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6日讯】(亚洲时报 Kaveh L Afrasiabi撰文) 美国已经决定与伊朗就伊拉克问题举行直接对话，与此同时又坚持在核问题上孤立伊朗的政策，而且还经常声称要在伊朗进行“政权更替”。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华盛顿一些决策者将会争辩说，在目前的情势下，美国事实上能够同时追求这些目标。
但不管两国有关伊拉克的会谈将发生什么事情，美国的布什政府都将面临是否真的想（以及如何）在伊朗寻求“政权更替”这问题。布什政府不久前又拨款7500万美元用于削弱伊朗政权的统治和促进当地的“民主事业”，也就是说美国已经正式把“政权更替“作为对伊朗的政策目标。这一政策是由国务卿赖斯最近宣布的。
美国国会许多议员也打着《伊朗自由法案》这面旗帜寻求同样的结果。他们声称，布什政府与伊朗举行任何对话都会偏离他们所认为的美国真正使命。有些议员坚决主张美国承认伊朗流亡反对派“人民圣战者组织”（Mujahideen-e Khalq，简称MEK），尽管该组织被国务院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然而就目前来说，德黑兰已经发出了足够多的信号以示对美国的提议做出积极反应。去年10月赖斯在国会听证会上主动表示了美国的意愿，她表示授权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哈利扎德（Zalmay Khalilzad ）与伊朗代表会晤。随后哈利扎德证实，总统和国务卿为此都已给他明确的授权。
截至笔者撰写此稿，两国会谈的日期和时间仍未最后确定，但各种迹象显示双方都在会谈前展开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彼此向对方发出了“一时一样”的模糊信号。这显示双方进入了一个相当尴尬的时刻，任何一方都不知道如何开始。
例如，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Seyed Ali Khamenei ）为会谈祈祷，但另一边厢美国的发言人却质疑“奇怪的时间安排”，并暗示伊朗做出对话的决定是由于它在核问题上受到了国际压力。随后伊朗驻联合国使团也作出了负面的反应，伊朗外交官提醒所有人：德黑兰并未主动提出有关对话的构想。
因此，美国和伊朗对话的命运取决于伊拉克危机或伊朗核危机的状态，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制约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是，阿拉伯世界也对绕过他们推展的美国－伊朗对话，提出严重的质疑，尽管客观而论，阿拉伯人应该欢迎美国－伊朗关系出现任何解冻迹象，因为这将对中东和平事业大有帮助。
在这阶段，美国和伊朗所能做的最重要事情，是为建设性对话制定具体的规则。这样的对话不应该是宣泄旧怨的谈判和“聋子间的对话”。用思想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话来说，对话应该是一种促进“容忍和礼让”的交流。然而，真正的双向接触，与扭曲的、独脚戏式的对话之间有巨大的差别。
另一问题是，如何避免美国和伊朗内部的选举政治对美伊之间的对话和解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已经证明，两国的选举是另一个限制此类对话的因素。
来自过去的教训
很不幸，在过去的1/4世纪里，美伊双方基本上一直是各唱各的调－－2001年双方就阿富汗问题举行的会谈是个例外。双方的主要目光都放在分歧上，让对话从属于它们相互冲突的地缘战略考虑，并有意对对方的利益和忧虑漠然视之。在最恶劣的时候，他们的直接或间接对话充满了敌意甚至仇恨。
让伊朗耿耿于怀的一件事（该国驻联合国使团最近在广受欢迎的电视节目Charlie Rose Show上说出了心中的不满），是在2001年的反塔利班运动中，德黑兰给予合作所换来的结果，却是布什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将伊朗列入“邪恶轴心”。换句话说，双方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需要双方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克服。
1979年的人质危机给双方关系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害。华盛顿和德黑兰需要明确表示改善关系的愿望，因为这样的愿望是根治过去创伤的良药。显然，阻止双方和解的重大障碍仍然存在，因此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并非没有可能。
双方应该遵守的规则
第一，每一方都必须尽力清楚理解另一方的利益和问题。这既是前提条件，也是对话的结果，而且需要双方事先做细心的准备。例如，美国分析伊朗最近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时，必须考虑伊朗在后911时代的安全顾虑，而不能把它误解为军国主义或有进攻性目的的行动。
第二，每一方必须先认清自己的利益和优先任务。这也意味着任何一方都应鼓励公开讨论，去弄清自己该采什么立场。因此，美国的问题是，美国内部要举行充满活力的辩论以讨论美军常驻伊拉克的目的：美军进驻伊拉克的主要长远目的，是要威慑伊朗，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至于伊朗，它需要就是否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及其如何影响伊朗的国家利益举行公开的辩论。关于伊拉克和它一旦陷入内战对伊朗和其他邻国的潜在冲击，华盛顿和德黑兰需要表明他们阻止这种局面出现的决心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双方必须减少分歧。它们可以通过分析和区别哪些是有碍正常化的分歧，哪些是在正常外交关系里可以接受的分歧，从而达到此目的。这样的例子在外交史中比比皆是，例如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以及伊朗和波斯湾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的区分有助于排除一些分歧，弄清哪些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如打击恐怖主义）、哪些存在利益冲突（如美国在海湾的单边主义），哪些是并行不悖的利益（如海湾的稳定、伊拉克的国家统一和遏制伊拉克的内战）。
有些分歧也许并不那么“势不两立”，例如伊朗对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打算驻扎伊拉克直到该国稳定为止所表示的不满。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每一方必须展示出修正其对另一方的理解和解读的诚意。所有这一切的主要前提是，美国必须明白稳定并不是单方面想做就能实现的现象，美国的权力本身并不能确保稳定。
就像跟中国的关系一样，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受到诸多问题的妨碍－－不管两国的关系有没有正常化。然而，美国应明白该当选择和解与谈判之路， 而非胁迫性的外交策略。
第四，每一方必须愿意进行持续的、有建设性的谈判，而不能进行三心两意的尝试，更不能不采取有意义的后续行动。为尽量减少间歇性的谈判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双方需要预先为对话制定一份路线图，以防一场改善关系的运动被妨碍对话的势头阻挠。此外双方需要持续释放“积极的讯号”以便让各自内部的公共舆论为关系正常化做好准备。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伊朗驻联合国大使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所重申的德黑兰反核武的立场，同时被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
第五，双方必须秉持善意进行对话。这意味着必须避免争论是谁采取第一步，同时还要避免给人一种印象：对话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为了持久性的友好。不幸的是，美国和伊朗今天的对话气氛充满着对对方动机的怀疑和口水战。
最近美国内部有些人指责伊朗成了阿尔盖达恐怖分子的天堂。笔者最近听到《美国之音》的一篇采访时大吃一惊，从中了解到有人在这个敏感时刻千方百计拿伊朗与阿尔盖达的联系做文章。在此笔者想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阿尔盖达、塔利班及其相关个人和实体委员会”（UN Security Council’s Committee Concerning al-Qaeda, Taliban, and the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便曾称赞伊朗与该委员会的合作。
总之，笼罩在双方上空的不信任乌云可以通过深化对话的进程和拓宽其领域来扫除。有关北韩核问题的多边会谈也许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然而，只有当有关伊拉克稳定这个小谈判，被提升至如何解决阻碍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大谈判时，双方对对方动机和意图的怀疑，才有机会扫除。若两国继续回避就“所有问题的根源”－核问题－进行直接谈判，它们之间的恶意就无法消除。
注：本文作者Kaveh L Afrasiabi博士 是《霍梅尼之后：伊朗外交政策新动向》一书的作者。(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