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3日讯】（一）荒谬绝伦的惊天大冤案
铁流所写的《“425”屠场》为我们揭露了另一个可以和夹边沟相类的右派劳教大坟场——四川省劳改局“415”劳教筑路支队，其惊心动魄、专横暴虐决不在夹边沟之下。其中，尤其是采用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手段，制造出一个子虚乌有的“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把一大批后来打成右派的经过革命烈火淬炼的共产党的忠实党员诬陷成图谋推翻共产党的暴徒，判处两名“首犯”死刑，余等死缓及无期、有期徒刑，其骇人听闻之状，令人发指。
整个案件，由于只是依靠“线人”彭恢荣的“举报”和屈打成招，没有任何证据，因此，最后对21名“犯人”的判决书中，连当时流行的“被告供认不讳，证据确凿”等套话也没有。能够制造出这样惊天的大案冤案，正说明文革时期中国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是多么的荒谬！
（二）周居正至今没有“改正”，没有平反
我是《“415”屠场》一文最早的读者之一。
我们郑重地公布、揭露这个荒谬绝伦的案件，是因为作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处决的周居正，他的错划右派问题，至今没有“改正”，他的“反革命”帽子，至今还拒绝平反。我们希望引起大家共同关心，推动这个冤案尽早平反。
周居正被冤杀已经四十一年了，他的两个儿子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社会压力而自尽，他的夫人重庆市小龙坎小学退休教师曾昭英，现年七十三岁，孑然一人，形影相吊，虽然多次上书申诉，但是都被驳回。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许多周居正的战友，为他的光荣而清白的历史作证，许多公检法方面的重要当事人，为要求平反他的冤屈作出书面的证词，但是，在争取平反这个丝毫不复杂的冤案方面，却是阻力重重。这可说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件咄咄怪事！
我们向中共中央、向最高人民法院呼吁：请尽快平反这件文革遗案、冤案！
（三）为探索真理而殉难的前驱
大家知道，被称为“圣女”的林昭于1968年以“反革命”罪被枪决，同样也是因为打成右派而“升级”为“反革命”，同样也是因为对共产党、对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而被枪决，周居正要早4年，在1964年被枪决，时年38岁。
周居正是一位为探索真理而殉难的前驱，勇士。他和张志新、林昭、遇罗克、王申酉等等，成为为思想自由而献身的丰碑!
所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全案查获的唯一“铁证”，就是周居正笔记本上的一篇题为《新民主社会主义论》的文字。我们现在只能从判决书中知道这篇被当作“反革命纲领”的片断：“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议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真正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必须领先知识分子中的先觉分子，工人阶级中的先觉分子和农民的先觉分子，高举三面大旗，即，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国家和民族的建议，发展工农经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建立民主、富强、自由的新中国，……”
如果我们仅仅看这么一段文字，也可以看出周居正是一位对共产党、对国家的命运前途极为关心的好党员、好公民。他不是一个盲从的党员，盲从的愚民。他有思想，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思索。他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有清醒的认识。他呼唤“先觉分子”，实际上他本人就是一位“先觉分子”。我们的那些手握人民生杀予夺大权的检察官、法官大人，难道你们还认为周居正是应该予以枪决的“反革命”罪犯吗？难道你们还要维护那些无中生有的诬陷不实之词吗？难道你们不为自己成为毛泽东的“愚官”羞耻脸红吗？难道你们不为自己在如此黑暗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做法官、检察官而羞愧吗？枪决周居正是共产党的耻辱。法官、检察官大人，你们拒绝给周居正平反，其实是拒绝洗刷共产党的耻辱。
（四）一位从白公馆逃出的共产党员
中共的公检法、中共的政治运动最可恶的地方之一，就是可以按照政治需要制造伪证，加害于需要加害的任何人。需要打到刘少奇，可以制造出叛徒、内奸、工贼的人证物证。四川省最高法院判决书云：“周居正隐瞒罪行，伪造历史，冒充中共地下党员，混入革命阵营，进行破坏活动，被划为右派分子。”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没有经历过中共政治运动的人，实在是难以想像，世界上还会有敢于这样制造伪证的检察院、法院！
周居正1945年就参加了地下党，1947年参与领导重庆“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和发动“民变武装”被国民党逮捕，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囚于白公馆监狱。1949年9月，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他和罗广斌撕下自己的被面绣制五星红旗。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关“红岩”的故事、小说、电影中刻意描述的情节。现在这个美丽动人的情节都转嫁到江姐身上，使江姐成了高大全的完美典型，殊不知，故事的原形人物之一是后来被枪决的“反革命”周居正。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血洗渣滓洞，狱中的共产党员策反敌特然后越狱。在枪声密集，血与火的生死关头，周居正不顾身体瘦弱和个人安危，仍帮助难友郭德贤背出四岁小孩。
当事人郭德贤，“原白公馆监狱脱险革命志士、离休干部、共产党员郭德贤,在一段虎口脱险的回忆文字里这样写道:“1949年1月，我在成都川西特委机关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到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监狱，狱中党看到一个学生模样比较活跃的犯人，他就是周居正。
1946年11月27日晚，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的枪炮声震撼着‘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刽子手急忙向白公馆求援，于是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全部集中到潭滓洞屠杀革命者，白公馆未遭杀的同志全部集中到平二室，我带着两个孩子仍被关押在楼上，平时狱中革命者教育的看守员杨钦典和李育生，经罗广斌等同时指明出路，毅然反戈，站到了正义一边，他打开牢房叫大家赶快冲出去，并告诉罗广斌楼上还有郭德贤和二个孩子时，罗广斌便派李荫枫和周居正到楼上帮我背小孩，我的小波就是他背着闯出封锁线的。
解放后，白公馆监狱脱险的19人经组织审查都作了结论，分配了工作，周居正被分配到西南局人事部工作。”
（转引自《沉冤何时见“青天”中国检察报记者木子）
可是，周居正打右派的任何材料都见不到了，我们只能揣测。我想，解放后8年的见闻一定和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相差甚远，所以，他的见闻观感成了打右派的原因。这种打右派的痛苦经历，加上他早年追求的理想，也就是中共经常所批评的许多老革命是带着民主主义理想参加革命的，一定和现实的状况，发生越来越多的抵触。他们心中向往的并不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他在日记上写出《民主社会主义论》。根据后来宣布的罪状，我们知道周居正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本质有入木三分的揭露，对于中国的前途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他说“毛泽东以流氓无产阶级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他心中的理想，是一个“国强民富，建设民主、富强、独立、社会主义的中国”。几十年之后来看，可见周居正不愧为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他是以生命殉葬了自己的理想。这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不屈不扰、前仆后继地追随中国共产党，以为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殊不知毛泽东领导下的这个“革命”却无法容忍民主自由的思想火花，无法容忍任何的质疑腹诽。对于任何的质疑、任何的腹诽，都认为是大逆不道，非要冷酷无情地置于死地不可。
（五）“民主社会主义”在德国
我已经为本文定稿。正要发出的时候，接到一个电子邮件，打开一读，有一篇叶廷芳委员3月7日在社科联组会上的发言，非常精彩。其中有一节“应该从东欧兄弟党的失败中吸取什么教训？”几乎就是为周居正而写的。周居正为倡言《民主社会主义》而毙命，可是那个曾叫做“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因为没有民主而垮台。言者曰：“社会主义如果不跟民主相联系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我们党现在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而且把‘民主’放在‘社会主义’的前面。”现在我把叶廷芳的这一段文章抄录如下：
东欧各兄弟党的政权于1989年相继垮台后，国内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似乎这些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太放松了，才导致这样的悲剧！我当时有些疑惑。1991年我乘赴德国进行学术访问之机，抽了一部分时间对前民主德国执政的统一社会党的垮台原因作一番调查。于是我选了波茨坦大学外语系主任、原校党委委员汉斯•马奈特作为我的调查对像之一。他是当年民德派到北大教我德语的老师。1989年以后，他那个支部23个党员自动退了20个！他是最后三个没有退党的党员之一。我在他家住了三个星期。我们几乎每天都谈论政治。其中有一席话对我的震动最强烈，他说：“我们党从1989年的失败中取得的最大教训是：社会主义如果不跟民主相联系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我们党现在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而且把‘民主’放在‘社会主义’的前面。”他接着说：“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百姓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跨越柏林墙。”（据报道，先后因越墙而被自动武器射杀的达276名）我说：“那多半是为了生活过得好一点吧？”他说：“不排除这个因素。但在历史上我们只听到过‘不自由，毋宁死！’却从未听说过‘不富裕，毋宁死’呀。”
不久我去蒂平根拜访原莱比锡大学教授、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汉斯•马耶尔，他是1963年逃离东德去西德的。当我们谈完学术把话题转向政治的时候，我以为他会自豪地说：“我早就料到这个政权要垮台！”但与我的预料相反，他主动高声宣称：“今天我依然是社会主义者！”并为民德垮台愤愤不平：“为什么非要搞垮人家？！他有缺点你给他一些压力让他改正就是了。”我问：“依你看，民主德国的主要缺点是什么呢？”“当然是缺乏民主嘛！”“看来，这大概就是你当年决定离开民主德国的主要原因吧？”我问。“那还用问！我反对乌布利希（统一社会党的第一书记）搞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都爱思考。但你想发表某些见解却往往没有地方给你发表；到课堂上去讲，又要受指责－－这我受不了！”
以上两个个案，两个原来对统一社会党态度不同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当政的，一个不当政的）的心路历程导向同一个结论：民德政权的悲剧结局不是因为思想管得太松，恰恰相反，而是管得太死！这里我们又遇到了辩证法：“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说话，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毛泽东的这一警示性的英明论断，德国乃至东欧的兄弟党付出血泪的代价作了验证。
（六）笔者故地重游重庆
重庆是我的出生地。我1934年出生于重庆，1942年离开，2003年，在我69岁的时候，故地重游，准确找到了我的出生地——柴家巷，今重庆百货大楼所在地，找到了我的居住地南温泉的花溪虎啸口村，也游览了白公馆、渣滓洞。
在游白公馆、渣滓洞的时候，我问导游小姐：今天我们来游这些地方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导游小姐一定会向我灌输一套继承革命先烈遗志之类的说教，但是非常使我失望的是，导游小姐说：我也不知道。
在参观白公馆、渣滓洞的时候，我拍摄了两张文字图片。一张是：“狱中八条意见：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另一张是许晓轩临刑时向党转达的遗言：“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希望组织上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保持党的纯洁。”
对于这些1949年的“理想主义”者的理想，我实在难以简单地是之非之。看来，即使当时处在地下时期或者处在狱中环境，领导者就出现了“腐败”问题。怎样防止领导者的腐败呢？他们都认为“整党整风”是最好的防腐剂，抗生素。
事实上，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最初几年，年年都有整党整风，到了1957年来了一个大整党整风，把周居正整成了右派分子。这是当初关在白公馆、渣滓洞中的共产党员们始料所未及的。
联想到当今中共正在进行的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即简称为“保先——保鲜”教育，实则是认认真真走过场的整党整风运动，加上新近出台的八荣八辱教育，可以大体悟出一点特点，这就是共产党从地下党到地上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一以贯之的所谓党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无法破解的死结。
事实早已证明，共产党员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也不可能是没有七情八欲的清教徒，但是共产党非要标榜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问题只是在于保持这种凌空虚构的先进性。只要能够保持这种先进性，那么对于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大大小小的共产党员来说，就可以成为防止糖衣炮弹的坚不可摧的堡垒，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就可以万古长青，立于不败之地了。
这种拒绝民主化、自由化，禁绝思想自由、舆论自由，建立在儒家的修身功、刘少奇的修养功基础之上的整党整风能够杜绝共产党的腐败吗？
周居正已经为他的理想、为探索真理而殉难。当然这只是个别的少数的先知先觉的人，更多的是曾经忠心耿耿、英勇无畏地献身中共革命的人，也就是所谓怀抱民主主义理想的人，尽管没有被打右派，更没有被枪杀，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事与愿违，他们理想的头颅撞到了专制政体的堡垒上，因此有的郁郁终身，有的随波逐流，也有的与世浮沉，追风逐浪，升官晋爵，志得意满，万事如意。
（2006-4-27于山东大学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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