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6日訊】（大紀元記者賀蔓編譯報導）過去幾世紀以來科學發明對人類健康有顯著的影響，醫學科技發展和人類基因解碼使我們可以預防並治療疾病。天花已經徹底被消滅，小兒麻痺幾近消失，麻疹、破傷風、百日咳疫苗的發明讓先進工業國家免除這些疾病。
但是在一些貧窮國家，有三分之二的兒童死於可預防或可治療的疾病，每年大約兩千七百萬開發中國家的兒童沒法接受最基本的疫苗。即便近十年來愈來愈多公眾和私人團體挹注大量資金致力於幫助世上貧疾之人，然而走向全球健康之漫漫長路仍是充滿諸多挑戰。近日《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撰文對全球衛生事業的整體狀況作了評述，以下是節選。
慈善組織投入愛滋病防治
大量資金投注全球健康始於愛滋病的廣泛流行；1996年複合的抗愛滋藥物（抗反轉錄病毒藥ARVs）對愛滋病人的治療有令人振奮的成果，1997年中在歐美國家即開始這種新療法。然而藥價每年約14000美元，還不包括每年的檢查費和診療費約5000美元，對開發中國家的大多數感染者而言簡直是天價。
非洲大陸因愛滋病泛濫每年大約需花費五十億美元於直接的醫療照護支出和間接的勞力、生產力損失。前南非總統曼德拉曾說給予抗愛滋病藥物治療是道德問題，這個世界不應該讓歐美的有錢人獨活，而放任非洲的眾多貧窮者因缺乏治療而死亡。自此愛滋病相關的援助計畫、組織因應而生。
而近幾年來慈善援助更是規模龐大，比爾和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在成立六年間捐助了66億美元於全球健康專案，其中20億花在愛滋病、結核病和其他性傳染病上。美國國會於2003年通過的「總統緊急愛滋病防治計畫」(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PEPFAR)至今花費約85億提供愛滋病感染者抗反轉錄病毒藥。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成員國也致力於打擊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至今已核准約66億的相關提案。世界銀行於1980年末則認清如果沒有辦法改善貧窮國家人民的健康問題，則不可能達到經濟發展的目標，因此逐年增加投注於全球健康的經費。可喜的是，開發中國家也能自覺健康問題的嚴重性，相較於從前佔不到國家總預算3％的健康衛生經費，目前坦尚尼亞、那米比亞、辛巴威、莫三比克等國已提升到10％以上。
慈善援助計畫的盲點
援助貧病地區的理由，對非政府組織和人道團體而言，可能是把阻止愛滋病、結核病、瘧疾、禽流感等疾病散播視為道德責任；對先進工業國家來說或可當成國家的外交政策，又或是一種自我保護措施，畢竟傳染病沒有國界。
儘管外界援助力量遠大於從前，有了鉅資，解決全球健康問題即指日可待嗎？事實並非如此！大部分資金運用是根據捐獻者的優先立場、政治態度和價值觀，而最大部分捐款來自像是對南亞海嘯這類災情的情緒反應。然則最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應是基礎衛生建設，但大部分專案只把目標對準一些短期數字改善，譬如增加服用抗愛滋病藥物的人數、增加床罩數目以防瘧蚊等，只聚焦在某個特殊疾病，而非影響整體健康的公共衛生問題。
就人力而言，目前全世界短缺了超過四百萬的健康照護人員，已開發國家人口老化嚴重需要更多醫療照護，因而強力招募開發中國家的醫事人員。富裕國家的高薪誘惑，使開發中國家人才外流情形嚴重，由美國有五分之一的執業醫師來自國外即可見一般，但此問題仍被徹底忽視中。
依慈善組織與當地政府的交流情形看來，許多非政府組織或學術團體執行的成功方案，當地政府完全沒有參與的餘地，幾乎所有援助專案的設計、管理和執行者都是來自國外。沒有什麼機會讓這些貧窮者說出他們想要什麼、哪些方案提供真正的需求、或如何採納結合當地的創新，也沒有與當地政府合作的策略。如此讓被援助國永遠無法擺脫被援助的窘境，難以獨立支撐疾病防治體系。
當前援助計畫的三大問題
執行援助計畫現下最大問題有三：其一，部分資金被耗用在官僚和銀行作業，預估約佔援助金額15～30％。這些錢可能流入人頭帳戶、浮濫的運輸倉儲費用、藥物黑市或被以偽藥取代真藥。問題之二為各個基金會或組織團體間缺乏協調，其關係常為競爭而非合作，唯一可能的整合機構是世界衛生組織(WHO)，卻也難以涉入複雜的組織關係。第三個問題是大部分資金只用於某一特殊疾病、或特定專案，以「首都婦女和兒童抗反轉錄病毒藥的發送計畫」為例，有感染愛滋病病毒(HIV)的婦女和兒童會得到抗反轉錄病毒藥的治療，但對於這群人的其他感染問題、一般婦女衛生照護、或預防注射則視而不見、棄之不顧。
在2006年國際愛滋病大會上前美國總統柯林頓建議，首先發展公共衛生建設來處理愛滋病問題，將來即可增加處理婦幼健康、瘧疾、結核病等公共建設，然後再來是解決營養、飲水、衛生問題，待這些建設大致完備，就能促進經濟發展和改善貧窮。然而柯林頓總統的完美藍圖卻與海地愛滋病防治的結果大不相同，在2002年到2006年間海地成功地將HIV盛行率從6％降到3％，但同一時期其他健康相關指標則倒退一步。
最著名的案例是有全世界最高HIV感染率(約37％)的波茲瓦納；波茲瓦納有很好的高速公路系統、完整的公共建設、和快速成長的中產階級，失業率為全非洲最低，官僚貪腐問題不嚴重，整體客觀條件可說是非常優異。
2000年由蓋茲基金會、默克藥廠(Merck)、必治妥施貴寶藥廠(Bristol-Myers Squibb)、和哈佛愛滋病行動組織(Harvard AIDS Initiative)共同合作啟動波茲瓦納的愛滋病治療計畫，到2006年初已經治療了約5萬多名HIV感染者。這個計畫可算得上是成功的，但2005年新病例發生率仍上升8％，許多接受抗愛滋病藥物治療的患者也發展出肝病和抗藥性的HIV病毒株，此外波茲瓦納沒有醫學院，所有的醫師來自國外，其他醫事人員不足，還沒建立實驗室和診所等等，種種問題仍待解決。儘管對抗愛滋病有一些成果，但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估算現今波茲瓦納出生的兒童平均壽命仍低於34歲。
從經濟角度分析外援計畫
最近宏觀經濟分析顯示，開發中國家用於愛滋病的經費在2002年和2004年間倍增，到2007年底將佔國民生產毛額一成左右，這還不包括其他非政府組織的捐助在內。如此驚人的經費上升必須詳加考慮三個問題：荷蘭病(Dutch disease)、通貨膨脹、和國家控制失衡。荷蘭病是指當年荷蘭在北海發現天然氣後，出售天然氣的收益使得幣值高漲，嚴重損及其他出口產業。
因此大量援助資金流入有時候會導致貨幣升值，使進口品價格降低，出口品價格提高，反而不利於當地經濟發展，因此有「外援力量吸乾本土創新和企業發展」一說。而非政府組織付給參與援助的當地醫療人員較高的薪水或房屋、教育津貼，導致該國貧富差距增大，造成通貨膨脹的問題也必須考慮。此外，貧窮國家的衛生部門難以與外援組織競爭專案的主導權，使貧窮國家失去對政策的掌控，而外援國家的優先考量常根於本國而非當地國的需求。
以建立基礎公共衛生系統為目標
其實目前貧窮國家的三大死因是：婦女死於生產、兒童死於呼吸疾病導致的肺衰竭、和腸道感染導致的腹瀉，但很少有人把關注的焦點放在懷孕婦女、腹瀉和咳嗽病童上。
相較於當前只著重在單一特殊疾病的防治，若要達到世界健康此最終目的則應先達成兩個基本目標：一是增加產婦存活率，一是增加平均壽命。產婦死亡率是整體健康照護系統是否完善最敏感的指標，代表是否提供產婦一個安全、乾淨、全年無休的無菌手術設備、充足醫護人員和足夠抗生素的照護環境。平均壽命則是兒童存活率和基本公共衛生建設最好的指標，代表飲水是否安全、瘧蚊是否得以控制、預防注射是否完備、營養是否充足、嬰兒是否能夠存活等。雖然這些開發中國家大部分成人死於愛滋病和結核病，但事實上使平均壽命大幅下降的主因是兒童死亡。
因此富裕國家的慈善捐助實在不該如此狹隘地專注於短期、地區性特殊疾病的成功數據，而應以建立高效率、廣泛性、長期的健康照護系統為目標，包括建立當地公共衛生建設、工業、金融、和營利中心，以及培育當地的醫護人員、公衛專家、實驗室科學家、獸醫等相關人力資源，來支持長期持續資金、人員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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