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日讯】姚仁杰：因为堵车来了一点，前面几个发言没有听到。我不是搞文学的，我是搞自然科学的，但是由于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被一致认为文学就是人学，是讲人的，我觉得尽管在专业的业务上与我无关，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跟我是有关的，所以有关文学很多活动，只要有机会，我总还是很愿意参加的。
首先我想谈一个问题，谈记忆的问题。社会、人需要不需要记忆？需要，政治需要不需要记忆？需要。例如说最近中日关系闹得很僵的一个问题，我们的领导人一直要求日本人应该以史为鉴。有一次我自己感到非常尴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领导人向日本邻国提出他们以史为鉴，但是我们反思我们自己，刚好最不以史为鉴的就是当代中国的领导人。我们当代中国的领导人尽可能让老百姓忘掉他在执政期间所做过不好的事情，不但不以史为鉴，并且拒绝记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今天我们讨论涉及到主要的两本书，章诒和先生的大陆版《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最后的贵族》，我都看过。它让我勾起了四十多年来，对已经逐渐淡忘的一段历史、一段生活的记忆。我记得章诒和女士的书上所提到了几个著名的右派，包括章的父亲、中国的大右派、当时的交通部长章伯钧，包括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九四九年前同学们就非常喜欢的储安平，当时倾向进步的学生，像我们这样的学生，都看《观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怎样反对蒋介石，怎么盲从相信了共产党，必须要了解那一代的文化人，其中很有代表的一位就是储安平。可惜储安平说了几句真话，得罪了大和尚，被打成右派，至今死不见尸，活不见人，是一个悬案。我就很奇怪，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组织之严密，怎么可能一个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总觉得这里边一定还有隐情的。
我看见《往事并不如烟》里边的记录，储安平当了右派以后，自己养了两头羊，挤下来的牛奶给章老送去，看看中国这样好的，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因为说了几句真话，所落得的下场是什么？刚开始看见这本书的时候，我又产生一个错觉，我记得有一次机会，我问了章诒和女士，我说你这个书都能够出版的话，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宣部要放宽一点了？我误会了。我也说真话，作为北京大学第一个打成右派的青年教师，当时我们内心是热爱党的。民主党派、中央层的右派是略微早于我们一点点，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他们已经有发言。老实说，民主党派的右派、中央层的右派，在统战部组织的各种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我们当时看起来，说真话是非常缓和的。尽管这里牵扯一些直接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好像针对性比较强，但是说出来的东西都很缓和。比如说，章老提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原话还不是批判所说的那样，在我们看没有什么不对的，你们不是在建国之前就向老百姓宣称成立联合政府，要实行民主政治吗？政府的成员、内阁的阁员、部长们提点意见，有什么违背联合政府的呀？一些政策的出台、法律的出台，所谓政治民主，就是多些人商量，这有什么不好？我当时处于青年知识分子整风运动的漩涡当中的北京大学，到了北京大学的学生起来，所谓的“五·一九”运动，因为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出现，紧接着就像潮水一般起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年轻人提出的问题远远比老一辈提得尖锐得多。
我举一个例子，毛主席要实行双百方针，希望言者无罪，假设他这个愿望是真实的，在他号召起来给共产党提意见，给当权派提意见的时候，我们是几次邀请才出来的。我当时等带着学生在协和医学院做毕业实习，带了八个学生在那儿实习，根本没有时间参加，但是耐不住党的组织再三动员，说要是你真的拥护党、热爱党，就应该给党提意见，希望我们做的工作更好。我正是在这种相信下，在党委召开的民主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发言完了以后，主持会场的常务书记认为我说得很好，说了真话，马上就指定校刊的编委和记者采访我，要求把当时的发言变成文字材料。当时直接找我的，也是后来的名人，就是胡启立的夫人，当时是北大党委组织部的干部，叫郝学明。她说，你的发言书记都说挺好，你把它整理出来，我们马上就出。五月十九日出了第一张大字报，五月二十三日校刊就全文登了我的发言，大家只要看我当时发言的题目，就知道我们当时相信到什么程度，我的题目叫《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的爱你、拥护你》。现在这篇东西有幸留下来了，是如何留下来的呢？本来我们东西留不下来的，后来因为到了反右以后，觉得要找一点靶子，作为批评材料给留下来了，批判材料是共产党的官方文件，所以有幸一直保留到现在。
六月八日以后就变成很不好了，我有两条大的罪证，都是大得怕人的。我仅仅是北京大学一个年轻助教，居然给我戴了一个帽子叫做“与党争夺青年”。好吓人。我说我哪有这么大劲啊，我没有这么大劲，我怎么把青年争取得过来。党有组织和少先队、青年团，我一个人拔河也拔不过啊。但后来我慢慢发现，为什么北大打了这么多右派，北大教员同学生的右派一共打了756个，一类处理的，被抓的，到了1958年2月15日临要过新年的前两天，也就是腊月二十八，公安局把我们抓了，那一天抓了123人，我们是浩浩荡荡出北大的。
现在很多学生不理解，我们当时也不理解，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有一个毛病，老是爱较真，你不是说言者无罪吗？为什么言者有罪，我们老争这些。所以我最后被列为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极右派分子，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一直不认罪，因为我觉得要认罪，真有罪才认得下来，我真没有罪我认什么罪。现在过了几十年了，不知道右派死了有没有一半？估计有一半了。当然，右派也不是都一样，也有好右派，更好的右派，也有稍差的右派，还有更差的右派。比如说跟我关在一起的丛维熙，后来进入文联当官了，说话就变味了。我有一个好处，我一辈子没有当过官，最大的官当过我们教研室的工会小组长，所以我一直没有纳入体制内，我离开北大是1958年，回北大是1979年，整整21年，离开北大是一个小助教，62块钱的小助教，1979年回到北大，根据当时的文件，恢复原工资，又是62块钱的小助教。结果我重新万里长征，从副教授、教授到退休。
那天，他们跟我说，就你这二十几年，你离开北大又回北大，就应该写本书。刚才余杰也说了，我正在努力写。我没有在座诸位文学的才华，写不好，我想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像记录试验的数据，不做假是做得到的，记录实验数据，不要造假，不要像韩国那样造假，这个我做得到。为什么我要写？尽管我没有章诒和女士的才华。我佩服你的书，不仅仅纪录了那段历史，并且才华横溢，文章写得很漂亮。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我没有那么大学问，我不敢说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共和国的这段历史，所以我对我写的书命名叫做《心录–与北大同行》。我至少可以记录我身在北大那个小环境当中这几十年怎么过来的，我没有这么大的才华写共和国历史，党中央都写不出来，社科院和中央党校的一大批秀才都写不出共和国历史，更不要说我了，所以我不做这样的妄想，我就愿意记录我身边，我亲历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都已经很惊心动魄了。人们一定不会想到，中国的最高学府高唱科学民主大学，还有这么不民主、不科学的地方。所以，我只是希望记录，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尽管遭受这么多苦难，我仍然会觉得北大会变好，中国会变好。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在座的，会更好，越来越好。尽管我不是你们圈内的人，也不一定百分之百都赞同你们的观点，但你们所为之追求的，为之奋斗的原则性的东西，我是赞同的，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待续)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三味书屋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由余杰整理完毕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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