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8日讯】看了凌锋的“雷震精神资产与现实政治”感慨不已。1960年，雷震在台湾出事时，我也“正在中国大陆生活”。虽然我从祖父那儿已知道了雷震事件，但当时我只是个16，7岁的少年，当然不可能了解真实的内幕。只记得雷震是因为身边一个潜伏的共产党特务而受到了牵连。其它的细节，我就都记不清了。
祖父张东荪和雷震私交不错，先后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上学，算是校友。雷震是国民党中和民主人士关系最好的人之一。1946年1月间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雷震任秘书长，负责协商各党派意见，和民主党派打交道也就多些。雷震本人是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是国民党的高官，但思想开明，和想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的民主人士，有思想相通的一面。
祖父和我谈起雷震事件，一定联想起自己的经历和处境，多少是动了感情的。他给我看他的刮胡子刀，那是一把很旧的刮胡刀架，质地是黄铜的，旧虽旧，但保养得不错。祖父告诉我，这就是雷震送给他的。算算这架刮胡刀架的“工龄”，它为祖父也服务十几年了。
至于雷震为什么会送他这个刮胡刀架呢，原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而要说清这件事，就必须谈谈叶笃义的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
先引叶的原文：“张东荪在1947年1月初到上海参加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会后他到南京去见蒋介石，我陪他一道去南京。当天车站上人群拥挤，秩序太乱，我随身携带的一个手提箱被挤失了。此事为当时京沪报所披露。到了南京之后张东荪去见蒋介石。我没有去。蒋见他一个人去，第一句话就问’叶笃义先生为什么没有同来呀？’张马上回答说我因另有事，故未能同来。蒋马上说报上注销来我在车站上被人拥挤丢失了手提箱，理应赔偿，随即目视站在旁边的沈昌焕予以照办。沈昌焕第二天即到民盟找我，带了二百万法币的赔偿金。当时二百万法币足以低偿我受到的损失了…… ”【第42页到43页】
我祖父的说法，与此却有着很大的不同。1960年，我的祖父张东荪告诉我的是：他和一个朋友【从头到尾，我祖父都没有提到叶笃义的名字】在南京下船。码头上人非常挤，祖父一手拎着一个箱子【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朋友的。叶笃义是我祖父的学生，是小辈。为什么祖父会给叶笃义拿箱子，他没有提，可能是叶笃义的行李多】。人太挤，我的祖父拿不住了，就大声嚷，我要放手了，叶笃义也没有办法，祖父就把两个箱子都丢了。第二天，各大报纸都登了这条消息，说是国民党的特务，偷了民盟的机密文件。
因为祖父所有的行李都丢了，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了，南京的政要和朋友，纷纷出面，送了些日用品。我祖父只提了二个人，一个是雷震，送的就是这个从1947年一直用了十几年的黄铜刮胡刀架。另一个是宋子文，给了我祖父一千元的支票，我祖父全数转给了叶笃义。叶笃义和我祖父说的肯定是同一件事，但两个人的说法不一样。究竟谁是谁非，如果我是法官，和张东荪有亲属关系，理应回避。但如果我是律师，我就可以把看法提出来，供大家分析。我祖父和我的谈话，是在1960年或1961年，那时我只有16，7岁，他不知道那次谈话后的30多年，叶笃义会在他的书中提到此事，也不知道，在那次谈话的40多年后，我会再次提出此事。而叶笃义是在写回忆录，是有心昭示于世人的。两个版本相异之处极为明显：首先是地点，一曰车站，一曰码头，这无关大体。其次是一个箱子和两个箱子之别。叶的回忆录中既没有提及我的祖父帮他拿箱子的事，也没有提及我的祖父丢失箱子之事，这就实在很难以疏忽细节来解释了。很明显，叶笃义没有提这两个细节，是他没有办法解释，如果我祖父把他的箱子丢失了，怎么还会保存我祖父自己的箱子；又如果叶笃义曾提到过两个箱子的遗失，那为什么蒋介石、沈昌焕只单单赔偿叶笃义，而不赔偿给我的祖父？我祖父没有说谎的动机，从雷震送给我祖父的一把小小刮胡刀架，就证明了我祖父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丢失了。另外，叶笃义也没有提报刊登载“说是国民党的特务，偷了民盟的机密文件”一事。倘若仅就叶笃义丢失箱子一事，应该不是什么大的新闻，岂值得北京，上海的报刊都做报导！至于蒋介石、沈昌焕予叶笃义赔偿之事更为不可思议，为什么你民盟的叶笃义丢失了箱子，国民党的蒋介石就理应赔偿？蒋介石用的是什么名义？又是以哪笔资金赔偿叶笃义的？之所以由众多的政要出面，每个人送一些日用品，就是避免舆论的胡说八道和外人的猜疑。如果叶笃义拿了蒋介石的钱，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了。这就从私人的交往，馈赠，变成了政党，政客的金钱来往。加上报纸所说的国民党偷走了民盟的机密文件，蒋介石由政府出面给钱，不是等于承认了这些谣言？
历史真是很难分辨出真伪，这不过是几十年的光景，当事人的叙述，就会有这么大的出入。当然，这只不过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正因为连小事都尚且如此，更何况大是大非的问题！谁又敢轻易相信？
06、05、06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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