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采访报导)新年刚过，北京市顺义区前进村小朋友张楠的妈妈再次向社会发出呼吁，希望有人能收养10岁的张楠。新年里，张楠的妈妈在继续上访的同时，也对中国建立“小康”及“和谐社会”的理念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张家是怎样陷入困境的？使张家摆脱困境的希望又在哪里？
从此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构建“小康社会”成了中国政府常喊的口号，建立“小康之家”也成了普通中国人的梦想。所谓的“小康”，通俗的理解可以说是解决温饱问题、吃穿不愁，更多的家庭支出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费，日子过得更加富足。
2001年时，张楠在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城小上学，父亲张德利蹬三轮，年收入大约为1万5千元人民币，远远高于中国农村只有大约两千元的人均年收入。怀着迈向小康的梦想，张德利每天辛苦外出工作的同时，还蹬三轮送张楠上下学，三口之家的日子过得温馨平静。
但是，2001年12月20号，张楠上学迟到后，发生了一件让张家不能接受的事情。张楠在近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因为我上学迟到了，王秋菊(谐音)老师打我，拧我的脸，脸肿得都不能吃东西。”
张楠被老师拧嘴吧子的事件在中国可以被称为一种体罚事件。中国的中小学虽然不允许老师体罚学生，但体罚事件还是频繁发生，有的案例甚至还令人发指。一些社会学者不仅呼吁“救救孩子”，也呼吁“救救老师”。
张楠的母亲，今年42岁的张淑凤说，张楠的爸爸当天到学校找老师理论时，与体罚张楠的老师王秋菊的同事严沛雄（谐音）发生争执：“我爱人张德利去学校，王秋菊倒是也承认打了，说就没使劲，轻轻的碰。
在她办公室里的一个二年纪老师说：谁打你家孩子了？去，滚蛋，臭蹬三轮的！因为我爱人是蹬三轮的。过来一个叫严沛雄的男老师说：臭蹬三轮的，你站住，我打你！就踢我孩子他爸两脚，然后我孩子他爸就跟他争吵起来了。”
张淑凤说，当晚，她和张德利到学校接孩子，比孩子遭受体罚更可怕的一幕发生了：“我们刚走到学校门口，严沛雄就手持铁棍，还有三个流氓，就扑上来了，把我爱人按倒在地就打。他正骑着三轮，北京的那种三轮前面有大梁，就跟自行车似的，我爱人从三轮车还没有下来，严沛雄跑过来一拽脖领子，我爱人脑瓜朝下，就来一个跟头。我赶紧跑学校小卖部去打110，回来那三流氓还没走，还打呢！我爱人都晕过去，都吐了。”
据张淑凤的介绍，她两次拨打110向警方求救后，两位警察赶到现场，打人者逃之夭夭。后来，顺义县医院为张德利做出的诊断证明是：急性闭合性颅骨损伤，脑外伤后神经性反映，头皮下血肿，四肢、胸背部等处多发软骨组织损伤。张淑凤说，由于他们交不起医疗费，张德利并没有得到什么有效医治，就被医院轰了出来。从此，张德利再也不能蹬三轮车送孩子上下学，也不能出去揽活了。
尽管张淑凤认为，张德利的伤势十分严重，但顺义县公安机关法医鉴定的结果却是轻微伤。张淑凤说：“这怎么叫轻微伤呢？人都要死了，怎么能叫轻微伤呢？就因为那次打得他的腿是木的，一条腿轻，一条腿重，颅脑损伤，脑子总是颠三倒四的，说话都说不利落，有只手也是使不上劲。”
张淑凤对顺义公安分局做的法医鉴定心存疑虑，但是，她却不敢诉诸于法律。这是为什么呢？张淑凤说：“严沛雄，就是打我爱人的老师的哥哥是顺义公安分局副局长。现在都官官相护，他在这里一手遮天，因为他们为掩盖犯罪事实，包庇犯罪分子，拉关系走后门，给我爱人做了一个假鉴定，而且这个法医鉴定就没有给我，这是我自己出的钱，花的五百块钱。公检法是很黑的，而且我们顺义县是有名的黑暗。”
这样的司法鉴定，对张淑凤一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北京著名法律专家，曾经试图参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的张星水先生，最近听到记者介绍张淑凤所说的案情后分析说：“法医鉴定就是将来是否被告构成犯罪的重要依据。
轻微伤按法律规定是不属于公诉案件，不构成刑事犯罪。如果要是把被害人打成轻伤，就构成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了。法医一般都隶属于公安系统，可能法医给他鉴定成轻微伤了，作为被害人如果对鉴定结果不服，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重新鉴定。”
那么，轻微伤和轻伤，法医鉴定的区别在哪里呢？张星水先生分析说：“轻微伤对于脑部一般是表皮伤，要是说给脑颅骨或大脑的其它部位造成的伤害导致他已经有后遗症产生了，得要双拐走路，平衡、正常肢体、语言、神经中枢都受到一定影响的话，甚至智力都由于外力的打击导致致残，或者轻度致残，有健忘症，要是他有这些综合的脑部反应，至少在轻伤以上。从我的经验判断，他很有可能鉴定的程度偏轻了。”
张淑凤说，打人老师所在的学校告诉她，张德利被打事件发生在校园门外，与学校无关。欲告无门，张淑凤就开始到顺义区教育局等政府部门上访，希望它们能为她主持公道，使打人者受到惩罚，使她卧床不起的丈夫得到救治，并解决她家失去经济来源的问题。
但是，很快她就明白了，她面对的是一张庞大的关系网，不仅殴打她丈夫的老师严沛雄在当地公安机关有亲戚，体罚她女儿的老师王秋菊也有亲属在当地教育局工作。
张淑凤说：“顺义县教育局局长苋长久（谐音）说：你告吧！你走到哪，我们关系网拉到哪。我们教育局有的是钱，而且他也做到了。我去市教委举牌子，我说顺义县老师打学生，老师勾结流氓殴打家长致残，顺义县教育局不管，庇护学校，我现在请市教委给做主。我举了有两天啊，就跪着在市教委那儿。最后市教委一个叫崔超（谐音）的说：你这事我们知道，你就是告到天边，你还要回到你们地方，除非你离开顺义县。”
张淑凤认为，在这张关系网的作用下，本来打算免费为张家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抽回了援助之手，甚至连一些记者迫于压力也不能如实全面报导案情。
张淑凤表示：“一个律师事务所主任好像是法律援助我似的，到顺义县间接地去采访教育局和学校。后来他说，你这事牵扯人太多，牵扯到市教委，又牵扯到你们顺义县公安局，我们管不了啊！最后，他就撤了。我们找广播电台记者，说是能给我们报，过了一个新年，又报不了了。这个记者说：你没有靠山，人家有关系网，人家的关系网已经拉到市里来了。”
记者近日打电话到顺义区教育局，那里的值班干部表示，没有听说过张楠受体罚及她父亲被殴打事件：“我不清楚这事，国家教委都是不许体罚，咱们都是一样的要求，根本就不许体罚和变相体罚，这都有文件。”
在庞大关系网的阴影下，张淑凤绝望了。2002年4月的一天，她来到北京市复兴门地铁站，企图走上轻生之路。她哭着回忆说：“我觉得我真是走投无路，上告无门，2002年4月18号，我去跳地铁，就是在北京的复兴门。地铁有治安的，他们就去举小旗子，喊让地铁停。地铁都快到我眼前了，就算是到我眼前了才停的。”
这时，张德利已经被打半年左右，由于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救治，他的病情加重。张淑凤于2002年5月将丈夫送到北京市友谊医院急救，但很快又被轰了出来。张淑凤说：“我爱人的脑子疼得难受，夜里一点多，后来到北京友谊医院，他脑子颅骨损伤，有一个铁丝的影子。因为流氓棍子上有钉子，钉子折在他脑子里了。
后来说做手术要我们两万块押金，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医院也不让我们在那住了，轰我们出去。我觉得真是走头无路，这怎么办啊！”
女儿在学校受辱，丈夫遭到毒打，无论是寻求医疗救治，还是上访讨公道，不是受到威胁就是碰壁。在张淑凤的眼里，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他们是蹬三轮的，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张德利身体状况恶化以后，张淑凤要求为丈夫做第二次法医鉴定，但没有成功。
张淑凤说：“我们自己又到北京市法医鉴定，他说你得拿以前的法医鉴定来，而且还要派出所给开证明，他才能给我们鉴定呢！我们以前的法医鉴定现在派出所不给我们，派出所就不让重新法医鉴定，给我们拖了一年多呢！后来我又要求法医鉴定，顺义算答应了。
由顺义学校校长，顺义法医小张，教育局还去了两个人，还有我们仁和派出所的周福涛（谐音）带着我们去北京清河那个法医医院，法医鉴定中心。鉴定中心杜主任是我们顺义法医小张的老师，他掰掰眼睛、弄弄胳膊就说没毛病，鉴定也是轻微伤，跟顺义一样，是缺乏营养，喝点牛奶，喝点排骨汤就好了。他也没给鉴定，就这么说。”
张淑凤意识到，无法为丈夫重新做法医鉴定，也是关系网作用的结果。这张无形的关系网，让张家痛恨，也让张家无奈。曾经为民工等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深圳维权人士邹涛先生，对关系网在中国的作用深有感触。
他在听说了张家的遭遇后表示：“我相信会存在一些这样的状况。如果要去打官司的话，她是没有这个钱来打官司的。而且，她要是去打官司的话，可能又会受到某些权势阶层的干扰，最后法院的判决可能也不会很公平。比如说，法院的主管的法官又会因为对方是公安局的副局长跟他打招呼，可能又会偏向于他，这种关系网又会牵扯到他。”
这位维权人士呼吁中国维护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我们一直在喊了很多年的问题。对个别的权势阶层的人来说，他只会顾自己的利益，不会想到老百姓的死活的。他只会想到保护自己的朋友呀、亲戚呀，不会管别人的。这是非常可恨的一点，这种现象的消除还是要靠司法制度的完善。”
张淑凤何尝不希望中国能完善司法制度，使像他们这样的受害人的利益得到保护。但是，此刻摆在张家眼前的迫切问题，显然已不再是女儿被体罚的委屈、打人老师是否仍然逍遥于法外，而是如何为病重的张德利筹集手术费用，这一问题让张家一筹莫展。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