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世纪漫游专题记者安妮采访，忠平文字整理）
安妮: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世纪漫谈专题节目， 我是主持人安妮。今天请收听人物专访《民运人士——赵昕》。
听众朋友，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少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人们关心的是买房、购车，谈论的是股票和时尚。在这样的氛围中呢，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人，为追求一种理念而失学、失业甚至坐大牢，甚至在出狱后还多次遭受殴打，连带他们的家人也饱受惊吓、担忧和连累。那么，这样的人生活在什么样的境况中，他们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理念，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有没有意义呢？！
2005年11月17日，中国著名民运人士赵昕，在四川九寨沟旅游时，遭到身份不明者的毒打，全身多处骨折。随后被送进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至今仍在那里接受治疗。在以下的节目中，我们要请赵昕先生谈谈他的人生经历和对信念的追求。
将近20年前，赵昕作为一名大学生经历了1986到1987年的学潮：
赵昕：我是86年的时候考上大学，在东北的一个师范大学读书，读中文系。86-87年的时候，从安徽的科技大学方励之先生当时还在当校长的时候，开始了86-87的学潮，后来蔓延全国各地。那么我们当时呢，也是看到了大量的、这样的消息和报道，心理面也是对这个社会的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腐败的、堕落的现象也很不满。那时候呢，正好是赶上学校里面的食堂啊，经常是发生“吃到老鼠尾巴”啊或者“吃到苍蝇老鼠”啊这样的一种事情发生。后来忍无可忍，我就写了一个罢餐的这么一个倡议书，领着学生就开始了87年的学潮。并且在最后坚持了一个星期之后，跟学校领导他们谈了判，最后才达成妥协的解决。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就也得到了一些锻炼，我同时也很清楚的意识到：世界上没有任何权利是会白白的赐给你们的，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来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抗争，那么这个社会才会有改进！87年学潮的时候我就作为学生的一个领头人，开始参与这样维护公开权利的事业。那个时候呢，我同时还是我们学校四个社团的发起人，围棋社啊诗社或者演讲学会呀文学社，所以说也是比较活跃的，同时还兼任了学生会的社团部副部长，这样的一些职务。那时候思想也比较解放，学生社团比较活跃，也看了大量的一些启蒙的书，就是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的一些书。逐渐的开始，就这样有了一些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
安妮：经过1986-1987年学潮锻炼的赵昕，1989年又积极投身天安门民主运动，成为学生领袖之一。
赵昕：那么后来到89年学潮的时候，从北京传来的种种非常的恶劣的消息，学生们在新华门被打啦，或者是被定性为动乱来啦，四二六社论我们都非常气愤。所以说我在很早的时候，四月底我就到北京去了一趟。后来我回到学校之后，和其他同学一起共同把学校的学潮和吉林省的学潮搞起来了。五月中旬我又到北京去了，代表吉林省的学生去的。那么正好是在天安门广场上，有个外地高校进京学生组织叫外高联，所以外高联就正好要选举一些常设机构，那么就每个省派一名代表，我作为吉林省的代表就自然成为吉林省的常委，31个省市就31个常委，然后又在这31个省市中分成7个大区。每个大区，比如说我是东北的，黑龙江、吉林省，还有辽宁省，三个省的常委就在历史博物馆那里即兴演讲、即兴的竞选，大家一起来共同投票，最后就把我选举为东北地区执行常委，这样就进入了外高联的七个执委的核心成员之一，担任了外高联的纠察总指挥，还代理了三天外高联的总指挥就这样的一个职务。
当然在外高联期间，其中做的事情最多的就是：我和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纠察总指挥张伦，派出学生纠察队员，每天到北京火车站去接这些到北京来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同学。把他们接到广场之后，就把他们编成一个一个的纠察队，任命些中队长、小队长或者大队长，这样的，再把他们分配到北京的各个交通要道，比如说东高地啊、木樨地啊，去参加堵截戒严部队进城的活动。在北京期间，我还做了一些事。比如说后来被共产党作为暴乱依据的那么一个组织叫义勇军。他当时定性的暴乱组织有三个：飞虎队、敢死队、义勇军。因为我是云南人，云南的蔡锷将军领导的护法运动起义，称之为“云南义勇军”。所以，我就在天安门广场上联系了近两千名云南省籍的、在天安门参加学运的同学，我们就搞了一个叫“义勇军”这样的一个组织，并且在义勇军的内部有一个核心机构叫“铁血团”，那时候比较年轻也比较冲动，充满了一些革命的激情。并且，“铁血团”里面还有“铁血18骑”，就是当时在我们义勇军里面的“铁血团”，有一批非常富有牺牲精神的年轻人，愿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挽救这个国家，促进这个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事业的发展。
安妮：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镇压后赵昕被官方通缉，到各地流亡，此后又从云南被押解到北京，期间有很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赵昕：89年之后，全国公开通缉的北京的学生有21个，但是我是全国第一批内部通缉的学生。他们主要通缉我的罪名是：1，义勇军是我组织的； 2，我是外高联纠察总指挥，指挥了很多学生去堵截军车，是暴乱指挥者之一。
他们说我“参加暴乱”，主要指在89年5月31号-6月1号，我曾经亲自带着3-4000名学生去所谓“围攻公安部”，去营救当时被他们绑架的三个工人领袖沈银汉、钱玉民、白东平。最后在我们的抗争之下，在6月2日就把他们全都放了。所以他们就以这些所谓的种种罪名，把我作为第一批全国内部通缉的学生。
当然在学校的时候呢，在6月7、8号的时候，本来同学们护送我到火车站，但是长春市公安局派了9辆警车来抓我。结果警察拉我一只手，同学拉我一只手，互相就像拔河一样，这样强制抢我。后来有同学赶快回到学校去通报，学校就出来了一、两千还没有走的同学，最后把我从警察手里抢了回来，并且还把警车推翻了两辆，砸了几辆警车。所以我和同学们回到学校之后，还发表了演讲，后来就隐藏下来了。公安和学校还派了很多党员积极分子，在我们学校的墙头上，每隔20米就坐着一个党员积极分子准备抓捕我。但是呢，在同学们的掩护下，我男扮女装，从学校的地下通道逃跑了。
当时很幼稚。当时逃到南方去，要实施一个很大的愿望和想法：就是说一定要组织一个“学生军”，要和中共的暴政集团干到底！非常幼稚的想法。所以我就逃到南方，逃到到了武汉也逃到了广东这些地方。但是，在逃亡的的过程中，跟原来外高联的同学，或者各省的高自联同学的充分交流，才远远的意识到：组织学生军和武装对抗是不可能的，我后来也没有可行办法。当时，很多人也劝我，让我出国，从香港走出国，也有很多人说有很多渠道可以出去。但是后来我都一一拒绝了，因为我主要觉得：“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国土，必须要在这里站着，必须要在这里坚持抗争到底！”
所以舍不得离开，后来我就回到了云南。回到云南之后，我的女朋友她的父母亲是云南一个自治州的领导，当初也是闹革命、打游击出生的。他的哥哥是州刑侦大队副大队长，他们一家人就劝我自首。后来我就想着：反正也无所畏惧，我没犯什么罪，我也不想牵连他们，所以我自首就自首好了，然后就自首了。后来我就在云南被关了几天，就被长春的警察来接我，接回去了。
在6月21号22号左右的时候，在北京的时候、在转车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们在北京换火车的时候把我带到东交民巷，公安部信访局。早上他们的戒严部队把枪指着我看着我，他们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结果下午就来了一个戒严部队战士，他前天晚上刚经过跟市民发生枪战，据说他还有一个表弟被打伤了。他就用血淋淋的眼睛看着我，不让我睡觉不让我动。后来我不由自主的不注意打瞌睡，脑袋就垂下去了。他突然大喊我一声，吓得我一跳，我一下就惊得直了起来。结果这家伙一提摆在我桌子面前的枪，这枪里面有一颗子弹，一下子一枪就从我耳边打过去，真是从左耳边打过去，把我坐的那个又高又厚的橡皮椅打爆了一个角，打在墙上，打了一个拳头大的窟窿。整个小屋里，硝烟弥漫！后来把那个戒严部队战士吓哭了，很多人，从指导员、连长都过来了，到处找子弹，都没找到，倒是我找到弹头藏起来，后来被他们要回去了。最后北京市公安局有一个姓马的一个副局长也来信访办了，对我说：“小伙子，你真够命大的！幸好这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要是有一梭子弹的话，就把你扫成个马蜂窝，死了也白死。暴徒嘛，打死你也活该！”
奇妙的是，战士站起来提枪，子弹应该往下打，可是竟然从上面，就从我肩上打过去了！所以我就这么很有意思的，逃过了一命吧，感谢神！最后回到长春后，把我关押在铁北看守所一个月，极其残忍地暴打一顿之后，在八一建军节的时候，就给我转移到了北京的秦城监狱了。
安妮：赵昕在北京被关进了大名鼎鼎的秦城监狱，他回顾了这一时期的铁窗生涯：
在秦城监狱的204号楼。刚开始放3楼，后来就把我放到了1楼的第6号监舍，把我关的是小号。他们为什么把我关在一个非常小的小号呢？王丹是12号，跟我是正对面的，他也是关小号。为什么把我特殊关在小号呢，因为我在流亡的过程中、逃亡的过程中，我写了一篇历数共产党罪恶历史的这样的一篇“反动的文章”，讲了他种种的残暴和不人道，杀戮了多少人民，迫害了多少人。我就舍不得扔，我就一直把它藏在最贴身内裤的兜里，最后被他们抄出来了。所以他们后来就把我关在小号里，觉得我比较反动。当然在秦城监狱还发生了很多故事了，但是那时候确确实实是比较年轻，充满了正气，充满了斗志，也非常的坚决！但同时呢，也是很焦虑也是非常着急上火的。我是在90年的4月时，给学校领导从秦城监狱领回学校的，免于起诉，继续观察。
安妮：出狱后，赵昕继续从事民运。他介绍了这段时间所从事的活动：
在学校听候处理了半年多，后来看我还是非常反动，就正式的给我“勒令退学、开除团籍”了。这样我就很高兴地，跑到北京来了。那时候就想着，一心一意地想着“继续干革命”。 当时想干的革命，肯定是民主革命了。所以这样我就一直到了北京，从90年底到今年吧，这十六年以来，我几乎都是在北京，其中有那么2年多在外地。到了北京以后，我就直接找到了北大，找到了张抗抗老师和周舵老师，和北大的那些老师同学，还有在监狱里面的难友，也包括清华，也包括人民大学，很多同学朋友就在一块了。很快的，通过在秦城监狱的难友，我就认识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有共同理想的和共同身份的这些难友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北京这些高校的同学也好，老师也好，就开始策划要成立各种纲领的地下党和地下组织了，继续开展自由民主的斗争。
那么，那个时候，最早在90年11月份，清华大学的同学张亚非就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陈晏彬，还有北交大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中国民主革命联合阵线”，这样一个组织。他们还办了《铁流杂志》，办了3期，很快就被破获了。后来他们很快就被抓起来了，最后陈晏彬判了15年，去年才刚出来。张亚非也判了12年，也是前些年才出来。我们当时一直在营救他们，也决心契而不舍地，要继续的把自由民主的运动进行下去！
在这样的运筹过程中，先先后后成立了很多组织。其中包括中国自由民主党，包括中华进步同盟，中华民主团结联盟，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等等很多这样的组织。后来，经过大家几次的开会协商，就认为：太分散了，力量也有限。那么，当时就决定互相参加对方的组织，同时就合并为一个大的中国自由民主党。这个自由民主党，据我当时了解的情况，因为当初都采取单线联系，一条线都是个人和个人之间单线联系，哪怕朋友之间，互相是好朋友，但是也不太清楚对方到底加入没加入中国自由民主党。据我了解的情况是：当初有250人左右，而且，在全国各地大概在10多个地方的建立了分部。比如说，我知道的是：河南、上海、新疆，还有很多地方就建立了分部。当然啦，共产党对我们是无孔不入的，跟踪、盯梢、派特务，派一些被收买的叛徒，打入我们的组织内部。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们很快的就察觉了，就知道了。
安妮：听众朋友，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的《世纪漫谈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妮，您正在收听的是对中国大陆著名民运人士赵昕的专访。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赵昕先生，回顾了多年来参加民主运动的经历。1992年2月28日，为纪念六、四 1000天忌日，赵昕和两位朋友在北京与警察发生了冲突，结果被又打成重伤：
赵昕：那么在92年的2月28日，那正好是六、四 1000天忌日的时候，我们在地质大学搞了一个十几个参加的六、四1000天的忌日纪念活动。在那天晚上，由于警察一直非常紧的盯着我们，我们其中有一个朋友，就叫王国齐，人称“不銹钢骨头”的北京硬汉子，他就和他们发生了一些争吵。最后他们就调来了7-8辆警车，来了20多个警察，就来抓王国齐。当然我就坚决的反抗了，不让他们抓。他们暴打王国旗，我就阻止他们：“别打了别打了！” 结果他们把我一块打了。当时被打的人除了王国齐之外，还有另外一个76年的四、五运动的领袖，那时候有个很著名的叫“小平头刘迪”，他和我们也一块被打了。但他们两个没有还手，那时候我血气方刚，就我一个人还手了，还把一个警察的眼睛打伤了，一个警察的下身打伤了。最后他们就把我们抓到了车上，在车上还用电棍打我们，用手来掐我们的大腿，很横的。把我们拉到东昇派出所的时候，下车之后，门一关灯也不开，黑咕隆冬就开打我们15分钟左右，没有任何声音，只听到我们的呻呤声，和他们那种喘气，像野兽般的声音。就这样，把我们几个打成重伤，非常严重。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我把送到郊区的一个宾馆，看了我十几天，也没给我治病，他们审我连夜的审，什么都审不出来，他们就把我遣送回云南老家去了。 我就在云南中医学院，有一天突然摔倒在地，就爬不起来了，就相当于腰椎被打损伤了，躺在我一个高中同学寝室里面，同学们天天给我按摩。这样的惨况，过了一个月之后，我才能够慢慢爬起来，才能够又站起来了。
安妮：与北京警察发生冲突之后，赵昕被遣送回云南老家，随后又在武汉参加了自由民主党的活动。为此又失去了工作，四处流浪，还曾经卖血为生：
后来我回到了我的老家云南昭通。后来又在朋友的介绍下，躲到了武汉，在武汉的一家公司工作，化名赵子轩，然后在那边工作。在北京呢，他们也加紧了侦破。最后在北京的这些中国自由民主党的朋友，在胡石根、刘京生、王国齐、王天成、陈卫、康玉春等等这些朋友的组织下，印刷了大量的传单，然后我们也往全国各地投递，到各个大学去张贴，和邮箱里投放。结果就在5月28日的时候，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主要的领袖之一胡石根先生就被抓捕了。前前后后，全国各地被抓的有30多个人，那么最后判决的，北京市16个人，河南，江苏，还有其他地方，新疆也判了一些。总共被判决了20多个人，就把我们整个组织就破获了。胡石根先生和王国齐、陈卫、王天成先生他们，在监狱里面采取了非常坚决的一种不合作态度，也不出卖朋友，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机密，他们就自己扛着，承认是自己做的。最后呢，他们就保护了大量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在外面的一些同仁。他们自己承受了很大的伤害、监禁和迫害。我们在外面呢，也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就躲过去了，也是非常感激他们的。当然啦，国安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我是在其中，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们曾经通过王军涛先生的太太，就是侯晓天女士，他们知道我跟侯晓天女士关系很好，然后跟我打电话，说是要我到北京投案自首，否则的话，就要全国通缉我。后来没有办法，我就回到了北京，我就准备再一次去投案自首。因为知道没什么，共产党的牢底坐穿我也不怕，我也不愿意再逃跑，或者逃到国外去。始终觉得还是要坚守，还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抗争。结果回到北京之后呢，侯晓天女士就跟我说：“他们最近一个多月，已经不找你了。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替你向他们送了两条烟，然后替你说了很多好话，他们现在也不怎么找你了。”她就劝说我继续再流亡，继续在躲吧！
后来我听从了她的劝，就继续在全国各地流亡。这样过了两年之后，94年，我又回到北京的时候，在王丹先生的生日晚会上，就见到了北京市国安的、国保的，当时来抓我们的警员。最后一个张处长说：“赵昕你回来啦！没事了没事了，以后可千万别在参加这些事了！”就这样，我92年参加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事，就这样给了掉了。当然流亡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酸甜苦辣。比如说，让我记忆忧新的就是：我曾经实在是没有钱、没有办法，曾经在武汉的街头还卖过大约400CC的血。因为没钱，因为肚子很饿。
安妮：1998年，赵昕又和其他民运人士一起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
赵昕：在97年、98年年初的时候，我和王有才，还有全国其他89学运的一些领袖，我们就做了很多研究和商讨，分析中国国内的形势，认为秘密组党已经行不通了，但是还是不能就这样一盘散沙，就要通过一种“和平、理性、公开、合法的组党运动”，来冲击他的党禁。所以，王有才先生在98年的5月份就到北京来，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共识。后来在98年的6月25日，克林顿总统访华的时候，浙江的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他们几个就开会商量决定：就在6月25日那天，由王东海先生、王有才先生，还有另外一个年轻的一个朋友，叫林辉 ，他们三人到浙江的民政局去申请筹组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由此就揭开了中国 98年的公开组党运动的大潮。他们接下来又派出了一个非常处理优秀的骨干力量叫吴义龙 。吴义龙先生先后三次的神行中国，他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就跑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省，跟每个省的当地的民运朋友，进行广泛的交流、接触。很多人是拒绝，很多人是反对，很多人是害怕。那么，最后还是在每个地方，几乎都找到了能够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商议：每半个月一个省，公开的申请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每个省的委员会，以这样的形式去冲击党禁，掀起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新的高潮 。那么我们北京呢，商定了之后在1998年9月16号，要去民政局申请筹组中国民主党北京委员会。当然啦，后来由于警察把我们抄家了，把我们的材料资料都搜查走了，后来没办法，我们就在9月18日，通过邮寄的方式，递交了中国民主党北京委员会组党的申请。全国各地，包括山东、东北、湖北、四川，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先后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内，就有17个省市， 后来就达到23个省市，去公开在当地申请组党，筹组中国民主党每个省的委员会，掀起了一个中国民主党98公开组党运动的高潮。
安妮：赵昕在筹建中国民主党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此连他的妻子和孩子一道被官方，赶出北京：
事实上，当初真正的中国民主党的这些创始和发起人，我们在一起开的一些小型会议上，决定的我的工作是干什么呢？ 1.是把我当初所在那公司我做总经理，我把那个公司的职务辞掉了，就不干了； 2.我是到武汉去筹备“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是去肩负着这样一个重任，和外界切断一切的联系，然后呢，悄悄的去准备在庐山，或者是武汉，或者是三峡，借吴义龙先生和单称峰小姐他们俩结婚的名义，我去筹备“中国民主党一大会议”去了。当时对我的要求是：对外界切断一切联系，不发声、不说话，也不跟外界联系。只跟一些特定的、安全的人联系，通过他们来转话。就这样的，在98年的9月份他们就到我们家去抄家，那时正好我出差到外地。说白了，我就是去筹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在北京。抄完家了之后，一定要让我回去，不然又要抓我。 我就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他们就传讯我、审查我，最后呢就是：要把我全家驱逐出北京。当时我租住的房子呢，是赵紫阳先生的高级智囊——高山先生家的房子，已住了5年多了。最后后来，他们就把我们全家在中秋节的时候，赶出北京，把高山先生家的门也全部用封条封了，甚至要没收高山先生的房子。而且警告我，不管在任何朋友家住，或者是去租谁的房子，他们就要去赶这家人，去没收这家人的房子。迫不得已，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带着太太孩子，离开了北京。然后我就到了武汉去了，那么在武汉，当然也同时正好继续筹备民主党一大了。98年的11月以后全国开始到处抓人的时候，我在武汉，也是一直在那个地方，非常低调的生存。
安妮：在讲述多年来投身民主运动的过程，赵昕谈到他思想上的根本变化：即从主张暴力反抗到奉行非暴力抗争：
赵昕：事实上我在长期的探索和求索中非常痛苦。因我当初作为北京外高联的纠察总指挥，我派了很多同学去当纠察队员，到北京的各个地方去堵截军车。后来我得到的消息是：我派去的兄弟们，可能有七八个人被打死了！对我来说，心里面的伤害就非常大，内心深处也非常痛苦，一直觉得我有责任，必须为他们的鲜活的生命牺牲这件事负责任！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探索出一条通向自由民主的大道来，以推动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一个国家。所以，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在监狱外，我都买了大量的书，或者是借了大量的书长期的阅读。
后来我在九四年末的时候，接触到了甘地，读到了甘地的一些传记，他当初如何领导个印度人大会，做非暴力的斗争。后来又如何领导印度人民，进行非暴力抗争。这对我的影响震撼就非常大，但后来同时也读到了很多，比如说，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革新运动、公民不合作运动的等等文章，也是非常受感动。正好当时南非正在搞真相与和解运动 ，曼德拉后来也放出来，也做了总统了，白人与黑人和解了，在追索一切真相的同时，进行大赦，进行民族的大和解。这些事件，给我的冲击非常大，影响非常深刻！基本上，曼德拉当总统那一天，全球直播，我特意的去买了一台好电视，然后准备来收看。当然，也有意识、有目的地，看了国外的，美国、英国、波兰、捷克，很多学者写的关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公民不服从运动”的一些书籍。
逐渐的我开始认识到，目的和手段必须要协调一致。目的再崇高在纯粹，如果你手段是不择手段，甚至采取这种暴力手段的话，在实现目的过程中，你自己也被扭曲也会被异化，也会被这种暴力也好，权力也好，所扭曲异化，最后也会堕落成暴力的奴隶，仇恨的奴隶，黑暗的奴仆，撒旦的奴仆，成为自己当初所坚决反对和抵抗的暴君。所以在逐渐的求索、逐渐的探索、逐渐的苦苦思索中间，我们终于找到了甘地，找到了图图大主教，找到了马丁、路德、金，找到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找到了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所以，我在96年左右的时候，已经变得相对比较纯粹了，从一个暴力革命者转变为一个非常坚定而温和的非暴力主义者，从主张暴力反抗到积极倡导中国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并全身心地投身其中，身体力行中国式的民权运动了。
安妮：然而，不幸的是，摒去了暴力原则的赵昕，却摆脱不了暴力的阴影。2005年11月，赵昕在九寨沟旅游时，被一群身份不明者，无故打至重伤。当地公安指认对方是黑社会，做为一般民间纠纷处理。但是赵昕认为，打人者是受人指使的。身负重伤的赵昕，至今还在治疗当中，我们感谢他在病房中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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