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1日讯】虽然与烧杀抢掠的社会渣滓“同床共枕”过两年有余，虽然被“人民法院”强判成了“国家”敌人，现在仍然是被剥夺了两年政治权利的准敌人，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我在普通人，尤其是在那些贫困学生和家长心目里原先的“成相”和“成见”。对待“李记者”，贫困学生和家长心目里有一杆杆与肉食者截然不同的、催人泪下的公平秤。
失去自由的最初阶段，正如我在法庭所说的那样，由于我的无知，由于我期望他们的心里还残存着一点点人性，按照国安的要求，把自己帮助，或因自己的采访报导而得到别人帮助的贫困学生简况，写了一分交给国安。后来方知，几乎与此同时，拖着孱弱的身子，妻子也被国安的诱饵逗引得上山下乡、爬高下低，团团转了十来天，为解救自己的先生，找当年的学生或其家长为我做的“好事”签名作证。
好事归好事，国安还是把我逮捕，检察院还是把我推上了法庭。那个女检察官好生爱憎分明，她在法庭上也提到过我做的好事，但话峰一转，杏眼便向我射来了敌对的目光：功式功，过是过，过去的功劳，不能折抵今天的罪过……。
我资助的孤女熊春离给狱中的我写了封信，内容感人至深。开庭前一天我的两个律师会见我并看了这封信之后，对我说，把信拿到法庭上去读，也许对判决结果有好的影响。法庭上听了这位检察官“铁面无私”的指控后，我就知道，妻子辛辛苦苦跑来的贫困生材料，都成一堆废纸了。我放弃读兜里熊春离的信的打算，我知道，对于必欲加诸我罪的那伙人来说，读这封信，无异于对牛弹琴。
好了，言归正传。
徐晓英，1999年考取江西一所航空学院。录取通知书刚到时，我和她的一位老师到她家去看到，她家的土墙房子开了长长的，七八公分宽的几条裂缝，看了好让人心酸。经我采访报导，她得到了几千元捐款，解决了第一年的学杂费。在妻子提议下，我们给徐晓英办了一个存折和与之匹配的银行卡。我们对她说，我们随时保持存折上有500元钱，你需要时，就取来用。2002年她欲考研究生时，我们又无限期地借给了她3000元钱。2006新年前，妻子到处收集贫困学生书证材料时，已经工作了几年的徐晓英特地从工作地偕男友赶回毕节，硬是将那3000元钱塞还给了妻子，还请求妻子无论如何带她到看守所看我一眼。妻子想，这 “情节”加上两条好烟，或许能先打开看守的心扉，进而打开监室牢门，徐晓英就可以看到我了。遭到婉拒的妻子后来才明白，如果我不是政治犯，这样的方法的确有可能让徐晓英见到我。
北京大学毕业，如今在深圳发展的聂开基2002年考取大学时，在我的采访报导“鸣锣开道”之下，他父母不仅要回了某公司欠了11年之久的三万元死账，家境贫困的他还得到了社会捐款三万来元，基本解决了四年大学所需费用。在得知我的事后，他的父母特地从乡下提了一篮鸡蛋到家中，看望安慰我的妻子和孩子。聂开基也从北京打来电话，问看他在北京能为我做点什么。我妻子怕给快要毕业的他造成什么影响，谢绝了他的好意。2006年暑假回到家乡时，他还特地与我的几个好友来到家中为我的妻子过生日。在生日晚会上，聂直夸妻子歌唱得好。妻子说，那是我坐牢期间，她过的最开心的一天，自己的歌唱得好不好，自己知道，但聂开基的良苦用心很让她感动。那天，聂开基还特地与我的孩子在一起住了一晚上，向我的孩子讲讲学习经验、大学见闻什么的。
尚未出狱时，妻子就在信中告诉了我这些事。我知道了，也为此感到欣慰。
2001年考取华中科技大学的孙华，当年因我的采访报导，仅得到了邻县一位好心女士每月200元的捐助，其他的，我就没能帮上他什么了。可是，这是一个很朴实、很记情的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自他去读大学以来，逢年过节，他都要打电话问候我。还曾特地对我说，若去邻县时，代他看望看望捐助他的阿姨。我出事后，他的问候电话，就转为打给我妻子了。新年回到家时，他和他父亲特地抱了一只大公鸡到家中看望安慰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孩子今年高考前夕，他特地发来“支招” 短信，以求对我的孩子有所帮助。我出狱不几天，正好他又发短安慰我妻子。妻子顺便把我已经重获自由的事告诉了他。他随即又发来一条短信：“是李元龙老师吗？这可真是莫大的好消息！同时也感到很愧疚，在他受苦的这段时间，却没能为他尽一分力。”中秋节，他又发来短信：“李老师身体还好吗，小弟考上哪所大学了？恭喜你们终于阁家团聚。祝中秋快乐，万事如意！”
在这里，我要说：说什么呐，孙华，能被你这样品学兼优、有情有义的好学生如此记挂，这不就是我做人比较成功的地方吗！我欣慰着呢。
本文开头提到的熊春离，她是一个父母为了生个儿子而把她抛弃了的孤女。我出事后，我的妻子一直都在照管她。直到我出事的第二十天了，她才知道我出了这样大的事。半年多后，我才从她2006年3月11日写给我的第一封信里得知，从我出事的2005年9月9日那天一直到9月19日，她一直都在打我的电话，但就是打不通。在这封长达八页的信里，她倾诉的除了恐怖之外，就是她对我的担忧和思念：“我想你，白天看着你的照片哭，晚上入睡前，抱着你的照片哭。哭着哭着，往往哭睡着了，总梦到你在我身边。一觉醒来，哪有你的身影？想到正在受苦的你，又哭。上课时，一想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你，又拿书遮住脸，偷偷地哭。太想你时，我就一个人坐公交车到水库，到纱帽山等你带我玩过的地方去，巴望着奇迹发生，能在那些地方看见你。一路上，我嘴里都在不停地叫着：爸爸，爸爸，你一定会在那里等着我的。可是，每次等着我的，都是冰凉的山石和寒冷的山风。”
出狱后，我问已经辍学打工的熊春离：“你会见我时，我不是告诉你，若考不起高中，就读中专技校，学一门能在社会上立得住脚的实用技能，你怎么辍学打工了？”
她说：“我也知道，我的学习越好，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安慰就越大，我也很想这样安慰你。但是，你出了这样大的事，我实在无法强迫自己安心学习。再说，我已经不算小了，我既然能自己养活自己，我怎么还能再拖累你们——你们不比从前了，我不能在你们最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你们一点点忙，已经够惭愧的了。”
17岁的她，也许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书本，离开了学校。
熊春离的同学杨娟，几年前，我们只是针对她的情况，向她推荐了一所自认为适合她的中等职业技校。如今已经工作的杨娟在我坐牢和出来后，都经常发短信问候安慰妻子和我。假期，还和她妈妈拎了鸭蛋、腊肉送到家中，以图对我的亲人们有所安慰。
我那儿子，当年考初中、考高中，考取的都是当地的重点中学，可是，他在今年、去年的两次高考中，都只勉强上了三本分数线。熊春离当年考初中，也考取的是一所重点中学，如今，她也就这样成了千千万万个打工妹中艰难生存的一分子。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如果我没有被专制强权政府投入大牢两年之久，两个孩子的成绩，绝对不至于糟糕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罗德远是毕节一个落泊不堪的，民间有大才气的古典诗人。2001年贫病而死之后，每个学期，我和另外几个朋友都资助学费给他留下的四个子女。2005年秋季，还未来得及送去学费，我即被投入大牢之中。上周在外办事时，碰到了罗德远妻子和他们的一个女儿。她们很高兴，很热情地问候我。他妻子宽慰我说，她的大的三个儿女都打工，都有收入了，我不用再操什么心。我听了，只感到一阵阵的心酸，我说：“我没有了工作，我的孩子今年也读大学了，还是高费生，今后，我再也没有能力帮助你们了。只是这事，有始无终的，真是……”罗德远的妻子打断我的话说：“李叔叔，你看你说的，你已经帮了他们姐弟这样多年，我经常对他们说，他们自己也说，他们会好好的记住李叔叔的。二姑娘在广东打工，她在网上知道你出来的消息后，高兴得什么似的，还特意打电话告诉了我。过年他们全都要回家来的，到时候，我再带他们来看望你。”
罗德远曾经的一位邻居大姐在街上碰到我时，感慨不已地说：“这个社会太无聊了，像你这样好的人会被抓去坐牢，而那些贪官污吏、流氓小偷却逍遥自在。想开些，你是好人坏人，别人不清楚，我某某某还不清楚？慢慢的过，我相信，老天爷是不会断你的生路的。”
最让我感动不已的，是陈欢、陈乐的母亲张大姐。张大姐的先生在他们的一对孪生儿子才几岁时，就不幸逝世了。1999年，两个孩子双双以本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的两所大学时，靠做临时工勉强维持生计和孩子学业的张大姐，面对两个孩子每年近两万元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一筹莫展。我不过是采访报导了这件事，四万来元钱，都是别人捐助的。但是，在得知我落难的事后，张大姐就经常或打电话，或亲自来到家中，看望、安慰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孩子今年去读大学时，她说，她孩子已经工作，硬是塞了1000元钱给妻子，让聊充一点学费。我出狱以后，张大姐和陈欢、陈乐的姑姑都来到家中看望我。临走，还各塞一个红包给我。我真的不愿收，她们着急了：“钱不多，六六大顺，图个吉利，不收不行的。”出狱这三个多月，每隔十天半月，张大姐都要打一个电话问候我的安好，瞩我多多保重等等。
还在狱中时，我就听妻子说，张大姐不惜花费钱财，先后两次从远方虔诚地请来“法师”，不容推辞地把我的妻子和孩子请到她的家中，做“法事”乞求我和孩子的平安。妻子也为此很是动容，她说，张大姐的做的事情我们欣赏与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她的诚意，她的良苦用心真是感人至深。我也说，当初能为如此淳朴善良的，有情有义的好人做点有益的事，也是我的荣幸。
因为对自己的优秀学子多少有所帮助，毕节几所中学的教师们多对我颇有好感。当八年党报记者，我最看重的荣誉，就是老师们送给我的“民间记者”这一褒扬性称呼。我坐牢期间，他们有好几位都曾要来监狱看望我，但都被妻子谢绝了。我出狱那天，在不少要好同事，老朋友惟恐避之不及的情况下，好几位老师还是为我接风、压惊来了。
那个国安先生说的不错，如果是文革时期，我那四篇“反动文章”，早让我掉脑袋了。但时过境迁，毕竟不是反右，不是文革，不是毛的时代了，如今，肉食者们已经不可能像当年那样随心所欲地完全左右、操控着绝大多数人的思想，甚至行为。敢于与党，与政府持不同“政见”，与法院的所谓判决持截然相反的态度，普通的人们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有了敢于表达一部分真实思想，敢于说点真心话的空间。好歹，这还算是个进步，虽然，还远远地，远远地不够。
这，也是让今天的我感到宽慰的事情之一。
有人不是好念叨什么“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语，好扯出什么“人民答不答应”的旗号吗？如果对自己的伟光正有充足的信心，对自己的判决正义性一点不心虚，那就到我工作、生活的贵州毕节搞一个微服私访，或在全国搞一个民意调查，看看你们的所作所为究竟得不得民心，人民答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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