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4日讯】
（八）批孔欲断人之根 洗脑强迫人变兽
1971年9月13日，林彪被迫外逃，折戟沉沙，尸葬荒漠后。其在北京毛家湾的林家大院也被中共邪党组织抄了个底朝天。其中的重大发现就是：林彪卧室中挂有林彪手书条幅：“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这个条幅的内容成了共产邪灵附体发动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借口。
大家知道，华夏文明是一种神传文化，神传文化告诉人们了人类的真实的起源是：人是神造的。当人类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为了人能够繁衍生息，神亲自传给人必要的生活能力，同时留下了一种人神同在的文化。这种人神同在的文化也可称之为神本文化，史书上称之为上古文化，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黄帝内经》的《上古太真论》中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就告诉人们：当人做到完全顺乎自然而生活的时候，就是处在一种没有修道，但在道中的状态。这是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的一种真实体现。
当历史大戏推演至周朝时，人世中，人神同在的状态基本结束，神仙归隐，神本文化降格成了人本文化，在中国，人本文化的代表学说就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关于“克己复礼”，在《论语‧颜渊》篇记载了孔子向颜渊讲的这段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在神传文化中，“礼”处于一种什么位置呢？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人之所以为人，是有神给他制定的心性标准的，换言之，也就是有神给他制定的生存标准的，这个心性标准分为不同的程度，按照老子的说法，符合“道”的标准是最好的，已接近神的程度了，其后，依次是“德”、“仁”、“义”、最后才是“礼”。“礼”是什么呢？“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即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虽然也还存有忠义之心，诚信之意，但以相当肤浅了。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世，离“乱”已不远了，那么，什么是“礼”的内涵呢？就是“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也就是说：“礼，管理国家、稳定社会、教化民众，造福后代也。”当人连“礼”的心性标准都达不到，都失去了时，人类社会就会“乱”，大乱不治时，人类社会就会走向毁灭。孔子明了这一点，就教导他的学生要“克己复礼”。怎么样“克己”才能“复礼”呢？“克己”者需用“仁”的心性标准来要求自己，一旦人人都能做到“克己复礼”时，“天下归仁焉”，即人世间就处于”仁”的道德水准了。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追求。
儒家学说虽然论述的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心性标准，但它对归范人的道德水准，保持华夏社会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传承了二千多年。它也是共产邪灵附体要毁灭中华民族的主要障碍之一，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非法建政前后都在干着诋毁儒家学说的罪恶勾当，文革浩劫中，这种罪恶勾当也一直在进行，只是没有把在华夏大地根除儒家学说作为一种邪恶的运动在全国展开而已。文革浩劫初期，“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康生说：‘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生把图交给谭厚兰，接着说：‘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２００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９日至１２月７日，他们共毁坏文物６０００余件，烧毁古书２７００余册，各种字画９００多轴，历代石碑１０００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７０余件，珍版书籍１０００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今昔》）。
在共产邪灵附体操控下造下如此大罪业的谭厚兰，文革浩劫后，在１９８２年６月，中共的北京市检查分院竞对谭厚兰做出了免于起诉的决定。但人不治天治。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４５岁的谭厚兰在痛悔中走到其了人生终点，没有成家。她是文革浩劫中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当中死得最早的一个。这不能不说是遭了天遣恶报。
操控红卫兵去捣毁孔庙的共产邪灵附体还不罢修，还想根除孔子和儒家学说在中华民族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林彪卧室中挂有林彪手书条幅：“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这件事，就是共产邪灵附体操控林彪干的，就为了在干掉林彪后，以此为借口来批孔子和儒家学说，以便达到其挖断中国人做人之根本的邪恶目的。
大家知道，林彪有其“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人生信条。一辈子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干的多是暴力加假话的邪恶勾当；而儒家学说讲究的是仁、义、礼、智、信，倡导的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在其一生中自为表率并且用睿智的语言讲述了如何做人的哲理，用孔子的话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因其为人类创下的丰功伟绩，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 林彪和孔子，根本上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类人，把林彪和孔子生拉硬扯在一起加以批判，正是共产邪灵附体邪教本质，流氓本性的大暴露。
1971年 9月以后，共产邪灵附体组织内部开展的所谓的批林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一次党内权力的重新分配，党内派别之间的勾心斗角和对异己的整肃。1973年春天，共产邪灵附体就蠢蠢欲动，开始作发动批孔运动的准备，毛泽东作了一首歪诗借批评郭沫若尊孔，为共产邪灵附体发动批孔运动造舆论； 同年5 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批孔问题。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批发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8月 13日，又登载了杨荣国的《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 先验论的斗争》一文。
杨荣国其人似乎是专为文革浩劫中邪恶的批孔运动而准备的。他的这两篇文章，是典型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术为政治服务”的邪理支配下的产物，毫无真正的学术价值。是共产邪灵附体用来骗人害人的毒器，逞凶一时，很快就被人识破其害人的真面目， 1978年随着，文革浩劫的结束，杨荣国与其害人的文章，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到地狱里去报到了。
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法批儒的文章。9 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焚书坑儒”辩》。这篇文章说：“‘焚书坑儒’就其性质来说，在当时是一个反篡权复辟的‘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效果，也是应该肯定的。”等等，这些文章都是在为发动批孔运动进一步造舆论。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件遭中华民族千古唾骂的罪恶，在共产邪灵附体看来是“进步措施”，“也是应该肯定的。”值得深思的是，这种明目张胆的颂扬历史上以有定论的罪恶，公然颠覆人类的普适价值观，反人类的文章在当时竟然大行其道。八亿中国民众，又有几人能真正识破其包含的毒汁毒素并加以抵制的呢？有可能有，但是极少。这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形势，正反映了中华民族整体道德水准下滑的状态。这也是共产邪灵附体能肆虐华夏大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民众对共产邪灵附体这种倒行逆施的集体失声，也是共产邪灵附体决定在1974年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的展开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1974年 1月12日，江青、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班子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中共中央于 1月18 日将《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1974年 1号文件下发。于是，“批林批孔”作为文革浩劫中的又一场邪恶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在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折腾的最欢的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他们也想借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之机，除掉党内与他们勾心斗角的异己。例如周恩来之流。但操控他们的共产邪灵附体却是一心要通过这场邪恶的运动来断绝中国人做人的根。
共产邪灵附体一向重视各种舆论工具祸害人类的邪恶作用。它们组织邪恶的写作班子，写下大量的造谣、诽谤、污蔑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文章在各种媒体上传播，毒害民众。例如，当时出名的邪恶的写作班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发表的这类害人的文章就有181篇，全国各地这类的邪恶的写作班子相当的多，造下的罪业也非常的大。文以害人，文以杀人是文革浩劫中的一大特色。
这类被共产邪灵附体用于害人，杀人的文章，确实毒害了很多人，受这类文章毒害很深的人，就会丧失作为人的最起码的道德约束，就会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去害人，杀人。
但这类被共产邪灵附体用于害人，杀人的文章，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可以正常的去思考，去判断，其害人，杀人的效应就会小许多，若能让反驳这类文章的言论也能在同一媒体上出现时，其害人，杀人的效应就会非常之低，很快就会销声匿迹，无有市场。
共产邪灵附体知道它那一套邪理的很肤浅，经不起正常的思考和推理，就用暴力制造了一个恐怖的社会环境，使人们在一种恐惧的心理中，被迫接受它那一套邪理。是人世中最邪恶的洗脑术。暴力和谎言并用于对人洗脑，是共产邪灵附体惯用的一种邪恶手段，各种名目的洗脑组织形式虽说不少，但常用的就是办洗脑学校和洗脑班，文革浩劫中出现的所谓的“五七干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共产邪灵附体用暴力和谎言对人洗脑的邪教学校和邪教班。
文革浩劫中的“五七干校”兴起于1968年，当时的所谓的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子女）。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学员有数十万人。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年龄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 在“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也被强迫进干校；年纪高达七十岁的有俞平白、六十岁以上的有冰心、陈伯翰等人，丧失劳动力的、体弱的、深度近视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的军人或工宣队师傅管理。
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唱革命歌曲，要“早请示、晚汇报”，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跳忠字舞；甚至参加野营拉练。他们被迫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栽秧、割麦、养猪、挑粪、挑水、打井、盖房等等并非社会分工中他们需要干，或者需要学的活计。一天沉重劳动，精疲力尽，晚上还要参加被强制灌输共产邪理的政治学习，学习冠以“最高指示”的毛泽东的谬论，或两报一刊的社论，被强迫谈学习后的体会，改造思想的心得，狠批帝修反，狠批孔老二，揭发牛鬼蛇神的不老实表现，狠狠批斗阶级敌人，同时也糟蹋自己。在人生理承受趋于极限的情况下，还要强制地绷紧你脑中的共产邪灵布下的阶级斗争的弦，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你的威慑力。这种“阶级斗争”的实践对人的生理和精神上的摧残是很大的。在长期的非常艰苦的生活中消磨了人的苦难意识；在失去自由的生活环境下消磨了人的自由意识；在受到牲畜一样的对待时消磨了人的人格意识。如此无人性的高压迫害，使许多人因不堪重负死于非命。活着的人在这种无人性的高压迫害下，人性扭曲，许多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很难自知自己患了这种病，在中共非法统治的大陆，患者很难痊愈。有的在“五七干校” 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某些所谓的高级知识份子，在文革浩劫后写的有关“五七干校”的回忆文章中，并没有真正揭露共产邪灵附体无人性地摧毁人们道德良知的罪恶， 反而对以后自己生活稍能恢复正常或者改善而为共产邪灵附体组织涂脂抹粉，歌功颂德。
在文革浩劫中出现的各种名目的向人们灌输邪理的所谓的学习班，都可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因为，从根本上讲，毛泽东思想就是非人的思想，是共产邪灵附体那套邪理的表述，是反天理，反人性的。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反天理，反人性的毁灭人的洗脑班。
一位文革浩劫的受害者陆云芳记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怎样杀人害命的：“我的丈夫，1954年从部队复员后，在一所县中学教语文并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对工作认真负责，严于律己，乐于助人，关心爱护学生，每次高考，他所任教的班级基本上都名列榜首。他因此而受到学生、家长、及学校领导的称赞。任教十几年，基本上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
可是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该校的造反组织“沥血兵”扣上“三十四条罪状”，作为历史反革命批斗，因为我丈夫参加共军前曾经在广西日报当过编辑和记者。“沥血兵”非常凶狠、残暴，专门踢打肋部、小腹部等要害部位，我丈夫身上经常被打成紫兰色，伤痕累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打伤后又被他们押去做苦工。在县革委会和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这种残忍的毒打比过去还升级，我丈夫每天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1968年8月15日，县革委会把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我丈夫的这所中学来办所谓的“中小学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要负责人是县革委会副主任齐某某。当时我是一名小学教师，也被迫参加这个学习班。因为学习班人太多，这所中学住不下，就分散到县城的各小学住，每个小学是一个点，每个点都有人负责，每个教师都不能随便离开住地，违者严惩。第二天所有教师都被叫到该中学来听齐某某的所谓动员大会，在大会上齐某某要求各个点的负责人要狠抓阶级斗争，把混在教师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揪出来，斗垮斗臭。阴火点燃了，第二天各个点就揪出他们认定的所谓“阶级敌人”，我丈夫早已是所谓的“阶级敌人”，我也被认定为“阶级敌人”。我们这些所谓的 “阶级敌人”基本上都被挂上“某某反革命分子”、“某某牛鬼蛇神”的黑牌，无情批斗，而且有的被剃成十字头，有的被命令跪在地上，有的被用绳子反手绑在后背，有的被拳打脚踢，有的被用棍子打。逢集市的时候（当时是三天一集市），白天就拴着这些“牛鬼蛇神”和“反革命分子”上街游斗，强迫我们一边敲着口盅、脸盆，一边喊着：“我是牛鬼蛇神”或”我是反革命分子”。如果喊得不够大声，就被跟在后面的批斗者拳打脚踢；晚上回到住地还要在学习班上继续批斗。如果负责人认为你“顽固不化”就轮班通宵批斗，不让你休息。学习班的第四天即八月十九日晚上，我丈夫和他的副校长被“沥血兵”用绳子绑紧，拉到该学校的池塘边，用步枪上的刺刀刺了很多刀，活活刺死，死状恐怖，然后被扔到池塘里。
我丈夫惨死的那天晚上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原来我们一家六口（四个孩子和我们夫妻俩）都住在我丈夫学校的宿舍里，六七年我和孩子们就被赶出学校宿舍回娘家住，家庭早已被黑心党拆散，而且在学习班上，我和我丈夫不在一个点。第二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去给我丈夫送早餐时，发现他不在宿舍里，我感到不妙，就出去找，在校内碰到一个“沥血兵”的头目，我就问他我丈夫哪儿去了。他说昨天晚上你丈夫被革命群众打死在池塘里了。当时我惊呆了，一个好好的人就这样被打死了？！我悲愤万千，立即去找齐某某，我质问他：“齐副主任，昨晚是谁打死我丈夫的？你打算怎样处理？”他恶狠狠地说，你丈夫干了很多坏事，被革命群众打死了有什么好处理的，说完转身就走。我的泪水只有往肚里咽，悲愤只能在心中埋，这世道那有地方伸冤啊，我只好请假回去处理后事。我先回家把这不幸的事小声告诉我妈，以免幼小的孩子们听到，哭着要爸爸。当我妈听到这噩耗时，惊呆了，她泪流满面地说：“冤啊，谁这样害他啊，这个世道还让人活吗？你四岁时就没有爸爸，生活虽然很苦，但那时我年轻，我有力气，可以去做苦工养活你和你弟，我精神上没有受到什么压力。但你的情况与我不同，你有四个孩子，大的才10岁，小的才3 岁，人家把你当作反革命家属看待，将来孩子们怎么办？从目前来讲，他不在了，家庭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你怎么能把这些孩子养大？而且这场运动还没有结束，不知道你还要再受多少罪才能过关啊？”妈妈非常为我和孩子们担心，本来她身体很好，但这场运动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她没想到这场运动这么残酷，把她唯一的女婿夺走了。这巨大的打击使她几天之内就像变了一个人，身体消瘦了许多，人也衰老了许多。
埋葬我丈夫后的当天，他的学校就勒令我在两天内把我丈夫的东西从他的宿舍全部搬走。我丈夫的生命刚被夺走，我们的住房又被剥夺了。共产党的心要多黑有多黑，要多狠有多狠，人性全无。” （《陆云芳：我遭受共产党迫害的血泪史》）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种邪恶的洗脑班，在文革浩劫中，出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大至机关学校，小至家庭个人。不知残害了多少人，造下了多少罪业。真是罄竹难书啊。
在文革浩劫中，张志新被残酷杀害后，共产邪灵附体还要利用她的死去迫害她的亲人，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向人讲述过她被迫参加的死囚家属学习班的经过：“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我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我心里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沈阳法院的人要我们坐下，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我记不全，一段是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是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妈妈是个反革命则听人说的。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沈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妈妈自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嘀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在教育我，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我和妈妈划界限。他要我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我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我说的。当时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我谈话的人，他们又啼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下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从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了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接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领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张志新女儿林林曾参加死囚家属学习班》）当时，张志新的儿子彤彤不满10岁，女儿林林也未满18岁。共产邪灵附体制造的这类人间惨剧，不知毁掉了多少正常的家庭，刺下了多么深长的创伤。林林和彤彤如今都生活在美国。他们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的身世，儿子在档案中“母亲”一项上都写“幼年丧母”。可见他们受伤害之深，之重。
文革浩劫中，共产邪灵附体用暴力杀害了许多人，残害了许多人，吓倒了许多人；用谎言毒害了许多人，欺骗了许多人，但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传统文化的根它是无法根除的。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传统文化在民众中还起著作用，所以，随着共产邪灵附体倒行逆施所产生的灾难性的后果的逐渐的显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逐渐的在被打破，即使在那样邪恶的高压恐怖下，也还是有人敢于发声反对共产邪灵附体邪恶行径，在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共产邪灵附体将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一个小学生树为反“师道尊严”的英雄，有人就敢于对这种作法表示不同意见、提出了看法。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 团政治处宣传干事王文尧、放映员恩亚立、新闻报导员邢卓3人，以“王亚卓”为笔 名致信黄帅，提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北京内燃机厂的一位老工人当时就给小学生写信，要她“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是些 什么玩艺?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容易受坏人影响，但我相信随着历史的演变，你一定会明白”，严肃地指出此事是背后有人导演的。正是如此，在这个事件中，小学生是被利用了，罪行在共产邪灵附体及其操控的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一伙身上。
共产邪灵附体及其操控的人中败类欲借批林批孔之机断绝中华民族之根，借“五七干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种邪恶的组织形式，将中国民众变成任其驱使、杀戮的牲畜邪恶企图并未完全得逞，但对中华民族的伤害也不小，这惨痛的历史教训不应忘记。在己有近一千二百万觉醒的中华儿女退出中共及中共的其它组织的今天，希望有更多的中华儿女从历史教训中认清共产邪灵附体的邪恶本质，退垮中共，清算它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累累血债，中华民族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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