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0日讯】过去对国民党的“反共”认识，多是从政治上来观察，因此流于“共产共妻”、“杀猪拔毛”等八股口号。但是有幸阅读国史馆提供的雷震先生在他主办的“自由中国”所撰写的文章，看到他对共产党鞭辟入里的分析，甚为折服，因为不但有切中时弊的政治分析，还有深刻的哲学论述，让人们知道共产党的本质是什么。不过我也发现，在“自由中国”存在的十一年中，他所撰写的社论与署名文章，前半期着重对共产党本质的批判，后半期则讨论如何反共，也就是能否用共产党的方式来反共，实际上是“独裁反共”或“民主反共”，也是这一部分，得罪了蒋介石国民党，导致十年囹圄之灾。对一个从共产阵营背叛出来的我，也一直面临反省自己的过去，从理论上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的问题，自己从中感到受益匪浅。
我认为，雷震对共产党的政治批判最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共产党本质没有人性。
例如一九四九年创刊号上他发表的文章题目就是“独裁，残暴，反人性的共产党”，他说﹕“今马列主义乃以阶级斗争之理论，使同一地方，同一民族，都要发生内部斗争，甚至主张家庭革命，使父子兄弟乃至夫妇之间，都有极激烈的斗争，甚矣。人之不仁也﹗吾恐自有历史记载以还，从来没有如此‘违反人性’‘违反自然’之教义，这不是邪说诬民是什么﹖”在一九五一年九月的文章中，他痛斥﹕“今日大家骂共产党徒是‘共匪’，然匪犹‘人’也，盗亦有道也。盗匪尚有父子兄弟夫妇之亲，朋友之义，人类之爱，而共产党徒的一切作为，简直是禽兽之不若，岂能与盗匪相比拟哉﹗”他还说﹕“我们和共党之间，有一根本差异，绝对不能相容之处，即共党把人们当作工具，当作物料，一切计划设施，不以人性为出发点。……我们是把人当作一个‘人’。人有人性，我们的政治，是以发展人性为出发点。人性的基本要素，是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可以说，我们的政治是‘人性政治’。一切不离人性，一切是为人性。”所以这以前雷震曾把共产党喻为“人类底公敌”。而一九五八年的一篇社论里，他更指出共产党杀人不是因为冲动，而是有哲学基础，有计划性。雷震还推崇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晚年“沉思熟虑六七年”背叛列宁主义后对自由民主的认识，可见有人性的知识份子对共产党会有同样的认识。雷震在一九五五年还提出“为保持人类尊严而反共”，“反共既是为的人类尊严，则反共事业的本身，就是一个人权运动。”当今台湾应该强调为两千三百万人的尊严而反共的“人权立国”国策。
二，对“共产党微笑”的警觉。
从美国政治人物杜威一九五一年发表“当心史达林微笑”一文，雷震认为﹕“和平的最大危机是是史达林发动其和平攻势”。由此雷震分析共产党基本思想方式的三大特点﹕曲线运动、矛盾发展、通体相关。在“直线”的目的无法达到时，就走曲线道路，“共党之高妙处，就在它常能采取许多人看来与其目的相反的手段以达到它的目的。”他举例说，“抗日战争刚一结束，共党明明发动内乱，它却提出‘反对内战’的口号以为掩护。中国共产党，正同各国共产党一样，明明是要实行一党专政，它却提出民主口号来掩饰。总而言之，它说什么的时候，，就是正在做相反的事的时候。”雷震还以流氓的欺软怕硬、恃强凌弱性格来形容共产党，号召民主国家应提高警觉。但是雷震并非盲目的反共，他在一九五三年史达林死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共产主义者，一方面是极度狂妄的理想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是极度冷酷的现实主义者。这并不矛盾﹕前一特性，表现于他的目的﹔后一特性，则表现于他的手段。他们不打无把握之仗，他们更要避免打必败之仗。”对共产党这种两面性，很少有人看的像雷震这样透彻。这些话，对当前台湾的中国政策，仍有暮鼓晨钟的作用。
一九五八年八月雷震所写的长篇社论“论二分法”，对共产党哲学思想辩证法予以解剖。他认为“二分法无疑已成国际共产党人普遍采用的基本思想方式﹔并且成为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观之基本骨干”。这种非此即彼、非国即共、非富即穷、非善即恶、非光明即黑暗的思维方式，正是共产党斗争哲学的理论基础。但雷震写这篇文章的目的，除了批共产党，还因为“有一部分号称反共的人士也抱持这种思想方式”。雷震与这些人士的争论，是关于如何反共的争论，见诸于后来他所发表的多篇文章中。
之所以这个争论在后期日趋激烈，甚至导致“自由中国”被封闭，雷震本人也被捕，乃是因为国民党迁台后，“反共大陆”不但沦为空洞的政治口号，甚至作为为坚持独裁统治的借口，打压不同意见，包括打压“自由中国”的中肯意见。
在“‘共党语言可以袭用吗﹖’书后”、“拿出大气派来应付敌人政治攻势﹗”、“建立反共知识的权威”、“如何、应付共匪的和谈攻势﹖”、“我们应该怎样来反共”、“不要怕民主”、“反共大陆问题”、“关于‘反共大陆问题’的问题”、“读胡适先生在联大的演说”、“以行动为号召”、“救国主义与亡国主义的对照”、“自由民主是反共的活路”、“反共的方法问题”、“睁开眼睛看当前世局——不要因愚昧的宣传害了自己”等等社论与文章中，越来越明确的对当权者的反共手段大表非议，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不可以用共产党的手段反对共产党。不能与共产党一样，在政治上“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否则会有两个结果﹕一，如果目的与手段，不是手段使目的迷失，就是走到与原有目的相反的道路。二，如果有一方接受对方的精神，久而久之，一方会变成与对方同质的东西。因此他同意殷海光的意见，学习敌人方面﹕“两个敌对体在斗争过程中，应只限于物质方面的手段，而不是精神、思想、和观念。”但是在对敌斗争中学习共产党的策略应该可以讨论，不能书生气十足。
第二，要实事求是的反共。雷震批评国民党虽然反共，但是并没有真正了解共产党。“以我们平日所看到某些匪情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来看，大都是带着很浓厚的宣传的意味，几乎可以说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再从其所能搜集的资料中去证明那一个结论的正确性。”这种研究报告也就是政治性而不是学术性的。西方国家不大能接受这样的研究报告，也就是因为它没有权威性，因为他们认为是自私的成见，主观的愿望。他说﹕“人不能总是生活在愿望之中。人更需生活在现实里。”这是对空谈“反共大陆”的批评。但是雷震也认为﹕“我们没有能力在物质方面赶上西方，在反共的知识方面，则很可能达到为人不可及的境地。”这个愿望现在还有效，因为最了解共产党的是中国人、香港人与台湾人，但是中国没有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香港也在倒退中，台湾应该成为研究中国，而且是反共的重镇。
第三，反共的国家自己也必须是民主的国家。雷震说﹕“反共的国家不仅在国际关系上必须与自由民主的国家站在一边，而且在内政上也必须是自由民主的。”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自由口号，雷震委婉的批评说﹕“按照逻辑的推理，凡是将来要行之于光复后的大陆者，应该能先行之于政府现在所能管辖的台湾﹔如果今天不能行之于台湾，人们就不容易相信将来会行之于大陆。”到一九五八年，雷震的批评就说得更清楚了﹕“谈‘反共复国’而不谈‘自由民主’，则满盘都是死子。……老实说，我们今日要与共党匪徒比暴力、比物量、比狠气，已经没有取胜的希望了。……我们今日要制胜共党，只有在政制方面与它相反，只有行它所不能行的事。”“如果我们藉实行自由民主向他们作政治进攻，那末他们简直无法招架。”雷震很早看出了反共大陆的虚幻，而主张以自由民主向共产党进攻，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些仍然是字字珠玑。
雷震对国际关系中的反共问题也有许多论述，对国际政治的现实也洞若观火，这里就不再说了。
综观他对共产党的认识，除了来自自身的学养，相信他在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及一九四六年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期间与共产党打交道而有深刻的认识。而对自身所处的反共阵营，他也有深切感受而哀其不争。他的赤子之心不但没有得到当局的谅解，甚至被判刑十年。显然，因为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是根据列宁主义建立起来的独裁政党，雷震“反共”的结果也必然“反国”，终于导致他与国民党的决裂。他的思想的进一步转变导致在他出狱后适逢联合国“驱逐蒋介石代表”时，于是公开提出建立“中华台湾民主国”的口号，其内容﹕第一，以“民主”作为建国理念﹔第二，以当时台湾及其一千四百万人作为国土和人民﹔第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第四，“中华”应是血缘与文化上的传承。虽然这个口号与“台湾国”还有些距离，但是已经比“中华民国”前进了一大步。
从雷震的反共思想，我体验到我们的国策应该着重几个方面﹕
第一，共党本性难改，除非它放弃一党专政，推行民主政治，否则不能轻易相信它的“和平攻势”。
第二，“反共”也要实事求是，要知己知彼，尤其是认真研究对手，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
第三，充份认识旧的威权体制对台湾的毒害，深化台湾的民主改革及转型正义不容懈怠。
第四，克服“二分法”的简单思维，做民众的工作，尤其是运用媒体与教学，扩大对民主价值与本土意识的认同。
马英九虽然曾经代表国民党就“自由中国”向雷震家属道歉，但是国民党如果要洗心革面，丢弃列宁主义的渣滓，更重要的还是吸收雷震“民主反共”的精神，参与推动台湾的民主化及转型正义，并且拿出雷震的勇气，用意识形态冲击中国共产独裁政权。
（在《“雷震与反共国策”座谈会暨“雷震案史料汇编”电子书发表会》上的发言 2007-9-2）
“民主论坛”首发 2007-1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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