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2日讯】二、被特殊款待的尊贵人物
开始，大作家的脸面还让他半遮半掩，只是答应回来看看，并嘱咐千万不要“引人瞩目”：不要仪式，不要车队，不要人群。但在5月27日，当“柏林-莫斯科”的列车刚刚驶入苏德边境的涅格列诺站时，拱形的苏联国门旁，已经有边防军人在列队欢迎高尔基了。晚上10点，小站上举行了群众欢迎集会，前往迎接大作家的有白俄罗斯代表团和以苏共高官斯捷潘诺夫为首的莫斯科代表团，真是盛情难却，高尔基不得不致答谢词。
接着，列车到达明斯克，深夜的车站和相邻的大街，还是挤满了激动的人群，高尔基不得不再次发表演说。
5月28日，列车驶入莫斯科白俄罗斯站，早已等在站台上的仪仗队开始奏乐，前往迎接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还有作家、学者、艺术活动家和工厂的代表团。
可以说，高尔基从踏入国门的第一步，就迈进了斯大林精心设计的陷阱，之后的行程必然是越陷越深的过程，直到大作家完全被大暴君所吞没。
自高尔基回国后，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就不断地给予大作家以种种崇高的荣誉，让他被无处不在的持续肉麻的恭维和难以想像的特权优惠所包围。
（一）物质优惠
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曾建立起一套这种秘密的制度行贿，用于收买党内高官和社会名流著名。高尔基回国时，斯大林式行贿还没有作为一种秘密制度建立起来，新权贵们还多少保持一些列宁时代的传统——不尚奢侈和享受，甚至在20年末期，苏共高官的家人外出时，也都要乘坐公共汽车，就连斯大林的妻子娜佳.阿利卢耶娃也不例外。她在布哈林任校长的工大学习时，每次去学校和回家都乘公交车。甚至有时，她还会陷于无钱开支的窘境。比如，她在1929年9月17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约瑟夫，如果可能，寄50卢布来，工大要10月15日才发钱，我已身无分文。”
但斯大林对肯于回国的高尔基却是例外，可以说，高尔基成为斯大林下大本钱收买的第一人，也是制度行贿的最早试验品。斯大林在动员全党全国向高尔基献媚的同时，也给了高尔基以巨大的物质利益。
高尔基在1928年5月回国后，斯大林马上亲自出来，对大作家的生活起居关怀备至。他把高尔基安排在曾经属于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里，离克里姆林宫很近，便于领袖随时来访。除此之外，他还指示为高尔基另建了两座豪华别墅，一座在高尔基的家乡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高尔基一家的全部生活供给与政治局委员们一样，由内务部的专门机关负责保障，配有花工、厨师、医生和警卫。
按照斯大林命令，内务部头子雅戈达必须迅速了解并满足高尔基的任何愿望。高尔基喜欢花草，他的别墅周围就栽满他所喜爱的、专门从国外引进的花草；他喜欢吸烟，就专门从埃及订购高级烟；在对出版物实行严格管制的体制下，高尔基却可以得到想要的任何一本书籍，不论该书出自哪个国家。
斯大林也答应高尔基每年出国的要求，去意大利过秋天和冬天。而且，为了方便高尔基前往克里米亚别墅和出国访问，斯大林命令铁路部门专门准备了一节经过改装的特殊车厢，随时恭候大作家的出行。从1929年到1933年，高尔基每年都去意大利，斯大林特派两名苏联医生随行。两名医生负有双重使命，既负责途中护理，更负责一路监控。
高尔基生性节俭，曾多次拒绝享用这些特权和奢侈品，可斯大林的回答是：“全国只有一个高尔基”。
在斯大林体制下，对高尔基的特权优惠还荫及家人。他的儿子马克西姆被称为“苏维埃王子”，特权使这个“王子”很快堕落为纨裤子弟。他在莫斯科有成千的追随者，每晚沉溺于酒吧中，动则一个晚上就花掉上千卢布。在出入境管制森严的苏俄，他却可以像父亲一样，享受随便出国的特权；他喜欢竞赛就有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他迷恋飞行，就有巨型8引擎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专机，这是苏联制造的第一架高科技的最大型飞机，配有印刷、高频电台、随机电话等先进设备。可惜，这个“王子”还没来得及享受“新玩具”，就突然染上肺炎，在1934年5月神秘地死去。而据说，“王子”之死是斯大林陷害高尔基的整个阴谋的一部分。
要知道，高尔基及其家人的这一切享受，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了500万人，几十万失去父母的儿童流离失所、沿街乞讨。
也许，斯大林正是从收买高尔基的经验尝到了甜头。所以，为了收买更多的效忠者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从30年代初开始，斯大林建立起一套惠及整个官僚体系及其御用精英的秘密贿赂制度。这套制度按照从政治局委员到集体农庄主席的特权等级制序列（政治局成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后改称部长、总局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相应的特惠福利：1，黄金地段的高级住房和免费占用别墅；2，专机、专列、专用游船和专用猎场、专用高级轿车和专职司机（官员家族也可享受，甚至一人有几辆供选择），高级官僚们的子女上学和外出，都要坐着专车并由警卫全程护送。3，特酿的“首都牌”伏特加（发明于二战时期严重缺粮的1944年）和免费早餐与午餐，假日的休闲和狩猎的所有开销（路费、补助、医疗费、设备、特设的休假区和猎场的维护费用）；4，可以出入特供商店，在那里，不用排队就能购买紧缺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仅在莫斯科就有数百家这样的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
原来的皇宫和贵族毫宅，在列宁时代曾被慷慨地送给了劳动人民，但在人民被新政权驯服之后，自然要收归共产权贵们占有。斯大林得到了沙皇最喜欢利瓦季宫，斯大林的母亲也在家乡住进了当年沙皇的母亲住过的宫殿——格鲁吉亚总督府，莫洛托夫休假的别墅是沃龙佐夫伯爵的毫宅。
沙俄时代遗留下的豪宅不够分配，斯大林就下令在莫斯科河畔为高级干部建造了豪华住宅——“滨河大楼”。七居室的大套房，仅阳台面积就70平米。同时，在莫斯科郊区也划出数片土地，为新权贵们建造度假休闲的政府别墅，每栋别墅都配备专职的警卫、花草匠、女佣、厨师和医务人员，一座别墅的官派服务人员至少50名。当然，这些服务人员还负有监控的使命。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斯大林为高官们提供这类特供住房中布满了阴谋和恐怖，不仅每个房间的双层夹墙都安装了窃听器，而且还有一条从莫斯科河河底穿过的地下通道，克格勃人员可以避开大楼警卫而直接进入所有高官的房间。那些为高官服务的人员也都是克格勃的雇员，肩负着刺探情报的告密者任务，高官们对“当家的”的态度及其风流韵事，全都通过这些“服务员”而记在克格勃的卷宗里，呈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比如，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强奸过一位党员干部的十五岁女儿，一些高官在访问巴黎时用公款嫖娼，中央执委会书记兼外交人民委员卡拉汉与芭蕾舞女演员的寻欢作乐……都要送到斯大林的手中。
克里姆林宫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斯大林把其中的一些房间分送给最值得利用的人，作为对下属忠实的奖赏和受到宠幸的标志。每个被斯大林请进克里姆林宫的人，也都能得到即将升入更高职位的许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能够受到斯大林的恩宠而搬进克林姆林宫的高官经常变化，今天被请进来，明天就可能被赶出去。虽然，被斯大林请进克里姆林宫住的人，个个受宠若惊，更加卖力地为主子清洗异己，但这样的宠幸往往是下地狱的前奏，一旦“当家的”要过河拆桥、杀人灭口，他都是先制造假相迷惑猎物，让猎物在宠幸有加的飘飘然中，毫无准备地死于伪装得天衣无缝的陷阱。具体负责大清洗的两任克格勃的头子雅戈达和叶若夫，都曾被斯大林请进克里姆林宫居住，也都先后被赶出去并被枪毙。
以上数种特惠利益还是实物和荣誉的方式，斯大林建立的最大制度性行贿是货币奖励，一种被称为“斯大林钱袋”（装在信封中的卢布）的附加工资，每月都有。这种给高中级官僚的额外金钱，根据职务的高低和受重用的程度，从几百到几万不等。苏联女作家莉季娅 ‧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其所着《克林姆林宫内幕》一书中特别提到“红包”问题。她解释说，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工资之外的钱，按什么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不要所普通老百姓完全不知，就是那些领“钱袋”的人无从知道。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接受采访时，也证实了这种金钱行贿制度确实存在，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内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
有研究斯大林时代的专家计算过，扣除通货膨胀及币制因素，部级官员每月的附加工资是2000新卢布左右，相当于当时的3500美元。而在斯大林向官僚们大肆行贿的时代，苏联的人均产值只有700美元。对比之下，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人均产值为6800美元，比率为10：1；而斯大林时代的部级官员所得到的丰厚收入，却要高出戈氏时代的总统工资的二倍以上。如此奢侈的“斯大林钱袋”，当然要完全黑箱作业，领取者必须严守秘密，走漏信息要遭到严厉处罚。
－－原载：《议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