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贺蔓编译报导）过去几世纪以来科学发明对人类健康有显着的影响，医学科技发展和人类基因解码使我们可以预防并治疗疾病。天花已经彻底被消灭，小儿麻痹几近消失，麻疹、破伤风、百日咳疫苗的发明让先进工业国家免除这些疾病。
但是在一些贫穷国家，有三分之二的儿童死于可预防或可治疗的疾病，每年大约两千七百万开发中国家的儿童没法接受最基本的疫苗。即便近十年来愈来愈多公众和私人团体挹注大量资金致力于帮助世上贫疾之人，然而走向全球健康之漫漫长路仍是充满诸多挑战。近日《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撰文对全球卫生事业的整体状况作了评述，以下是节选。
慈善组织投入爱滋病防治
大量资金投注全球健康始于爱滋病的广泛流行；1996年复合的抗爱滋药物（抗反转录病毒药ARVs）对爱滋病人的治疗有令人振奋的成果，1997年中在欧美国家即开始这种新疗法。然而药价每年约14000美元，还不包括每年的检查费和诊疗费约5000美元，对开发中国家的大多数感染者而言简直是天价。
非洲大陆因爱滋病泛滥每年大约需花费五十亿美元于直接的医疗照护支出和间接的劳力、生产力损失。前南非总统曼德拉曾说给予抗爱滋病药物治疗是道德问题，这个世界不应该让欧美的有钱人独活，而放任非洲的众多贫穷者因缺乏治疗而死亡。自此爱滋病相关的援助计划、组织因应而生。
而近几年来慈善援助更是规模庞大，比尔和梅琳达盖兹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在成立六年间捐助了66亿美元于全球健康专案，其中20亿花在爱滋病、结核病和其他性传染病上。美国国会于2003年通过的“总统紧急爱滋病防治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PEPFAR)至今花费约85亿提供爱滋病感染者抗反转录病毒药。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成员国也致力于打击爱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至今已核准约66亿的相关提案。世界银行于1980年末则认清如果没有办法改善贫穷国家人民的健康问题，则不可能达到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逐年增加投注于全球健康的经费。可喜的是，开发中国家也能自觉健康问题的严重性，相较于从前占不到国家总预算3％的健康卫生经费，目前坦尚尼亚、那米比亚、辛巴威、莫三比克等国已提升到10％以上。
慈善援助计划的盲点
援助贫病地区的理由，对非政府组织和人道团体而言，可能是把阻止爱滋病、结核病、疟疾、禽流感等疾病散播视为道德责任；对先进工业国家来说或可当成国家的外交政策，又或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毕竟传染病没有国界。
尽管外界援助力量远大于从前，有了钜资，解决全球健康问题即指日可待吗？事实并非如此！大部分资金运用是根据捐献者的优先立场、政治态度和价值观，而最大部分捐款来自像是对南亚海啸这类灾情的情绪反应。然则最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应是基础卫生建设，但大部分专案只把目标对准一些短期数字改善，譬如增加服用抗爱滋病药物的人数、增加床罩数目以防疟蚊等，只聚焦在某个特殊疾病，而非影响整体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
就人力而言，目前全世界短缺了超过四百万的健康照护人员，已开发国家人口老化严重需要更多医疗照护，因而强力招募开发中国家的医事人员。富裕国家的高薪诱惑，使开发中国家人才外流情形严重，由美国有五分之一的执业医师来自国外即可见一般，但此问题仍被彻底忽视中。
依慈善组织与当地政府的交流情形看来，许多非政府组织或学术团体执行的成功方案，当地政府完全没有参与的余地，几乎所有援助专案的设计、管理和执行者都是来自国外。没有什么机会让这些贫穷者说出他们想要什么、哪些方案提供真正的需求、或如何采纳结合当地的创新，也没有与当地政府合作的策略。如此让被援助国永远无法摆脱被援助的窘境，难以独立支撑疾病防治体系。
当前援助计划的三大问题
执行援助计划现下最大问题有三：其一，部分资金被耗用在官僚和银行作业，预估约占援助金额15～30％。这些钱可能流入人头账户、浮滥的运输仓储费用、药物黑市或被以伪药取代真药。问题之二为各个基金会或组织团体间缺乏协调，其关系常为竞争而非合作，唯一可能的整合机构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却也难以涉入复杂的组织关系。第三个问题是大部分资金只用于某一特殊疾病、或特定专案，以“首都妇女和儿童抗反转录病毒药的发送计划”为例，有感染爱滋病病毒(HIV)的妇女和儿童会得到抗反转录病毒药的治疗，但对于这群人的其他感染问题、一般妇女卫生照护、或预防注射则视而不见、弃之不顾。
在2006年国际爱滋病大会上前美国总统柯林顿建议，首先发展公共卫生建设来处理爱滋病问题，将来即可增加处理妇幼健康、疟疾、结核病等公共建设，然后再来是解决营养、饮水、卫生问题，待这些建设大致完备，就能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贫穷。然而柯林顿总统的完美蓝图却与海地爱滋病防治的结果大不相同，在2002年到2006年间海地成功地将HIV盛行率从6％降到3％，但同一时期其他健康相关指标则倒退一步。
最著名的案例是有全世界最高HIV感染率(约37％)的波兹瓦纳；波兹瓦纳有很好的高速公路系统、完整的公共建设、和快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失业率为全非洲最低，官僚贪腐问题不严重，整体客观条件可说是非常优异。
2000年由盖兹基金会、默克药厂(Merck)、必治妥施贵宝药厂(Bristol-Myers Squibb)、和哈佛爱滋病行动组织(Harvard AIDS Initiative)共同合作启动波兹瓦纳的爱滋病治疗计划，到2006年初已经治疗了约5万多名HIV感染者。这个计划可算得上是成功的，但2005年新病例发生率仍上升8％，许多接受抗爱滋病药物治疗的患者也发展出肝病和抗药性的HIV病毒株，此外波兹瓦纳没有医学院，所有的医师来自国外，其他医事人员不足，还没建立实验室和诊所等等，种种问题仍待解决。尽管对抗爱滋病有一些成果，但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现今波兹瓦纳出生的儿童平均寿命仍低于34岁。
从经济角度分析外援计划
最近宏观经济分析显示，开发中国家用于爱滋病的经费在2002年和2004年间倍增，到2007年底将占国民生产毛额一成左右，这还不包括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捐助在内。如此惊人的经费上升必须详加考虑三个问题：荷兰病(Dutch disease)、通货膨胀、和国家控制失衡。荷兰病是指当年荷兰在北海发现天然气后，出售天然气的收益使得币值高涨，严重损及其他出口产业。
因此大量援助资金流入有时候会导致货币升值，使进口品价格降低，出口品价格提高，反而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因此有“外援力量吸干本土创新和企业发展”一说。而非政府组织付给参与援助的当地医疗人员较高的薪水或房屋、教育津贴，导致该国贫富差距增大，造成通货膨胀的问题也必须考虑。此外，贫穷国家的卫生部门难以与外援组织竞争专案的主导权，使贫穷国家失去对政策的掌控，而外援国家的优先考量常根于本国而非当地国的需求。
以建立基础公共卫生系统为目标
其实目前贫穷国家的三大死因是：妇女死于生产、儿童死于呼吸疾病导致的肺衰竭、和肠道感染导致的腹泻，但很少有人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怀孕妇女、腹泻和咳嗽病童上。
相较于当前只着重在单一特殊疾病的防治，若要达到世界健康此最终目的则应先达成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增加产妇存活率，一是增加平均寿命。产妇死亡率是整体健康照护系统是否完善最敏感的指标，代表是否提供产妇一个安全、干净、全年无休的无菌手术设备、充足医护人员和足够抗生素的照护环境。平均寿命则是儿童存活率和基本公共卫生建设最好的指标，代表饮水是否安全、疟蚊是否得以控制、预防注射是否完备、营养是否充足、婴儿是否能够存活等。虽然这些开发中国家大部分成人死于爱滋病和结核病，但事实上使平均寿命大幅下降的主因是儿童死亡。
因此富裕国家的慈善捐助实在不该如此狭隘地专注于短期、地区性特殊疾病的成功数据，而应以建立高效率、广泛性、长期的健康照护系统为目标，包括建立当地公共卫生建设、工业、金融、和营利中心，以及培育当地的医护人员、公卫专家、实验室科学家、兽医等相关人力资源，来支持长期持续资金、人员的投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