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9日讯】读《帝范》审官第四
唐太宗，一代圣明之君，可谓是深谙“治国以礼”之道。礼，法于地，即地生万物而井然有别，各得其宜；及于人则启导人们了解因等差而必须彼此尊重的道理。《审官》中我们看到，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不只在于选贤任能，而是“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明主无弃士”，“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其实这正是“礼”的目标，使等差有别的人各有其适宜的位置。至此天下必自然和顺，道德仁义，也因循礼而得以发扬光大。
古人说：天下的人如果都能顺礼而行，那一定是太平盛世；否则必然是一个纷乱局面，顺礼而行一定可以安定，否则就会发生危险，这些道理不是一般人所能窥测臆想而知的。唐太宗顺礼而行，并达到礼的最高理想，即适当的等差节度。“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
有资格制作、讲述礼乐的人，可以称作明圣者，由此看来，唐太宗，堪称圣明之君，千古帝王的典范，《帝范》更是治国之道的经典之作。
读《帝范》纳谏第五
孔子曾强调，践行“仁德”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修身，这是儒家做人之本；而以诚敬的态度听取意见则是提高品德的最好办法。
有“从谏如流”之美誉的唐太宗是历史上最善于听取意见并及时改过的帝王之一。他在追怀魏徵时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唐太宗正是以这样一个仁德的政治家的谦敬胸怀在《纳谏》篇中通过追思古今，对比明君昏主来谆谆告诫太子。其文之旨并不止于“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虚心纳谏；还有对下“不责其辩”，“不责其文”的宽宥；更有“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的“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责已修身之本。也正因为唐太宗的以仁德修身，以仁德化人，才有“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从而成就了“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治国平天下之道。
读《帝范》去谗第六
紧承《纳谏》篇，唐太宗写下了《去谗》篇。对于远离谗佞的问题，一代贤相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写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历史有太多的教训昭示给后来者：“夫谗佞之徒，国之蟊贼也”。
唐太宗在此篇中，以前车之鉴，列举种种奸佞害国之实；以“良药苦口”与“忠言逆耳”之形象而深刻的类比，阐明了去谗纳谏至重之理。
唐太宗见微知著，深知“砥躬砺行，莫尚于忠言；败德败正，莫逾于谗佞”，这是帝王修德之根本。而明君伟业的开创，帝王之德的树立，追根溯源，也许就是从去谗与善纳谏开始吧。
然而真正能够做到远离谗佞而不从谀，亲近贤臣而虚心纳谏的，却是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正是看到这一点，唐太宗在此篇末反复说道：可不诫哉！可不诫哉！足见其拳拳之心及殷切之意。
读《帝范》诫盈第七
唐太宗在《诫盈》篇中说“故人神怨愤，上下乖离，佚乐未终，倾危已至”。
人神怨愤而国家倾危，那么神所愤、人所怨的是什么呢？
人的天性是静，是因为有了外物的诱惑，而随之有了好恶的变化。“夫物之惑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人随物化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也就是说当人之好恶随外物而变化，放纵人欲时，也就灭绝了天理，此天所愤也。
人所怨，莫过于孤寡老幼不得其所，无所依靠，这是天下大乱之道。
人神怨愤，究其根本则是为人君者的骄奢，其不仅下扰于民，更上害天理。所以唐太宗看到了一个帝王的俭静与否关系到国之安危，因此而告诫太子“此骄奢之忌”，要节制对物质的欲望，要淡泊、宁静。
古人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诚哉斯言！
读《帝范》崇俭第八
贞观十一年，魏徵上《十思书》，告诫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唐太宗把这八个字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
在《帝范》中，唐太宗以“诫盈”和“崇俭”两篇来反复告诫太子要”戒奢以俭”，其重可见！
对于人来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这是儒家修身做人之本的要义。否者，不正是本末倒置吗？
如果一国之君只是表面上重视德性，而心中却重视财富，就会与百姓发生争夺，最终只有“财聚民散”，而民散，国将焉存！我们看到，作为圣明之君，唐太宗深知为国者不可以利益为目地，而是要以道义为目地，骄奢之忌，当始于崇俭。
古之重德之士，莫不重节俭，并以此为训，告诫后人。而历代明君也无不是以俭自律。“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岂止人君当如此，人人皆当如此啊！
（斗胆说上几句，恳请批评指正）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