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下半年，自己从水路偷渡香港，功败垂成，被香港当局反界回来后，在单位里自不免要写所谓的自我检讨和受批判。这对在大陆长大的人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这样搞的。早期的偷渡香港，属于敌我矛盾，叛国投敌,抓回来是要被判刑的。
后来到了1968年的文革时期，那些在文革中被利用完了的中学生，连续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几乎全部一脚踢到各地的农村，农场和边疆去当农民，美其名曰:“到农村闹革命”，其实是下去当下等公民。于是许多觉悟了的青年不甘做下等公民，渴望资本主义的自由，掀起了一波波的偷渡去香港的高潮。每天被抓回来的人数以百、千计，而且都是些十多，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何来这么多的“叛国投敌”？可能中共觉得自己的面子也不好看，后来才被定为“非法探亲”，属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抓住三次以上才判刑。
现三十多年过去了，回想当年这波偷渡潮，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一场无数热血青年投奔自由世界的壮举。无疑相当于当年的东德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翻过柏林墙，去投奔西方自由一样。唯现在的东、西德已经统一在自由世界的旗帜下了。反观香港，自97年回归中国后，民主和自由全面倒退，失去了当年自由港的本色。想当年那些冒死偷渡到香港的热血青年，现在又重新回到中共之下，真是不胜感慨！
在这波的偷渡潮中，亦有不少青年失去了生命，其中有自己十分熟悉的工友和朋友，后面的文章会写到他们。时过三十年了，不知现在是否有人写过专题的文章和小说来纪念他们，不要忘却这段的历史。
回到工厂被整后，所谓“未得翻身先碰头”，于是唯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了”。从1975年起，自己便成了中山图书馆的常客了。我自17岁因家中潦倒后实在太穷，便主动退学到一重工业工厂做工，要开三班制，十几年下来，身体已经不行了。可见一个人逆运时，不但影响到家运，名利，事业，也同样会影响到健康和身体。其间先是患过肾结石，发作时痛得死去活来，后来吃了百多副中草药，才将它排出来。后来又三次肺炎，甚至怀疑是肾结核或癌，严重到要立即住院。但当时住院床位已满，只好每天到医院打两次针。以后又经常低烧，所以上夜班成为一大负担。
偷渡回来后，我向工厂提出身体多病为由，要求调动做日班工作，工厂当然不会同意去照顾一个偷渡回来的人。于是我便提出：宁可不要工资，轮到我开夜班时就请假，只开中班和日班。我深知当时实行的是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我这样做是少劳少得，并不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自己不要钱还不行吗？就这样下来，从1975年到1980年此五年内，我逢夜班就请假，几乎全天泡在图书馆了。上中班时，上午也去图书馆，下午4时才上班。所以可以腾出大量专门时间去搞自己爱好的东西。
当然了，这五年来，每月工资只得三十多元，仅够自己伙食和买书的钱，工厂里的月度奖，季度奖，年终奖和分房等福利都没有，但我并不在乎。因为我认为追求精神上的东西远大于物资上的满足，物质生活上只要两餐一宿有着落，不至于太难为自己就行了。这期间，我在图书馆里翻阅了大量各种类的书籍，从古希腊罗马哲学，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欧洲哲学史，叔本华、尼采、康得、费尔巴哈到黑格尔，什么都看，给自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看欧洲哲学史时，许多时都提到黑格尔的“小逻辑” 是本最晦涩、最深奥、最难懂的书，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也借来一读。谁知一看之下，竟一发而不可收拾，放不下手来，发现自己找到了真正要找的书，不但不觉得难读，反而觉得书中那些思辩哲理很合乎自己的口味吧。在阅读的期间，不断的迸出精神的火花，精神范畴被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从以往的知性逻辑范畴上升到理性思辩逻辑范畴，来重新审视一切，那时的兴奋是不可喻言的，精神达到了最高、最充实的状态，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心得，用了半年的时间才精读完这本“小逻辑”。
其后更伸延到所有已翻译出来的黑格尔的其他著作，如“大逻辑”、“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哲学史讲演录 ”和“美学”等等，足足搞了四年多，读书笔记和手稿叠起来有一尺多高。到后来搞算命时，认识了不少大学生朋友，他们来到我居住的斗室时，翻看那些写满字迹的一尺多高的笔记本时，不由得令他们咋舌。到了1979年，自己将四年多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体会和心得，写成一篇长文，大胆地寄给了贺麟先生，他是中国第一个将黑格尔的“小逻辑”翻译和引进中国的人，后来果真得到了贺老先生的亲笔回信给以肯定和以资鼓励。其后，又给当年的《哲学研究》编辑部寄去了一封关于当期一篇黑格尔文章的长信，很快就得到了该文章作者的回信，信中肯定了自己的研究，说很高兴能看到在工人中能有真正理解黑格尔哲学的人。
后来和他通了许多信，建立了朋友关系，直到今天，仍有讯息交往。他后来建议我去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我再三考虑：因为当时我刚搞完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我认为是马克思理解错了黑格尔哲学，才搞出了一个所谓“唯物辩证法”和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提出所谓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我说这种学说完全是错误的，但“世界历史”要为这种错误多走几十年的弯路，才会认识到这种错误而纠正过来，但已整整牺牲了一代人的代价。当时我写这段话时，是在1979年底，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仍未解体，两年之后的1991年，“世界历史”终于以其公正的步伐，彻底地否定了马克思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公有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全面解体了。
现在的中国大陆，根本不再是什么公有制的社会了，连当年被消灭的资本家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但它仍固守着一党专政。但相信“世界历史”的车轮终将恢复历史的公正面貌，而且这一天应为时不会太远了。
由于我早有上述的思辩理念，我会被中共所办的哲学研究所所容纳吗？反过来看，假如我真的是考进了哲学研究所，相信暂时可以带来一些命运上的改变，但难保不有一天又会成为中共下一轮的政治运动的冤大头了，这种经验和教训难道还少吗？于是我坦白地以上述理由婉言谢绝了他的好心帮助，亦明白搞黑格尔哲学可以告一段落了。那时已经同时开始了对阴阳五行的八字命理的初步研究，相信终会有突破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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