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8日讯】[作者按：王朔此次出场，“成功地诱惑”媒体，闹出了大动静，随后365万就到手了。他以特有的市井语言，对几个超级大导演和顶级文化口红的解构确实大快人心，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他对毛泽东的崇拜、感激，对反知识分子的心态没有任何改变，他对记者神侃时再次说出了这些话：
“有一天，我看到说雍正这个人，他有十大政绩，其中一条是废了贱民，我一看这突然明白过来，毛泽东这个人不管后面怎么样，他开始一直坚持着平等。而且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差别是最小的，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是最小的，他在精神上给我们奠定了基础，这个得承认。他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让知识分子现了一把。”
“我天生骨子里有这个，我是毛泽东教育出来的，毛泽东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你怎么理解权力斗争，那都单说)，他把中国的士这个等级给废了。两千年以来，儒家的士这个阶级一直被吹捧，好像他们代表中国的良心。你们代表什么了？算英雄吗？跟烈士怎么比啊。那麽多人为什么前赴后继，烈士为什么牺牲，推翻三座大山啊！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理想，革命党转成执政党一切问题就是平等，不惜毁灭整个国民经济他也要平等，不要你什么人高高在上，觉得你很纯，你是清白无辜的。知识分子从此‘现’了，经过‘文革’的成年人，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干净的。他们失去经济基础以后，全塌了，至少不敢讲话了。毛泽东、中国革命的先进就是说要平等，这跟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都是一样的，你不能因为你拥有知识就炫耀，凭什么瞧不起别人？”
1999年，我曾写过一篇《亵渎神圣——对两次王朔现象的一点思考》，当时是为百华等编的《皇帝与流氓》一书写的，已收入2006年初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的集子《偶像的黄昏》中。其中一部分就是批评他的反知识分子观。摘录如下：]
上世纪90年代初，王朔通过玩世不恭的调侃方式，以北京小伙子街头巷尾耍贫嘴的彻底通俗化、口语化的小说语言，以他所特有的风格亵渎神圣，解构了占有霸权地位的主流话语，把一切貌似神圣之物踩在脚底，以十足的天子脚下独一无二的市井文化冲淡了意识形态的苦涩和咸味。从这一意义上，他对于神圣的主流话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解构作用。到了90年代末，他以“无知者”自居、自嘲，同时嘲弄一切知识、知识分子，亵渎一切神圣之物，所表现出来的“无畏”姿态则颤巍巍骂街一般吸引观众（读者）的表演而已。王朔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已经走到了他的尽头。
王朔在90年代初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成为热门人物，借助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被传媒炒得轰轰烈烈，用他自己的话说“大众媒体这一光明大道九二年铺在了他的脚下”。七年后他再度出山渴望的是同样的轰动效应，想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所以无论卖书（以销书送光盘等商场炒作手段争夺市场，据说创下了20万册热销的记录、还是骂街都是明星作秀、男子卖俏式的表演，他的小照印得满书都是，总是令人恶心，这样一个王朔的书能够畅销也显示了我们这个民族犬儒心理的作用。他也许真的不明白文学就是文学，是任何商业手段代替不了的，文学只属于人类的心灵，是人的文学，决定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的不是市场，不是自卖自夸，这一切不过是泡沫。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多得是，但如王朔这样反文化、反知识，从而对人类文明传统丝毫没有敬畏之意的却没有第二个。沈从文不过是小学文化，而他的作品众所周知是有着深厚的人文内涵的，他笔下的边城世界，通过一个个鲜货的人物形象和凄美之极的故事，把一个真实的、非常富有文化特色的湘西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那片养育了沈从文的古老土地，那里的山水和人民都给了少年沈从文深深的教益，所以他写到那片土地时才那样充满深情。也就是沈从文对故土的深情眷恋，他对这种独特文化的虔诚，才造就了一个光照文学史的作家。
王朔自称写的是新中国（1949年后）的“新北京”，以及“这一路人”的生活，但他缺乏的是这种真情，所以他没有一丝谦卑，没有对“新中国”、“新北京”人民的血肉感情，有的只是嘲弄，无情的嗤笑。他没有对人类文明的敬畏之心，有的只是李逵式的“无畏”，批评精神当然是人类的可贵精神，但这种莽撞的无知批评到底能叫批评吗？
他以无知为荣，以反知识的面目出现，公开表示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极端仇视，当然知识分子中奴奴颜婢膝、妄自尊大的大有其人，但是人类的拿一进步又离得开知识分子的努力与奉献呢？能够想像没有布鲁诺、没有爱因斯坦、没有鲁迅，我们的世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他们都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为人类盗火的普鲁米修斯。我们在90年代的王朔作品中看到的只是他笔下的人物对文化的蔑视，对知识分子的嘲弄，对一切知识的不屑一顾。这一次却是他本人粉墨登场，扮演同样的角色。和他小说中的“顽主”们一样，他也把这一切表演得淋漓尽致，他们共同的法宝就是——侃，天南海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侃。也可以说七年后王朔终于从书中走了出来，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王朔在他的自选集自序中解释自己“爱往知识分子身上泼脏水”的原因时说：“首先出于念中学时我的老师给我留下的恶劣印象。他们那麽不同人情、妄自尊大，全在于他们自以为知识在手，在他们那里知识变成了恃强凌弱的资本。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任何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的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我也认识很多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他们使我意识到自己的狭隘和偏见，但每当一个知识分子刚刚令我摆脱了偏见，立刻会有另一个知识分子出现，用他的言行将我推回原处。”（《无知者无畏》，107——108页）他不知道这些人性的弱点不是知识分子独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弱点，因此而仇视知识分子，走向完全反知识、反知识分子、反文明的极端，这是王朔的不幸，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
王朔唯一的可爱之处是他有时候会讲几句老实话，他曾说：“我是个没受过完整教育的穷小子，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拿小说当敲门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对知识分子的嘲弄批判使我大有快感同时也失去最后的道义立场。”（《无知者无畏》，142页）这就难怪了，他的小说是有“功利目的”的，是“敲门砖”，而反知识分子恰好能迎合我们这个时代某种最迫切的需要，是一块最有力的敲门砖。王朔于是便不能不成功了。
所以他说“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无知者无畏》，141页）“中国有很多神话，最大的神话就是知识分子受迫害。”“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说难听点这就像两只狗为争一只骨头，对另一只旁观羊拉说，那是狗们的私仇。”（《无知者无畏》，142页）把中国社会最可恶的根源归结为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受迫害称为“最大的神话”，完全无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无视连执政党都已作出结论的曾让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受尽迫害的“反右”、“文革”。一部几千年的中国史，“文字狱”史不绝书，把被侮辱的灵魂统统叫做“狗”，把杀人者和被杀害者同样叫做“狗”，以“旁观羊”自居，将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一律归之为狗咬狗，一笔抹杀了人类为捍卫人的尊严所付出的全部血的代价，这是对整个历史的亵渎，对神圣的人的基本原则的亵渎。谭嗣同、秋瑾、黄花冈、“三一八”的死难者……他们抛洒热血、慷慨赴难，竟然都被王朔认定是狗争“骨头”。到这一步，王朔一边以乖宝宝（“旁观羊”）自居的献媚，一边恶狠狠地大骂知识分子，把一切罪恶都推到他们身上，其丑恶嘴脸已暴露无遗。这是王朔90年代初大红大紫、成为时代骄子的真正原因，他正是踩着知识分子登上了明星的宝座，这个世纪末斑驳陆离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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