注，甚至可以说天怒人怨，都触动不了这个领域的利益格局？那些大大小小的“食利人”，为什么可以在全国一片的抗议声中相安无事地继续吃教育、吃学生？
教育“食利人”抗批评的武器
显然，教育界的“食利人”有特别强的抗批评、抗查处能力。他们的武器一是与国际接轨：他们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教育收费是很低的；二是强调中国的国情：他们说：“中国的教育基础差，底子薄，如果受教育者不付出代价，中国的教育事业是很难发展的……。”
中国的教育与国际接轨了吗？
教育暴利之说，很难让那些办学的人接受，他们常常以“国际接轨”来算账；而且，这个“国际”必定是接轨到人均收入高出中国数十倍的欧美。他们说，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的收费并不高。
但有人算过帐：加拿大的大学学费占人均ＧＤＰ的百分之七点二，中国则占百分之六十──七十；接轨更不会接到欧美的中小学校那里，因为西方的中小学大多是免费的。不止一位有孩子在欧美上小学的朋友给我谈到那里的中小学教育时，都发出过相同的感叹：“那才是真正的义务教育！”
不仅欧美，在教育问题上，我们这儿十分时髦而努力的“国际接轨”，也不会接到并不比我们富裕的东欧──俄罗斯、波兰、捷克……。和我们一样，这几个国家也正在进行着改制、改革的转型。但是，即使在这些绝不会让我们羡慕的国家，也没有因为“穷”而“吃教育”！
俄罗斯对国民教育权利的尊重
九十年代中期，作者曾经在莫斯科生活过──那是俄罗斯最困难、最混乱的时期。一位朋友将国内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接到莫斯科上学。朋友只用了两天时间，没有托任何关系就办好了转学手续。对这种在中国人看来几乎是神话般的效率，我当然惊讶，以为是钱的使然。就问她，学费是多少？朋友回答：“不收一分钱，还免费管一顿午餐，一份牛奶。”
决不比中国富裕的俄罗斯小学能有这样的效率和福利，当然来自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及切切实实的制度保障。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消退，真正是百废待兴，但俄罗斯政府及时地在一九九二年颁布《教育法》，并在一九九六年对该法进行修改。新教育法的第一条就是，“无论人的社会地位、性别、国籍、宗教信仰、种族状况，他们应该接受平等的教育”。新教育法将免费的义务教育，从前苏联的九年延伸为十一年，充分体现了对穷人受教育权利的尊重。事实上，俄罗斯的免费教育远比法定的十一年为长。一九九六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高等和大学后专业教育法》重申了《教育法》中关于“国家保证俄罗斯公民通过高考竞争在国立高等院校中免费接受高等教育”的规定。
同样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俄罗斯，却没有像我们的某些市场崇拜者所倡导的那样，将市场经济引入校园，让市场法则吞噬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公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的新教育法明确规定，禁止把国立学校私有化。从而避免了利用“转制”，将全社会的教育资源变为个别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
俄罗斯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是实实在在的，虽然剧变后的俄罗斯在经济、科技、国防诸多方面都遗留下严重的亏欠，但《教育法》强行规定“国家保证每年拨出的教育经费不少于国民收入的百分之”。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的年教育经费在国家各项社会性开支中增长最快，并在二００二年超过了国防经费。
这是政府在教育上的作为，那么在学校、在从事教育的人身上，我们与国际接轨了吗？
捷克校长感谢重视教育的母亲
还是一个朋友的真实故事。朋友从捷克回国探亲，给我讲了她在布拉格为女儿上学与学校当局和校长、老师的一次接触。
朋友是一位舞蹈演员，离异后独自带着女儿在国内生活。女儿刚刚六岁，第一天上学，班主任挨个问小同学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这是许多中国老师的习惯，他们对学生的摸底，不是学生的学习和性格，而是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轮到朋友的女儿时，她刚说了一句“我没有爸爸”，就被同学们的笑声打断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朋友的女儿因此而被同学们欺负，以至于她常常害怕到学校去。后来，朋友领着女儿去了捷克。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母女俩以小买卖为生。因为没钱租用铺面，她每天早早地拖着一个小行李车，到中国商人那里批一点小商品，然拉到市场或地铁口售卖。由于没有铺面，她的居留签证总是很短、很麻烦，所以身份问题比谋生更让她忧心。这种状态下，孩子的上学就自然想都不敢想。
大半年过去了，一次有同胞劝她去试一试，说是捷克上学应该没有在国内那么难，于是朋友领着女儿，忐忑不安地按别人告诉她的地址去到了一所小学。
朋友战战兢兢地见到校长。她很紧张，担心人家问她的居留身份，担心人家向她索要她拿不出来的长期居留签证或是介绍信之类。
听懂了母女俩是为了上学而来，那位捷克的校长十分高兴，他没有问及母亲的身份，没有看她的证件，当然更没有向她要借读费，就马上将一年级的四位老师叫来，然后校长问朋友的女儿：“你喜欢跟哪位老师上学？”
这位捷克校长让孩子自己挑选老师！
女儿选定了一位老师后，所有的入学手续就算办完了。女教师将女儿领到教室，向全班三十几位同学介绍了朋友的女儿，并说，我们班来了一新同学，大家要欢迎她、爱她。一位小女生站起来问：“老师，我可以吻一吻外国同学吗？”老师说可以。于是孩子们排着队走到朋友的女儿面前，轻轻地拥抱、吻她的脸颊……
下午放学回家，女儿带回了校长对妈妈的问候：“你妈妈真好，她很关心你的学习，请代我向你妈妈表示感谢。”
校长感谢她，感谢她重视教育，感谢她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他的学校……我被她的故事深深地打动，并且为她在海外当“二等公民”的遭遇，有了一丝安慰；至少在人格尊严上，这个清贫的单亲家庭得到了与别人一样的尊重。
为富人服务的中国教育
在中国，有多少像她这样的穷人，为了孩子的教育（甚至还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而无助、无奈，而战战兢兢地站在各级校长面前啊！
写到此，想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条亲闻：福建的某个城市出台一项规定：民营企业主的孩子在中考中，可获得二百分的加分优待。这是一条非常不起眼的小新闻，中国观众对这类新闻已经习以为常，没有惊讶，没有愤怒，更没有声讨或向有关部门提出控诉之类有碍社会稳定和谐的大动作。
今天，中国人眼睁睁地看着“钱”和为“钱”服务的官员蚕食着教育及其资源；继而是对他们明目张胆地把教育转变为为富人服务予以制度化而无可奈何……。
转自《争鸣》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