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2日讯】我仔细阅读了余杰最近的文章《以真话维权》，他在《真话》中写道：“中共是一个倚靠谎言和暴力治国的庞大机构。要战胜中共，手无寸铁的我们，惟有倚靠真话和真相的力量。如果我们也像中共一样说谎，那么我们在中共的面前将变得更加脆弱不堪 。甚至有一天，我们会变得与我们所反对的对象一模一样，将说谎内化为自己的一种本能。这是当前中国大陆风起云涌的维权活动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认同余杰的这个推论，但这个推论不够严密，“谎言中国”不是一个“中共统治机构”能完全承包下的。中国社会历经百年暴政洗练，已经完全像一个灵魂脱了窍的躯体，其中苟活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挣扎在虚假幻灭的意境中，尤其是自1921年以来，产 生出系列现代暴力革命党后，与暴力孪生的谎言政治也就弥漫了中华大地。
1949后，谎言经济、谎言文学、谎言教育等等谎言文化全面占领了大陆每一个空间， 到了今天，每个中国人做到了心不跳脸不红的撒谎的地步，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理由，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恐惧社会里。用前苏联政治异议者纳坦的话说就是在持不同政见被禁止的地方，社会破裂为三个群体。一个群体是由那些因为其欣赏现行秩序而仍然忠诚于它的人物组成——他们是真正的信仰者。另一个群体是是由那些尽管冒着被惩治的危险依然公然反抗现行秩序的人——他们是持不同政见者。这两个群体的人员的人数很少，他们各自在他们自己的个人思想和公开表达上没有裂隙，心口一致。不同于真正的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第三个群体的成员们说的不是他们所想的，心口不一。这个群体的成员们不再相信现行的意识形态，但他们害怕受到与持有不同政见的风险，他们是“悖思者”（双重思维者）（doublethink）。
我从89年亲身 经历的学生运动中就深深体会到撒谎本能已成为基因符号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 。每每想起那些单纯而勇敢殉难的民主义士们，我就提醒自己，我是靠谎言活下来的，不论这个谎言是自己编织的还是别人强加的。
在今日之中国，除了高智晟、刘晓波 这样与利益集团彻底斩断物质利益关系的人外，即使在所谓的民运界、维权界、宗教界能有几个敢向他们那样公开天天讲真话的人呢。刘晓波在《用真话运动瓦解现代独裁政权》中直言：“每人一句真话，再暴虐的制度也将失效。点滴积累的拒绝说谎，将汇成反抗暴政的民间洪流”。所以，高智晟用当代最悲壮的行为艺术开讲了几篇真话，继而滔滔不绝。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只有决绝任何藕断丝连的利益，才有超然的勇气面对真相。很多人不理解高智晟、刘晓波们的处境，为什么他们既不能出国又不会入狱？高智晟刘晓波靠的是把真话讲到底的胆量，共产党玩的是与时俱进的政谋。真真话与真谎言旗鼓相当。共党也看不起那些讲假真话、半真话、假谎言、半谎言的调皮的知识份子。老百姓骂党骂娘比他们直白多了，对现在文人骚客们的批骂早已置若耳旁风。
余杰等有志于中国真话运动的号召者，首先是否“慎独”一下 ，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空气里都布满虚假气氛的环境下，最好坦然承认不是“甚至有一天”，就是今天，我们已经“变得与我们所反对的对象一模一样，将说谎内化为自己的一种本能”。我自己没本事高昂什么和解、宽容、正义、理性的论调，但我现在非常可怜“共产党”、“中共”、“当局”“统治集团”这些词汇名称，中国社会的一切邪恶都可以挂到这些空洞的名字头上，言说者好像自己生活在不相干另类空间。 中共党史家们把1921年来的共党罪错全部弄到一届又一届领袖们身上。这种御用文人生来就是睁眼看别人，张嘴骂别人的思维惯性已然传染给了在一块共同土壤里刨文字饭的形形色色的公众人物们，那些独立知识份子们，独立自由主义者们，独立作家们依然没有摆脱靠攻击别人张扬自己道义的这条路径。他们张嘴闭嘴自己的真话偶像是哈维尔、萨哈罗夫、米奇尼科，但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偶像们万分之一的影子。
余杰举例说：“由于许多维权人士亦深受共产党文化之潜移默化，许多人在其言语行事中，不自觉地混淆了真话和谎言的界限，逐渐习惯了自己所制造出来的谎言，并享受这些谎言所堆砌出来的英雄感。比如，有人受到两三名警察的跟踪，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 时候却非得夸大到二三十人，似乎不这样夸大不足以显示自己的‘重要’；比如，有人出没娱乐场所，并与地方黑势力发生冲突，却非得将这样的事件泛政治化，将其描述成国安策划的阴谋；再比如，有人明明是‘独行侠’，在海外却宣称自己掌控数万复员军人，可以一声令下，揭竿而起……我完全不认同法轮功在‘退党’活动中伪造数字的做法。”
民运也好、维权也好、法轮功也好，对自己所受的迫害形容过度，或者疑心过重，或者数字有假，也可能是如余杰所分析的动机所致，但我经过20年对中国民间抗争运动体验和观察，一个充满恐怖和不自由氛围的生存环境里，人们遭受迫害的第一反应是怀疑一切。我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89年6月4日早晨10点钟我回到学校，很多人问我外边死了多少人？我根据自己在西长安街的亲眼目睹的概率加上对其 他四个方向的推算回答，大概死了400-500多人，因为我感觉西长安街一段死亡大概 100多人，加上南面、东面、广场的大概400-500人，我也是推测而已。令我尴尬的是旁边的人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就电话向外电报了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死亡数字。因为在那种混乱、恐怖的场景里，作为个体的人只有疑问的能力了。公布真相的责任在政府，政府不公布真相，十几年了，民间还有什么《六四真相》《天安门之子》一类的书在畅销。
赵昕、高智晟的遭遇的真实情况，只有政府有责任来公布真相。赵昕 、高智晟完全可以怀疑是警察设计谋打人、完全可以怀疑是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在跟踪他们，怀疑与撒谎截然不同，他们没必要靠夸大数字来抬高自己。
法轮功的三退数字我开始也不相信，我也怀疑他们炒作，但是正如总是有局外人问我，六四广场到底死了多少人？我说只看到我身边一个女生中弹牺牲，至于总共死了多少人，我也不清楚，我只强调一点，一个人也不应该死。到底有多少人三退？我只要看本质，赵紫阳 、胡耀邦离世后，中国已没有几个真正共产党了。我只能是每天面对死去的英灵检讨自己，我自己今天少说了几句假话而已。
余杰说的没错，“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许多维权人士亦深受共产党文化之潜移默化，许多人在其言语行事中，不自觉地混淆了真话和谎言的界限，逐渐习惯了自己所制造出来的谎言，并享受这些谎言所堆砌出来的英雄感”，但有一点你错了，这“许多维权人士中”应该包含你自己。正如你自己所说： “仅仅是像先知那样指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罪孽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自己并不在这些罪孽之外。我们更需要彻底谦卑顺服下来，更需要像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一样，去关心和帮助那些深陷绝境、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同胞”，“方舟教会走出了这第一步。 我们还计划使得这样的探访成为教会的‘传统’——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便去上访村、孤儿院、养老院等地方探访。如果你不是个逐渐习惯了自己所制造出来的谎言 ，并享受这些谎言所堆砌出来的英雄感的人”。
那么你完成你的计划了吗？实际上， 我观察上访村一年里，看到最多的倒是一位佛教徒经常每天清晨为访民们送来热呼呼的粥和馒头，但是他连一个名字都不愿留给我，更不会写一篇文章给什么布什等老外看看——我等基督徒多仁慈。
这么多年，我一直是怀着敬佩的心情盯着余杰这一年轻才俊，十几年前我和老婆做“三渠道”书商时，曾亲自背着满口袋余杰的《冰与火》 到各大学宿舍兜售。我怀疑余杰也不幸染上了“二渠道”出版商们的自以为是自我夸张的毛病。有时说，这本书发行了10万本，有时说这本书发行了100万本，对媒体说发行量很大以期造势，对收税的说发行量很小避免缴税，真真假假，谁知道书商们的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在奸诈的中国书商们包装中上市的余杰老弟，一定不要忘记 ，在一个谎言大国里，谁都有撒谎的可能，而且是毫无意识的以为自己在坚持真话的状态下。我们之所以归顺了上帝，因为我们明白，牛顿到了爱因斯坦这里就可能是一个撒谎者，人类最有智慧的人尚且不能逾越谎言的边界而到达真理的彼岸，难道一个上帝的奴仆还有上帝那样论断别人真假的能力吗？
如果余杰还是一个基督徒，就请你谦卑下来，不要轻易论断别人了，有一次你当着李海、康玉春等民运人士的面就说民运人士都是一群没有信仰和文化的人，我们出于礼貌没有表态，不久你见了美国布什总统，大概也是说了这个意思。实际上您是被中共工作人员绥靖交往和谈话中的观点感染了，否则不会眼睁睁说瞎话。海内外老的少的民运人士，有几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至于信仰，可不敢瞎说，这个好词被共党弄斜歪了。什么算有信仰，我看佛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法轮功等等宗教有一个共性，就是忘我。通过行动放弃自己的一切，求证一种真义。这就是信仰。共党早期有点这个意思，正如余杰所写的《瞿秋白 ：一个人的义路》中表达了瞿秋白的一种孤独，一种坚持信仰的孤独，一种坚持纯洁的孤独，也许余杰在用瞿秋白自比，折射自己目前的一种文人心态，我少年时也很敬佩瞿秋白。我把瞿秋白写的词倒背如流：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但是我从余杰身上看不到瞿秋白这种超然。“因为我也是失败者中的一员。我安于失败的结 局，甚至连脸上的唾沫都不愿擦去。此时此刻，不同的时空交错在一起，我向隐没在 惊涛骇浪中的瞿秋白伸出手去：他那雪白的围巾在风中飘舞，他那柔软的双手仍然如 此温暖…”
余杰如此自恋的表白自己像烈士瞿秋白一样的孤独和悲怆，是您那骄傲的情感世界里没有看到包含您成都老乡在内的无数现代的瞿秋白，魏京生、徐文立、任畹町、王丹 、陈子明、王军涛、鲍彤、杨健力、王秉璋、刘青、刘刚、刘贤斌、许万平、胡明军 、秦永敏、江棋生、刘晓波、周舵、胡石根、唐元隽、高洪明、冷万宝、何德普、杨天水、康玉春、李海……包含您所敬佩的杨子立四君子等等无数民运先锋，哪个不是受过教育的书生？哪个不是大义凛然的走入铁牢？哪个不是为了自己的人生理念抛家 舍业？也许余杰会以自己的立言传世，难道这些人不但立言甚至立德的行为就不会传世吗？
十几年前，刘贤斌、王天成就提出哈维尔式的真话维权路径。 法轮功早期不提倡讲真话，会有那么多讲了一辈子假话的老干部来皈依吗？余杰现在喋喋不休的贩卖“前苏联、东欧等良心人士的真话圣经”，大有盗版之嫌，完全扭曲了哈维尔、萨哈罗夫、米奇尼科、索尔仁尼琴等人知行合一追求真话的理念。如果是刘晓波、江棋生向我推荐这些人的作品，我会虔诚地去读这些圣徒们用血泪书写的文字，因为他们不是用变化无绪的情感来对应这些文字，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体验过萨哈罗夫们灵魂的人。而这些白面小生除了卖弄文字的功夫外给我的感觉就是假惺惺。千千万万的民运志士竟然被余杰先生说成是一群没有文化、没有信仰的人。什么袁红兵短高智晟长、什么维权政治化了，什么民运人士素质不高了…….，我想 哈维尔等量级的人绝对不会纠缠在别人所谓的短处上。
如果余杰先生志存高远，千万不可再糟蹋自己，别总计较什么余王郭事件中丢了面子而心底戚戚然。哪怕向您的同伴王怡学学，把眼光放远一点，少说两句别人。有时候沉默的力量大于表白的力量，退守的力量大于攻击的力量。多向刘青、刘晓波老师学学，把主要精神放在反共、限共、融共上。
从余杰口口声声最钦佩的哈维尔、萨哈夫、米奇尼科等人的所有文集中，你也找不到一丝诽谤战斗在一线如瓦文萨之类同仁的味道，今天，高智晟、赵昕、陈光诚、齐志勇们不断受到当局“武围”的当口，余杰把讲真话的勇气总是用在“文攻”这些普通公民身上，与萨哈夫们面对最强暴最黑暗的地方讲真话求真像的道义精神实在是相去甚远。
20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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