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7日讯】各位朋友好，赖昌星这个案子经过这么多年，还是有不少人感兴趣，是因为这个案子的错综复杂以及他的一些很传奇的背景。特别是在五月底到六月初，加拿大最高法院对他的遣返做出暂缓决定之后，外界一直有很多的说法。由此就突显了中国跟加拿大这样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对于法律的认识上的不同。
我自己有几个经历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赖昌星暂缓遣返的聆讯是在5月31日举行的，那一天加拿大一个中文电视台的论坛节目主持人打电话给我说：“盛雪, 咱们这个礼拜五做一集时事评论，这是直播的节目，有观众call in的，我们来谈一谈赖昌星遣返以后的前景。”
我说：“他还没有遣返啊。”
他说：“不是马上做出决定了吗？”
我说：“他走不了。我相信这个遣返决定是很难做出的。”
他说：“不会吧！现在大家都说他肯定是走定了，而且机票也买好了，可以讲是万事俱备，只欠法院这么一个决定。”
我说：“我们还是再等一等吧！”
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星期五做这个节目，如果他没有遣返呢，那我们就去分析他为什么没有遣返。”
到星期五的时候，当然我们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结果了。事实上31日那个聆讯当庭没有做出结论，因为这的确是一个相当相当复杂, 是很难做出决断的一个案子。
加拿大联邦法院的法官在转天将判决张贴在了加拿大联邦法院的网站上。法官在他的判词当中列出了三十条理由，说明为什么做出了暂缓遣返的决定。其中最主要的几点：一是认为这是涉及人权、人命的这么一个大案，很难做出立即遣返的决定。第二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案子，一旦再认识到当中有一些他们当时处理不当或者说整个司法过程当中有缺陷的地方，那当事人就不能够有机会再要求做司法复核了。主要是这两点。跟我当初的判断也很接近。
等到星期五晚上的时事论坛节目开始之后，这个时事论坛的节目在温哥华做，我在多伦多所以我人并不在现场，而是把我的照片贴到电视画面上。
主持人一上来就问我，说：“那天我问你的时候，要请你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就说：他走不了。你怎么敢在那个时候做那个判断呢？”
我说：“其实也很简单，就凭我所了解的加拿大法律的独立性、公正性、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它的严密性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我是觉得实施遣返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的确这个案子是涉及到一个人的基本人权、涉及到人的生命。而加拿大正是对人的生命十分尊重的国家。”
接下来他就问在评论节目现场的几位嘉宾。他问其中的一位嘉宾，这位嘉宾是一位教授，请他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一次加拿大法院又做出了暂缓遣返的决定？
这位先生说：“我认为主要是加拿大的司法系统没有和行政系统好好合作。”
我相信当时他无法在电视台感受到一般观众的反应，他就滔滔不绝的讲下去，他大意是说：赖昌星的遣返风险评估是由移民部做出的，移民部认为他遣返没有风险。可是后来法院认为这样的一个结论不严谨，决定暂缓遣返。那么加拿大政府己经做出迁返之后没有风险的结论，那法院就应该听政府的，怎么法院又自己推翻了这个决定。我觉得加拿大政府应该找一个办法，让法院听政府的。
当时我是通过长途电话参加这个节目。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概。我也不知道这位教授在加拿大生活了多少年。我想他既然能在加拿大当教授，至少也一定在加拿大接受了部分教育。后来等到再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今天来看待赖昌星这个案子，显示其实我们对中加两国司法的认识啊，有这么巨大的差距。我们在加拿大，我们应该知道加拿大是一个民主社会对吧，它的司法是独立的。它不跟任何东西合作，它不跟任何部门合作，它不需要跟政府合作，它不需要听总理的，它完全可以做出它自己一个独立的判断。 我说：也许是这位先生他已经习惯中国的那种叫做“政法委”说了算，然后是“公检法联合办案”的司法制度 。
我们在座的如果有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应该说对这些辞汇都很熟悉，什么是政法委，是政治法律委员会，是政治在前面，法律在后面。甚至包括到县一级都是有县政法委的。比如说我们拿县做例子的话，县一级的政府当中的，这个法律部门就是由政治部门来统率的。包括什么“公检法联合办案”这种概念，我们也都非常熟悉了，就是公安、检察院、法院是一起办案子的。在出现案子之后，这三家人是坐在一起去讨论案情的，而且是一起去量刑的，一起去决定判什么刑的，那麽跟我们所认识的和体验的这样一种独立的司法完全是两回事。
我相信真的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许多年在那种环境下生存，已经很习惯那样的系统，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在这个案子当中，其实前前后后有很多地方都突显了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在那天的“时事评论”节目上，在后半段是接观众的call in(热线电话) ，也有一些观众打电话进来是非常的情绪化。
其中一位女士说“像赖昌星这样的人，应该送回去枪弊一千遍也不多”。后来我说，我也可以理解这样一种朴素的情绪。在中国官方对这样一个人做了如此的判定，经过官方铺天盖地的宣传之后，很多人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就对这个人形成了一种印象，就像我们早年在国内，如果政府宣布某个人是坏人之后，甚至整个社会都要恨这个人，恨不得把这个人杀了。这让我想起来，在一九七六年清明时期，官方宣布邓小平是坏人，全国没有人说他是好人。而这位女士，她也是怀着这样一种既定的思维表达这样的情绪。
此前还有一次，有个人打电话进来说：盛雪这样的人应该跟赖昌星一起送回去枪弊。后来等到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这样说:“幸亏你在加拿大，所以你可以受到加拿大政府、加拿大司法的保护。假设说，如果有那麽一天，你和你的家人也不幸受到中国司法的误解，中国司法的冤枉的话呢，你来找我，我还是会为你说话。其实这样的案子很多很多。”
我刚才看到，其实只有几个人读过《远华案黑幕》这本书。赖昌星所涉的远华案，的确是一个相当复杂，背景也是相当错综复杂的一个案子。我们现在所讲的赖昌星案呢，其实是远华走私案的后续。是因为赖昌星这个远华案的主嫌犯，逃到加拿大，在加拿大提出了难民申请。从他九九年八月十四号逃到加拿大，现在算起来也有七年的时间了。在他提出难民申请之后，他的难民案一波三折，因此引起公众对他持续的关注。他从二零零零年六月份提出难民申请之后，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三日开始，加拿大的难民委员会开庭审理了他的难民案。
这个案子也成为加拿大历史上审理时间最长的一宗难民案。因为这当中实在是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加拿大当时的难民委员会没有当庭做出裁决，而是到了第二年也就是二零零二年的二月份，才做出了书面裁决，拒绝了他的难民申请。当时的理由是说他是一个重大刑事案件的嫌疑人，按照日内瓦难民的公约条例，他没有资格得到难民法的保护。接下来就是这么多年的上诉，在这么多年当中，有一些事件突显出中加两国在司法领域的差距。
如果有朋友一直是在关注这个案子的话，会关心关于这个案子的新闻报道的。那么你一定会发现，中国官方在这几年曾多次报导过赖昌星遣返的消息，甚至有许多次都是给出了具体的时间。有时候是通过采访中国的司法专家来做出这种预测。比如说有一位叫做杨诚的，被中国称为国际司法专家。他做出过很多次这样的预测，比如说，他会说赖昌星最迟明年五月份遣返回中国，如果到时候没有遣返，他会说最迟明年九月份会遣返回中国。那时候我看那些报导也很担心，我想他怎么胆子这么大啊，而且还是法律界人士，又是法律专家。
我也不是搞法律的，我只是一个记者，一直在追踪这个案子，多多少少是会去研究一点跟这案子相关的移民法的一些程序。
如果对加拿大的法律，移民和难民法，多少有一点常识的话，几乎是不可能做出这种预测的。就算是审理赖昌星的法官，他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预测。为什么? 因为这个案子当中有非常繁复的程序，而在每一个程序展开的时候，都有两个到三个的可能性。而每一个可能性，又会导出下一个程序，下一个程序又会导出下一个两三个可能的可能性。所以，到现在为止加拿大的法官也绝对不敢说赖昌星在什么时候遣返。只有中国的司法专家，可以做出这种政治性的预测，而且他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名誉受损。
中国的法律的确很难确定它是有独立性的。那麽缺少了独立性的法律，它就很难做到公正。而中国又正是一个一党专制的政体，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法律一定会受制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在中国无数的法律判决中，都证明了中国的法律只是政治的奴婢。在赖昌星这个案件当中，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这样一个特点。而加拿大的司法是完全独立的，因此赖昌星现在获得了加拿大暂缓遣返的裁决。
目前就要看加拿大法院是不是接受赖昌星暂缓遣返的上诉。如果接受的话，有律师预测，时间可能又会拖两三年或四五年。因为这当中主要是看整个审理程式的快慢。假如说他不能获得上诉的话，那就会再重新启动遣返程序。
如果重新启动遣返程序，他的律师主张，让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出面，紧急阻止遣返。因为加拿大是一个免除了死刑的国家，加拿大不允许把人遣返到可能会面临死刑的地方。所以赖昌星整个遣返的障碍，也一直是出在这儿。再者，加拿大是一个签署了联合国反酷刑虐待的国家，不允许把人遣返到可能受到酷刑虐待的地方。赖昌星现在所提出的主要要求，其中包括他认为，中国官方做出的如果他被遣返之后不会判他死刑的承诺是不可靠的。在这一点上，加拿大政府和赖昌星的律师做过很多辩论；再有一个他提出，他如果遭遣返，就算是中国官方不公开判他死刑的话；也会用其他的手段置他于死地，也包括在拘押期间或在狱中受到酷刑虐待。
在上述的几个前提之下，这样的一个讨论会继续进行，到时候就要看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如何裁决，如果该委员会认定赖昌星的申诉成立，就会阻止遣返。我们现在只知道这么多。我是绝对不敢去预测他下一步到底会是什么命运。
而赖昌星的命运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来自于我们大家一直所熟知的一个概念，就是“远华走私案”。
“远华走私案”被中国官方定性为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走私案，说是涉案金额达到八百多亿元人民币。如果单单从这个数位来看，在十几年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可以说的的确确不愧为是一个最大案件，这当中就出现很大的问题。
我最初关注这个案件，决定写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就是我到温哥华的监狱里去采访赖昌星。2001年的2月2号，当时我还是抱着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想做采访，我觉得中国官方讲这么大一个案子，当事人又正好在加拿大，我就从多伦多飞温哥华，到监狱里去采访他。
那天所做的采访其实不到一个小时，他非常激动的连停顿都没有的霹雳啪啦的一直在讲，我做了四盘mp的录音回来。我回来以后想，也许这个案子真的像他所说的，有这么复杂的政治背景，有这么复杂的政治较量在里面，那真的也说不定。
当然，这之后有个比较巧的优越条件是，他因为关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非常苦闷；而且温哥华监狱肯定绝大部分是当地人，都跟他没办法交流，所以他就天天打电话给我。他在监狱里面是可以打电话出来，但是要打对方付费电话，所以那时就天天打对方付费电话给我。当时我心里还有点不乐意，对方付费电话挺贵的，一分钟差不多一块钱，他就一直在向我诉说、诉说。
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渐渐的产生了写书的想法。既然中国政府这么大张旗鼓的去宣传这个案子，而且给这个案子做了这么严重的定性，那么案子一定不简单。 到了2000年，中国官方说，这个案子的涉案人数达到一千多人，整个福建省，就是赖昌星所在的那个省份，整个的行政机构，整个官场差不多都端掉了。那麽，把这个案子的内幕揭露出来，不是有助于关心中国的人们对中国政坛以及司法现状有更深的认识吗？
另外一些情况包括，有21个人因为这个案件而判处死刑，那时已经有8个人执行枪决。在我采访的过程当中，又调查到至少有4个人因为这个案子自杀。当然后来发生的事情包括被抓进监狱里服刑的人，包括赖昌星的大哥赖水强被判了七年徒刑，照理说也不长，但是却在监狱里服刑的时候死在监狱里面；还有远华公司的一个会计也是死在监狱里面。
在他跟我电话联络的这段时间，我就逐渐产生了这个想法，我希望继续深入调查这个案子，我希望这个案子能够说明一些中国社会深刻的问题。我就在2000年的2月22～25日又到温哥华的监狱里面继续做采访，当然我估计在北美能够得到这样的一种方便的安排，因为我得到他律师的同意，得到他本人的同意，跟监狱当局去联络就非常方便。
监狱当局几乎没有设置任何障碍，我到了温哥华之后就到监狱去登记，就直接安排我到里面去给他做采访，所以这个采访做的非常顺利。在那一次采访当中，他确实是有一点像竹桶倒豆子，说了很多很多情况。因为我是在监狱里面连续做了三天的采访，这本书的主体是那一次得到的资讯，他真的跟我讲了很多情况。
那时我对中国官场真的可以讲不了解，因为我出国也这么多年了，89年出来的嘛。中国那些官场的人物呀，他们的关系呀，原来谁跟谁在一起呀，谁是谁的上级、下级，他们家里七大姑、八大姨谁跟谁好，谁跟谁不好…那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正是组成中国今天官场最关键的因素，而我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
监狱里面的接见室是一个中间用玻璃隔开的房间，人是应该坐两边，一个人坐这边，一个人坐那边，用电话讲话的那种。因为我跟监狱提出我要做录音，所以就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边；而这一边其实很小，差不多也就是一平方米，就这么一个小房间，在这么一个局促、封闭的房间，他反而讲话更加没有顾忌。因为我相信他经过那麽长时间的关押，也特别想要充分的诉说一下、倾诉一下，所以那三天我是做了17盘录音。
当他讲的时候，我要不断的打断他，他有很浓重的福建口音，而且他的嗓音特别沙哑，他抽烟很厉害，他一天抽两包烟，他讲话又快，我经常听不懂。比如他说到一些人物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写书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物我听不清楚名字，那我肯定是遇到很多麻烦。我又打断他去问“你说的是谁”。 连他你都不知道”他就很火，我说真对不起，我真不知道；他就觉得怎么你连这么重要的人物都不知道，我说我出来这么多年了，真的不知道。他就很不耐烦，“他是谁谁谁、他的上级是谁、他家里人谁谁谁”。
从那时我就发现这个人的确在中国政治环境当中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非常敏感，他对那些人际关系真是了如指掌，他可以一口气给你讲几十个人物的事情。我这本书当中后面有一个名录，在这名单当中，涉及到276个人。就是这本书里面涉及到276个人，当然大部分人是他讲给我听的。
做完这次采访之后，基本上我写书的想法已经定了。当时本来是想写成一本访谈录，这样很简单。在这个案子当中，可以说中国官方已经做了大量的报导，有许许多多他们这一方所说的事情；那麽赖昌星作为这个事件的当事人，其实有他个人的表态也不错，因为一般的读者会说那是他们的一家之辞，这个呢是这家的一家之辞，也算是一个互相的补充。
可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谈的很多问题太严重了、太让人震撼了。比如说，说到这案子的最高层的权力斗争。那麽最高层的权力斗争，我就不能够单单听他个人的判断，因为他肯定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我就觉得应该有一些具体的事实来作为旁证，来证明它的确是一个最高层的权力斗争。比如他讲到他自己是中国国安部在册的特工。那中国国安部的运作是怎样运作的，会不会招收像他这样的人去做他们在册的特工。还有他讲到很多为国安部所做的工作，特别强调他的主要工作是做台湾情报的，他给16个在台湾给中国大陆提供情报的人发工资，而且他花数千万元从台湾买情报。在我给他采访的时候，他还跟我讲，就在那时候，在台湾还有什么什么人是给中共官方提供情报的，甚至包括在我给他做采访的时候，他还说在四个月之前，还有一个人到厦门跟中国的接替姬胜德的总参二部的部长，也就是中国军情部部长当面交接情报，中方提供给这人八万美金。
我想这些情况真的太严重。当然也包括他讲到地方的政治关系，讲到公安部，他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跟军情部的部长姬胜德是见面就会吃饭, 称兄道弟的哥儿们等等情况。当然其中也涉及到一个主体的问题。中国政府说远华走私案是49年以后的最大的走私案；而他说这是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果。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特别写着这样一句话“远华案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代罪羔羊”。这两个角度当然差距非常大。
所以我想，仅仅有他个人的一面的说法，对一般读者，甚至包括我自己，去了解这个案子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就决定再做其他更深入的调查。这我后来有机会采访到很多人，也确实下了很多功夫。包括我采访到这个案件的死刑犯的律师，死刑犯的家属，这个案子的专案组的成员，还有红楼的服务员。
“红楼”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在远华案当中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中国对红楼有很多报导，下面也有很多传说。我采访到六个红楼的服务员，后来采访了远华公司的保安经理。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采访一些其他人，就是对中国军情、公安、国安的运作有深入了解的人，来证明他所说的那些事件，所说的那些情况是不是可能。
在这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当时决定要写的时候，真没想到能够写成这么一部书，而且能得到这么多方面的资料。在这过程中，我甚至动用了很多很多以前好朋友的关系。
我从二月底开始动笔写，在五月底截稿的时候，我是先让美国之音驻加拿大的记者做了一个采访。这采访出来之后，当天“人民日报”驻加拿大的记者，就打电话去询问美国之音的记者：这本书到底都写些了些什么？到底都涉及到了谁？我这个朋就说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我采访的这些内容。
接下来我自己也接到很多电话，当然包括在多伦多的一些人，也有我认识的人，有一个人，其实我跟他认识也挺长的时间了，我也知道他是跟领事馆关系很好的。他那天打电话给我的时候，非常好笑。他是完全用心的编排好的一整套的做法，打电话给我：“盛雪，我昨天晚上一整夜没睡，我给你想了一个赚大钱的机会”，我说“什么机会”？“你不是写了一本书吗？”我一听又是书的事。“你这本书先别急着出，我拿你的书稿回到北京去给你卖个好价钱”。我说不行，我说我可不做这种事情。他说：“没事，我跟你说，我的关系可深呢！”。我说不行。
挂了电话之后，他第二天打电话来说：“盛雪，你今天太小心眼了，你想咱们这个事情做了，其实人不知鬼不觉，如果你非要出的话，哪怕你最后出了也没关系，反正书稿我先给你卖了”，我跟他讲，我说真的不想这么做，这本书我觉得如果真的出版，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他又打电话给我：“这样吧，我现在拿四千块钱，我上你们家来，我先看一遍，看完了就走，这样的话谁也不知道。”
我说这样也不行，他越这么要求，当然我就心里有底了，我知道他来头不是那麽简单。我说这样不行，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见钱不赚了。我说这个钱不赚。再隔一天，他又打电话说：“唉！你这个人真麻烦，要不然这样吧，你让你先生拿着书稿，我不碰，让你先生跟我回北京，我们在那边有人接应，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就放他走。”我说“你想做什么”？他说：“你放心，我们不会绑架他的。”我说“绑架可是你说的，我可没有想过。”结果我就说“你就干脆死了心吧！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交易的，绝对不可能的”。这时候他就说：“唉！这样吧！你给我写个e-mail，你告诉我，你拒绝我了。”我说：“你好交差是吧！”他说对。
那段时间，这类的电话真的是接了不少，我也有点儿害怕了。最严重的是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时，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那个匿名电话，确实让我害怕了。我一接起电话来的时候，对方就说“你到底要什么条件﹖”，我一愣，我想肯定是跟书有关，因为那段时间都是跟书有关的事情。我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我没有什么条件。他说“我是什么意思﹖我要买你这本书永远不出版的版权”。
我一听，我说我写这本书就是要出版，我说我不卖这个版权。他说100万美金怎么样？我说100万美金也不行，结果他那边滴哩嘟噜骂了两句，挂了。挂了之后，我就跟我妈说了。我妈说这样不行吧！你要这样，他们真找来人把你杀了怎么办？我也有点害怕。
因为我们家的厨房，就是这边是墙，这边是过道，这边是冲着后院，是整个一扇玻璃门。平常吃饭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背靠那个门，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很凉快。从那天的电话之后，我就不坐那儿了，我就坐靠墙那边，心里好象踏实一点，好象坐冲门那边，觉得后背真的有发冷的感觉。当然这时候最主要的做法，我自己心里非常明白，赶紧确定出版社出版，只有这本书出版了，我才安全了。
因为当这本书的内容不再成为秘密的时候，那我也就基本上安全了。所以就赶紧联系出版社定了要出版。其实这过程当中，包括香港那边黑社会的人打电话给我，要求要买这本书的版权，当然我也肯定是拒绝的。因这个人本身他也不是搞出版发行的。我当然对他的情况也有一些了解，因为很多报导也看到过嘛。
在这个情况下我在北京的亲属就遭到了一些压力，我先生在北京的弟弟和妹妹都被公安找去了，而且让他们打电话给我。让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出书。说这本书涉及到国家利益，说比我干了这么多年６４还严重。”
当然这些发生的过程我也就更加意识到：是真的，就是说这本书真的是涉及到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真的是有那麽多的复杂的背景，而且确实赖昌星掌握中国许许多多的黑幕。
因为这些情况，中国当局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害怕，动用了很多很多力量来阻止这本书的出版。在２００１年７月３号这本书正式出版发行。好象很快的时间，中宣部就下达了一个文件，说任何人不得传阅、翻印这本书什么的。这本书当时被定性为极端反动的政治书刊。那个文件本身我确实没有看到过，而是看到报纸上面一些报导。后来从中国查禁这本书的过程里面也得到了这样的证实。我自己在网站上看到中国北京朝阳区检察院在它自己的网站上贴出过，就是因为有人在国内翻印这本书所受到的处置，当时有个报导是说至少有１１个人因为在国内、因为在中国大陆翻印这本书而判刑。
那麽我想呢，如果说有一个网站有这样的报导，那全国范围之内因为翻印这本书判刑或是坐牢的人应该是不在少数，在接下来的两年当中，中国政府都把查禁这本书，包括６.４真相那本书作为他们的政治目标。后来我自己在网站上也搜索过，但是要搜索叫做“扫黄打非”这个词，可能有一些不是很了解中国大陆的朋友就不是很了解这种辞汇，这个“扫黄”当然就是打击色情嘛，“打非”是打击非法出版物，就是把这本书列入“扫黄打非”的系列里面。它还有全国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那些报导，那些报导就是非常确切的写到，比如陕西省，在这个“扫黄打非”的工作当中，查获了几本几本远华案黑幕，然后对这些人做了什么什么处置。
我后来自己看的时候也真的是非常的感慨，因为远华案爆发之后，有心的朋友，在中国的书摊上去翻阅的话，你会看到在中国市面上流传２0－３０本关于赖昌兴和远华案的书籍。中国的海关出版社出了一本５０多万字很厚的。那麽除了这本之外呢，有２0－３０本这样的民间的版本都可以在中国的市面上流传，而恰恰这本书在中国遭到严厉的禁止。
这也是中国官方给了一个答案，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今天在场的很多朋友其实就是对远华案其实也不是很了解，我只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２０万字，有一位朋友帮我校对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玩笑话：你这本书含金量真高啊，每一页都是一些很厚重的事情。确实是，就是说我这本书里面涉及了很多很多事情。我是想因为这个案子相当的繁复，它涉及的人物事件相当的多，就从这个案子中国官方所公布的事实来看吧，涉案一千多人，专案组前后三千多人。那麽我们也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到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案子。我一直坚持认为这是一个的的确确是涉及到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大案子，我从这本书里面给出了非常确切的一些事实。
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涉及到了关于朱晓华案的部分事实。我后来对朱晓华案做了一年多的追踪调查，我也写了一个系列的报导。朱晓华案跟远华案的的确确是有非常深刻的联系，而且这两个案子正式涉及到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朱镕基之间的权力斗争。因为朱晓华案当中的一名当事人亲属看到了我的《远华案黑幕〉这本书，他看到了我这本书讲到一些朱晓华案的一些事实是真实的，结果他主动跟我联系上。
后来我追踪调查朱晓华案，从那个案子当中也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事实真相。朱晓华后来被判了１５年徒刑，现在还在监狱里面关押。简单的说，可以这样的去厘清这一个案件大致的轮廓吧。朱镕基当总理之后，发出过豪言壮语。对朱镕基有好感的人一定会记得当时他讲的那些话，他说：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也要走过去；要准备一百口棺材，９９口给贪官，最后一口留给我自己。
这都是当年朱镕基上任时要打走私、要打腐败时他所说的话。当然朱镕基他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这个心愿，而是自己黯然下台的。那麽今天中国的腐败，一定是远远的比９９年更加严重，而且规模更大。我相信当时朱镕基在主观上真的是想要在中国反腐败，真的是想透过反腐败来挽救这个党，可是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是完全成了规模的，是非常深刻的，是骨子里头的。所以单凭你朱镕基，就算是一国的总理你也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他的反腐败就动了很多人的利益。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惹得很多人忌恨他。如果说关心中国时事政治的人可能会有一点印象，朱晓华是朱镕基一手从一个处级干部提拔到部级干部的这么一个金融专才。他早年是到黑龙江去插队，回到上海之后在银行里作一个柜台的出纳员，完全是自己上夜校自学，后来成为这么一个金融方面的人才。
有一次朱镕基到上海去开金融会议的时候，刚好朱晓华出席了这个会议，他这个人完全没有思想包袱、没有精神包袱，所以在会上就很大胆的去讲一些他的观点和建议，结果就受到了朱镕基的赏识。
从那时候开始朱镕基就看好了朱晓华，把他一直提拔到光大集团的董事长和光大银行的行长。那麽他这样一路的青云直上，是让很多太子党非常看不惯的。因为有一些太子党在一些副职上干了１０来年了也没有办法获得提升，因为有些人确实很废物嘛。当时在朱晓华的光大集团他的手下就打了个密报，直接把密报递到江泽民手上，江泽民亲自批捕了朱晓华。所以朱晓华在９９年７月份被调回北京述职，一下飞机就被武警逮捕，而且一直被非法拘押了三年，他的案子才得到审理。后来在2002年10月10日判了十五年。
另外一方面，远华案是在99年的4月份爆发的。为什么远华案的专案组叫“4.20”呢，就是因为在4月20日这一天罗干亲自批下来设立“远华案专案小组”。可是远华案真正的动手清理是在8月份，因为我们知道赖昌星是在99年的8月14日逃到加拿大的。如果远华案是在99年4月20日设立专案组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处理的话，那麽当然赖昌星就没有机会逃到加拿大。
实际上当时专案组是曾经下过这样的决定，要在三个月之内审理完远华案，应该说到七月份远华案就应该结案了。可是事实上远华案是从8月份才真正开始处理的，而且一下子就拖了几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就是江泽民和朱镕基之间的一种权力较量，从这两个案子当中的许多事实和关系是可以看到这样的线索的。
朱镕基和朱小华的关系被人们称为是亲如父子。我个人是相信朱镕基他有一个公正的心，他有要把中国的经济搞好，把腐败打下去的这么一个愿望，所以他会提拔像朱小华这样的人。而且他当时也提拔了好几个年轻人。一般认为，朱熔基的金融班底，有王岐山、朱小华、周小川、王雪冰、李福祥、梁小庭等一班青年才俊，其中最得朱熔基器重幷寄予厚望的是朱小华、王雪冰。可是，这班人中除了王岐山、周小川外均已出事。这真的是朱镕基的悲剧，当然也是中国所谓经济改革的悲剧。
朱小华被人密告然后被拘押了，对朱镕基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相信他所看重的人是清廉的，他也相信这个人是会对得起他的，所以他不相信朱小华真是犯了当时密报上所说的事情。当时的密报是说他跟一位香港的商人侵吞国有财产八个亿，而且说他收受贿赂三百万等等。可是朱镕基自己完全是束手无策，完全没有办法。就是在这时候爆发了远华案，而远华案的背景是怎么样呢？
远华案爆发的时间，如果按照中国官方所说是从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话，这个时间我们都知道正好是贾庆林在福建省做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期间，后来事实也证明整个福建的官场全部涉及，可是偏偏没有贾庆林的任何关系。
贾庆林在这之前是被江泽民亲自从福建调到北京当北京市市长。在他到北京之前，北京市市长是陈希同，陈希同为什么被打倒了是因为腐败，当时陈希同的腐败拿我们今天去看待中国社会腐败事件的眼光去看，那简直就算不上什么了。说他有什么进口手表，家里面有什么进口的名画等等这些东西，因为这样的事件被从北京市市长的位置上拉下来然后一直软禁到现在。
当时也是有人这样说，你中央政府江泽民要打腐败，弄下了一个陈希同，结果从福建弄来一个更腐败的。如果认为远华案是中国建政以后的最大的走私案，那麽贾庆林做为福建省的省长和省委书记，说什么也不可能脱离开关系的，至少按照共产党自己的逻辑就是要负起领导责任。可是整个福建省包括前后任的省长、省委书记全都因为这个事情受到牵连，甚至还有些人自杀，比如福建省的省委副书记石兆彬的太太是因为这个案子自杀，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当然朱镕基在这个时候也会去想，既然你动我的人，我也不能饶过你的人。从赖昌星那个案子下手就一定会揪出贾庆林这样一个后台。当然这个案子还不仅仅是这样一条线索，还有包括在军情部的线索，军情部由于姬胜德跟熊光楷之间的矛盾冲突，包括公安系统的李纪周跟贾春旺之间的矛盾冲突。很多线索最后结成这个事件的大网。
拿赖昌星当时的一句话就叫做“远华是个框，坏事往里装”。正是中国这样的一个权力结构，这样的一种权力关系，就变成许多人看到这様一种机会，如果你想在自己的领域里边清除对手的话，正好借助于中国政府要反腐败要打走私这么一个大的前提，而这个事件当时又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政治事件，使其他的一些案件纷纷被卷进了远华案，远华案才成为一个涉案一千多人的一个大案。
这当中李纪周的情况也是非常蹊跷。李纪周是在98年年底就已经被“双规”了。他那时被双规，那时根本就还没有远华案。远华案就算是接到密报立案也是99年4月20日的事情。那麽李纪周后来的审讯和判刑完全是根据远华案所做出的结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得到，在这样一个政治权力斗争当中，许多人，许多官场的关系是经过这个案子从新洗过了一次牌。
当然这当中又涉及到很多的事件。像我刚才提到赖昌星自己讲到，他跟公安的那种深刻的关系，所了解到一些公安的内幕；跟军情的那种关系和了解到军情的内幕；还有国安。他觉得自己很光彩、很荣幸的成为国安部在册的特工。因为他在讲的时候，自己还是觉得很有成就感。而且他说他给国安工作已经好多年了，他从90年代初就开始逐渐的为国安工作。他自己以前以为已经是国安的人了，后来一直到填表的时候才发现他以前不是国安的人等等这些事件。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对这个所谓的远华走私案的主体感兴趣，就是说远华走私案它到底有没有走私，八百多亿元的涉案的金额，那绝对不是一个小数位，它绝对不是说的几十万、一百来万。说这个事可能弄错了。八百亿那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位。
在这个问题上，我在给赖昌星做这一百多个小时的采访当中，我也无数次的问过他，因为我也知道这肯定是一般读者非常想知道的东西。就说他自己怎么看待他被指为是最大的走私犯，他自己认不认可、他自己承不承认或者他不承认他怎么去辩解。
我在书里面特别是纪录了一段他自己做辩解时候的一小段话，也是蛮有意思的，也相当的引人深思。
讲到走私，他这么说：“我做生意这么多年，有二十多年了，你现在突然说我走私几百个亿，说我没有做过正经生意，那你以前有没有知道我走私呢？为什么年年评我是优秀企业家？这么多年我为国家捐款，出钱的事有多少？一有什么事国家就找我出来捐钱，算起来也至少有上亿了，那你国家难道是在用我走私的钱吗？”
我想他的这个反问确实也是挺有力量的。他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做经营、做企业，远华案的爆发是在99年，确实是二十多年，说他涉案金额八百多个亿，说他整个走私是十几年，的确给我们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说他走私的事情是不是到99年才发现或者在这之前压根就不知道他在走私，或者说实际上一直也应该有人有部门知道这个生意是怎么做的，而那个时候不认为需要处理。所以这些问题真的是挺令人深思的。
我自己当时决定写这本书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想法，我在我这本书的后记当中特别讲到。我说我在写作此书的过程当中心情一直非常沉重，八十年代中期，当我还在中国国内一个杂志社工作的时候，接连发生的几个事件，深深的震撼了我。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杂志社为北京的一个著名企业，是北京XX厂的厂长做人物专访，因为这家企业经营的很好，被评为当年的十大优秀企业之一，那麽厂长也成为著名优秀的企业家。
但是当我们的采访刚刚写好，杂志样本送交给印刷厂，还没有来得及出杂志的时候，这位全国优秀的企业家，就己经成为全国十大经济犯罪之一，被投进了监狱。这个事件给我巨大的冲击，使我意识到，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没有所谓的一个企业家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在不断动荡的经济政策下，他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的前途。当年邓小平做为总设计师，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说当时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
那个时候我就曾经这么想过：这个提法是很好玩，但是觉得真的是很不严肃。因为如果你把一个国家当成一条船的话，你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你要是没摸准的话，这个船一斜，就会有很多人栽到水里面去了嘛。当时也只是这么一想，后来我在杂志社工作，就特别深刻的体会到这句话的极端的不负责任。因为我当时在杂志社遇到太多太多这样的事，就是一批一批优秀的企业家转眼之间就成为中国的重要的重大经济罪犯，被投进监狱。许多人是这样死于非命。后来我就在想，他们这些人在整个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到底要负上什么责任？从七九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是二十七年了，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是二十二年，我曾经这样去想。可以这样说，中国是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经济制度变换最频繁，出漏最多的一个国家。中国如果有人统计的话，从社会的一个层面上去分析这个事情，那麽可以讲，可能中国的经济法规出了上千条都不止。而当时中国设立好几个经济特区，包括赖昌星所在的厦门，是中国的一大经济特区，像他介绍的一样嘛，在这个经济特区里有好几套经济政策、经济法规并行，而这些经济政策、经济法规当中呢，又有很多是重叠的，或者是相冲突的。
那麽他们这些人，比如说赖昌星他念了小学两年多一点， 在书里面我写了三年，因为我采访的时候，他说三年，是他不好意思后来才跟我承认没有三年，只上了两年多一点。那他显然不够去了解这些经济政策、经济法规，那种真正在专业意义上的东西。那他只能凭他农民的那种狡猾、聪明，甚至是包括他自己做生意的这种天分在去做这样一种经营。我在问他到底有没有走私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每一次都跟我拍桌子，他觉得他非常委屈。那麽我就会用具体的案例去谈、去问，渐渐的去理出一些线索。
比如说他跟我讲一个例子，说他进口燃料油，他自己的公司是没有进出口权的，那麽他就出钱，让一个海军下属的公司具体的去做。那麽海军的公司大家知道是军方的，基本上来讲，肯定连边检都不需要了嘛。那麽就变成他出钱，这个公司去做，做了之后跟他去分成。他跟我讲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也有点糊涂了。那麽如果说我们单就这个案例，我们把他抓住了走私了，那这个海军公司算不算走私呢。这也是个问题，如果也算的话，那海军里边的人也应该受到处置才对，是吧？这样才公平。可是海军这样一个机构呢，又很难被查处，中国这样一种党指挥军队的制度，它实际上跟党的利益是一体化的嘛，而且那些人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也都看得到虽然后来中国官方下过令，说军方不可以搞经营，不可以做生意，其实还是有无数的人在变相的做。他跟我讲这个例子，也确实引起我一个深思。归根结底，中国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和推行的经济改革存在一个巨大的冲突。
这个冲突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根本无法保证这样一种经济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能够公正进行，压根就没这个可能性。因为他里面涉及到的是一个政权的权力，政权的权力就涉及到一个党的权力，而这个党的权力就涉及到这些核心人物的权力。从这个案例当中特别能看到这一点。所以说中国在这二十多年当中，可能有上万甚至更多的企业家，因为在经济改革的道路上去尝试而送命的。所有的人都会有一个心态，当你决定要从商的时候，你当然决定要成功，当然希望赚钱，当然希望把生意做好。但是并不知道你前面是有什么样的陷阱。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一直在调整，法规都在变，它的很多政策都是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今天这样合法的，过了下个月可能就不合法了。所以它一直是一个灰色地带，是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
那麽可能绝大多数的商人都在这样巨大的灰色地带上，按他们理解的方法做。当然这当中有人会聪明一点，会精明一点，有人笨一点就做的愚蠢一点。最关键的问题是，当你这样的做法遇到政治障碍的时候，像赖昌星他做为一个在中国十数年，年年被评为优秀企业家的一个人物，突然成为全国最大的一个走私犯。他还在香港被评为一九九七年亚洲十大优秀青年之一。那很了不起的。所以说当你碰到政治障碍的时候，经济上的行为才成为会处罚你、制裁你的一个尺子。赖昌星的案子其实归根到底还是这个问题。
他从九九年逃到加拿大，实际上是到二零零零年六月份，一直到专案组派了三个特工到加拿大劝他回国自首之后才决定报难民的。我问他为什么，你既然当时从中国逃出来的，为什么一到加拿大不是报难民，而是等了一年才报的。他说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这个案子会查成这个样子。我在国内那麽深的关系，那麽深的背景，我什么方面都有人，我一直以为他们只是查一查就算了。所以他一直在温哥华等着回去，每天他还开着五六个手提电话，天天跟国内联系，看看这个案子查到什么地方了，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了。所以他根本没想到这个案子是因为涉及到更高一层的权力斗争，而他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把握。他通过他这么多年经营和积累的一些关系，己经不足够去把握这个案子的发展方向。
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因为专案组在二零零零年的五月份到温哥华要劝他回国自首。当时专案组当面跟他讲，而且交给他一个中国官方给他的六项保障，就是六个条件。而从这六个条件来看的的确确，就像我们说的，的的确确是一个政治案件。刘晓辉当时专案组的负责人，当面跟他讲的时候说：我们现在让你回去，不是因为经济上的事，而是中国的一场大政治看上了你。
所以说，这案子其实虽然从中国政府的角度也结了案了，当然首要嫌疑犯没有到案，八个人也杀了，十几廿十几个人也判了死刑了，最后也是草草结案了。但是这个案子没有完。因为这个案子所涉及的深刻的社会影响没有过去，当时所昭示出来的中国的这些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当时的那些症结，可以说到现在一个都没有解决，而且更加严重、更加的尖锐化。当时所涉及的那些人物，其实我在这本书里面也写了不少人，从他提供的一些线索和我后来自己做的一些调查就证明现在中央高层官员当中也还是大有人在，要比这个案子所涉及的事件更加腐败。
我那时问过他这么一句话，我说：“有传说说你赖昌星如果要是被遣返的话，一下飞机就会有政治局的委员自杀。”他马上说：“那肯定不是贾庆林。”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另有其人了。那也就是说确实有人会自杀，不是贾庆林那意思就是说有人比贾庆林的情况和问题要严重得多。我再问他：“那是谁啊？”他不说了。那我想他也不敢说。昨天，在达拉斯的会场上有个老人家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敢说吗？”我也只能是推测，我也不敢说，因为我知道说也是不负责任，是不是？
他跟我讲过，说是单单是查处远华案的过程当中所涉及的腐败，简直就已经是骇人听闻了。比如当时专案组到当地去找涉案人员，因为那个案子后来已经是打乱了面了，你想一千多人涉案，很多人也不管你是什么什么原因反正扯上了被人报了就都拉到专案组先给“双规”了再说。
“双规”这个词不知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词。中纪委是中国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它的职能本来是专门针对那些犯了党纪国法的中共党员、干部的。就是说党员干部如果是犯了事，先不是交给法院或是检察院而是先送到中纪委去，先在党内教育。它们设立一个办法叫“双规”。规就是规定的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所以叫“双规”。很多人也是死于双规，很多人自杀在“双规”的时候，因为这个“双规”是相当严酷的。也
有很多涉案的人就提出来，后来我调查到其他的很多人也讲，专案组本身就非常的腐败。他们在跟这些涉案人员进行案件的调查的时候，他会直接跟你讲，你出七万吧！或者你出五万吧！你要出了五万我就把你摘出去。如果这五万你不拿来，我就把你放进去。如果说你今天涉了这个案子的话，而且你也看到远华案已经成了中央政府那麽重视的一个案件，已经有那麽多人遭殃的时候，那你说你会怎么做？你肯定说我出八万也行！
他们很多办案的人是用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用从武警退下来的、用从军队退下来的人。因为专案组前后三千多人，甚至包括有些主要的专案组的核心人员都是跟本不懂法律的。赖昌星说，有一个专案组的到香港去查案，在香港包了一个小姐，一天花了四十万港币；有一个人到上海，一个晚上就包了三个小姐。这样的事情是数不胜数。
我们也就要问了，查腐败查腐败，那是越查越腐败，而且让腐败的人来查腐败怎么能够阻止腐败呢？后来我也问过赖昌星，我说：“中纪委你可能也有人。”他说：“我当然也有人了。”我说：“那中纪委的人怎么没使上劲保你呢？”他说：“那已经来不及了。中纪委如果今天按照处理远华的标准，中纪委至少有十个人要判死刑。”
那麽中纪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个专门去规范中共党员的纪律检查机构也已经腐败到这个程度。那麽我们说今天在中国打腐败、打腐败，打给谁看呢？是打给老百姓看的。而且经常是因为政治权利斗争当中出现了一些需要重新做权力调整的时候，然后把经济问题拉出来。有多少这样的案子。今天还正在发生这样的案子。我们可能在过几天又看到这样的大案子，百亿元、千亿元的大案子。
这个案子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一些细节，实在是没有时间给大家做这么详细的交代，我想还是留一点时间看看各位朋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然后我们根据具体的问题来做些交流可能更有意思。@
200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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