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4日讯】
我听过红军的故事
记得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中共邪党的党文化教材里，把红军写的纪律严明非常好，仿佛真的象铁军一样：什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什么不骚扰群众；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在所谓御用文人写的教册里把红军说的天花乱缀，爱民如子。可实际上，听大人讲当时所谓红军的感人事迹都是骗人的，几乎都是与宣传的内容相反的。
由于笔者的家乡离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比较近，也就知道了许多别人不知道的红军当时的实际情况。红军在长征的时候，由于是战败溃逃，一到哪里可以说就是土匪进村。走到哪里，抢到哪里。红军一进村，就分头跑到老百姓家里，翻箱倒柜的找他们需要的东西，布匹、粮食、银圆、鸡鸭、牛羊猪无一幸免落入他们的口袋。最可笑的是连老百姓夜间用的尿壶、尿盆都被充公成为红军的饮食用具。可以说，用尿壶、尿盆做饮食用具的这个饮食习惯也许只有 “伟光正”的红军使用过。
由于前行的红军把村民的东西抢光，后面经过的红军实在没啥可抢的。于是，它们就把老百姓收割好、堆放在碾麦场的粮食就地取材，直接从堆上卸下来，用火烧了吃，弄的狼籍一片。老百姓对此敢怒不敢言，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活命依靠被糟蹋。可以说老百姓对红军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好感，更别说欢迎之类的。看看邪党的御用文人写的啥老百姓怎么爱戴红军的文章，真是可笑，你想想谁会爱戴抢劫自己食粮的土匪呢？
相反被中共宣传工具反面宣传的国民党的国军，老百姓的评价比较好。老人说国军进村时，都是列队行进，从不让军人脱队单独行动，而且不准骚扰无辜百姓。即使国军宿营也要到离村子较远的野外宿营。
人心就是一杆秤，听老人们讲，当时人们分辨红军和国军的方式非常简单，也比较容易把握，那就是：走路整齐，目不斜视的就是国军；纪律松散，贼头贼脑的肯定是红军。
细细想想，世间无耻的人或无耻的事很多，但真正能够和中共的无耻分庭抗礼的还没有一个，因为中共的无耻，汇集了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恶。即便中共邪恶的不能再邪恶，在大庭广众之下还要伪装成正人君子，指责这个违犯道德，谴责那个虐待国民，惟独自己是永远的“伟光正”。还有大言不惭的为自己以往的土匪行径辩解的名句就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现在看看中共走过的路程，可以说它走到哪里，无耻就发放到哪里。
尽管中共可以篡改历史欺骗人，可以篡改教册误导人，但无论如何改变不了它自己所作所为的真实历史，是凡和它打过交道的人，是凡见证其无耻卑鄙的人，都不会忘记它流氓无耻的卑劣行径。
轮回转世是一个常识
在人生的经历中经常有这样的现象，遇到某个人觉得很面熟，很亲切，但这辈子确实以前没见过；有时到了某个地方，觉得一切环境都特别熟悉，很亲切，很激动，情不自禁的摸摸这、摸摸那，但确实这辈子还没有来过。有时见到一个异性，莫名其妙的突然就有了欲望，象是久别的夫妻，强力的装出镇定自若的样子，以免失态，但确实这辈子以前不认识，是不是对方长相就特别出众使自己心动，但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好生莫明其妙；有不少人看到国军抗战的史实记载的时候，没有任何原因的就突然来了兴致，读了起来，还不自觉的对其中的描述评论一番，有反感的，还有自动就认可的，有时还突然来了情绪，有的是悲呛，有的是豪气冲天，好像自己曾经身临其境一样，但冷静过来想一想，这辈子跟抗战毫无关系。
这些奇怪的地方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人们不识常识了就觉得奇怪了，在中国古代这种现象是一个几乎人人都懂得的常识，那就是—轮回转世。轮回转世就成就了一个字—“缘”，“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却是真谛。
法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法律过去叫王法，非常简单，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条款。起初是为了对百姓好而设置法律，绝对不是为了法律而法律，对百姓好在上，法律在下，因此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是以善为基准的，非常灵活的。能自动对百姓好的，就根本用不着用法律来处理问题，不能自动对百姓好的，就用法律来让其对百姓好。
后来，人越来越自私，对百姓好这一个前提就忘了，变成基于对自己好，而限制别人的思维方式来制定法律了，做事呆板冷酷，以“坚持法律”作为给自己某私利的幌子及挡箭牌，对百姓使用障眼法，法律就变成了现在的障眼法。有不少法官、律师被权势者及富翁们利用而变成了障眼法机器人，成了某些当权者及有钱人的枪，使障眼法进一步变成了子弹。
当法律堕落到子弹这个地步的时候，其寿命也将终结了。可以断定的是，随着人们越来越识常识，越来越觉醒，越来越不允许别人用法律为幌子对自己进行无端迫害，绝大多数的法律条文在不久的将来将被彻底废弃。
一些中国人为什么在中共面前会恐惧？
恐惧的原因是害怕中共卡自己的工作、钱、粮，更本质上一点，是因为思想上没有一个会引起大众共鸣的依靠，孤单无助，如果有一个强大的思想上的依靠，谁也不会惧怕中共。这个强大的会引起大众共鸣的依靠就是常识。
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常识：
“为了对百姓好才设置政府的，否则不设置政府，政府是不一定要存在的，是为了对百姓好而设置政府，而不是为了设置政府而设置政府，不是说谁打仗打胜了就说了算，打仗打胜了，即使成立了政府，但对百姓不好，也要坚决废掉！是为了对百姓好才设置媒体、钱、人事、官、法律的，不是为了设置媒体、钱、人事、官、法律而设置媒体、钱、人事、官、法律”。
“任何政府或个人没有资格用卡工作、钱、粮的方式强制管治别人的大脑，政府或个人对别人的大脑没有管辖权”。
“一个政府拿老百姓交的税、钱、粮是因为对老百姓做了好事，绝对不是因为是个政府，对老百姓不好的政府，老 百姓可以不给其交什么税、钱、粮”。
中共对中国人最坏，是没有任何资格拿老百姓的钱、粮的，老百姓被中共恐怖压迫当了六十年(1946—2006)的冤大头。
中国人的常识多起来了，就理直了，就开始气壮了，当然就越来越理直气壮了，就越来越胆大了，恐惧感就越来越没有了，就没有惧怕中共的概念了。
权痞子周恩来是怎么当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
中国在近代有三大权痞子，第一权痞子为毛泽东，第二权痞子为周恩来，第三权痞子为江泽民。这三个家伙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而活着的，没有了权力它们会很快死掉。
我们谈一谈周恩来是怎么当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
周恩来此前无德无能，没有任何像样的功绩，怎么突然间就当上了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此是不合常识的。
原来，孙中山建黄埔军校拿了苏共的钱，苏共后来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掌握了黄埔军校的大权。
周恩来早在法国及德国以勤工俭学为名进行地下活动时就成为中共特务组织的创始人，并成为共产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世界共产党情报局头子季米特诺夫的亲信，周恩来利用旅欧中共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可以成为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的代表。当时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的眼光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而不是真的凭什么能耐，这己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邪党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返国，为了利用周恩来操纵中共，季米特诺夫特地为周写了一封推荐信给鲍罗廷，后来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便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了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中共特务组织头子。
这就是周恩来当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由来。
上古时期大禹治水遇小人、大人国的故事
在上古时期由于地壳变动，中原到处洪水泛滥，圣人大禹受舜的推荐代父治理天下洪水，期间遇到了很多惊心动魄的事，这其中就有小人、大人国的故事。在民国时期钟毓龙 先生的作品<<上古秘史>>中有极其生动的描述，以下引述该书第一百二十八回：“禹历小人大人国 ，有蜮山遭遇水弩”中的一个片段，“文命”是大禹治水成功之前所用的名字，“大禹”为圣人舜在文命完成治水之后所赐正名：
“次日，文命等依旧前进。到了一座岛上，只见树木阴翳，山石峨峨，走了许久，不见人影。真窥道：“想来是个无人岛了。”言未说完，横革大叫：“稀奇！”飞也似的向前面赶去。大家都莫名其妙，一齐跟过去。只见横革从林中出来，捉着一物，仔细一看，原来是个极小的小人，眉目口鼻手足无不齐备，仿佛如孩童的玩具一般，估计起来，不过八九寸，然而已不能动了。”
之交道：“且放他在地上，看他如何。”横革依言将那小人放在地上，然而仍旧不动。文命道：“我们且到林中，再寻寻看。”大家到了林中果然发现了许多小屋，都是用小石小木搭架堆叠，有高有低，有小有大，高大的不过五六尺周围，低小的不过三四尺周围，但是仍无人影。
郭支跑到那小屋边鞠躬下去，向那小门中一张，只见有许多小人都躲在里面，仿佛畏惧之极似的。郭支一时好奇心切，就用手将他的屋顶揭开，大家过来向下一看，只见那些小人真畏惧极了，有的伏在暗陬，有的躲在小几小案之下。那几案等却亦制造得非常玲珑小巧。有几个比较长大的人，则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发出极细的声音，似乎祈祷的样子。文命看了不忍，便叫郭支依旧将他的屋顶盖好，不要再去吓他们。
一路转出林中，低头细细察看，才知道他们在树林中亦有筑好的道路，更有泄水的沟，还有种植的田亩。后来又发现一柄刀，长不及半寸，是用小石磨成。后来又发现一个储藏食物的器具，是个贝壳，其中满盛着蚂蚁和蚂蚁的子，想来就是他们的食料。走到原处，只见那刚才被捉的小人仍旧躺着不动，大约已经吓死了，大家深为惋惜。于是重复上鼋鼍之背，向前进行。
路上又谈起刚才那小人，伯益道：“我从前看过一种书，书上载着东北极有小人国，其长九寸，照刚才那些小人看来，或者就是小人之类，亦未可知。”郭支道：“刚才我很想多捉他几个，拿回去养起来，倒是一个好玩意儿。”
伯益道：“我在古书上亦曾看到一段故事。从前有人飘海，遇到这种小人，居然捉了一个全家回去，照他们房屋的式样，造起来给他们住，到也相安。后来有一天，偶然揭起他们的屋顶，来窥探他们的动静，哪知一对小夫妻正在那里行夫妻之事。那人见所未见，就注目细观。不料那一对小夫妻竟走起来双双自杀，仿佛因羞忿而自尽。后来其余的小人亦逐渐死去，不留一个，是否因痛悼的原故，不得而知。然而他们有气性，有情感，一切和我们无异，可以想见了。”
过了一日，大众又走到一处，只见许多白发老翁共乘一船。到海岸之边，刚要上岸，仔细一看，他们生得非常之长大，坐在船内高出于船唇尚在二丈内外，那么站将起来，想总有三四丈光景。大家暗想：“不要又遇到长人国吗？”这时船中许多老翁都已上岸，但是他们的上岸与寻常人不同，个个脚下多拥护着白云，觉得云气一动，他们就冉冉而升。后来他们一齐向里面前进，亦但见白云飞动，并不见他们的两脚，大家甚为诧异。国哀竟猜他们是仙人。
那时鼋鼍等亦一齐到岸，大家就登陆跟踪而进。转过森林，只见有许多白发长人张刀挟矢，在那里射猎禽兽。细看过去，身材之高大和脚下之白云都与刚才所见者相同。再看他所挟的箭，仅仅一个铁镞，约在七尺内外，殊可惊骇。
文命等再向前进，渐渐见崇宏的房屋，其高度总在三十丈以上，门户之高，亦总有六丈以上。再一边望，只见前面一座高山，山上人多如蚁，仿佛若甚热闹。文命等便一径向高山而行，才知道是个商市，百货骈集，衣服器具，无不悉有，而无项不大。一个盛羹汤的盘盂，可以做寻常人澡身的浴盆，一双吃饭的筷子，可以做寻常人晒衣的晾竿，其他无不类此，真所谓洋洋大观了。
那做贸易的商人都是张着他的两只大耳，蹲踞在地，以等待买主。最奇怪的，从上岸到市上，一路所遇的人，男男女女何止千百，然而没有一个不是白发盈头。更奇怪的，这些遇见的男男女女，几千百人，没有一个见了文命等觉得诧异，而来询问。是否因为生得太高了，没有看见文命等；或虽则已看见，而瞧不起文命等的侏儒，因此不来询问，均不得而知。然而文命等则忍不住了，找了一个蹲踞在地上的商人比较低矮，可以谈话些，就问他道：“贵国是大人国吗？”
那商人虽则蹲踞在那里，但是还要比文命等高到许多。看见文命等过来问他，他便将身子再俯倒些，答道：“我们是大人国。这里就叫大人之市，大人之堂。你们是来买物件的吗？要买物件请说。但是我们大人的物件你们小人等用不着呢。”文命连声道：“不是不是。我们从中华大唐万里浮海而来，经过贵国，考求风俗，要请赐教，不知道可以吗？”那商人道：“我们大人和你们这班人谈话真是吃力不过。几年前有几个邻国人到此地来，我们因地主之宜，不能不招呼他。然而弯腰曲背，招呼了一日，个个背疼腰酸，疲乏不胜。后来我们决定：无论何国人来，一概不招待，听其游行自便。所以今日你要问我话，一言两语，总可以答复你；多了，恕不答复。”
文命听了，止能择要而问道：“贵国人多是老翁，没有少年，是什么原故？”那人道：“你所问的是形体上的老，还是年岁上的老？”文命道：“是形体上的老。贵国人个个都是白发，没有一个黑头，是什么原故？”那人道：“这亦不知道是什么原故。不过我们这里不但现在个个如此，而且历来如此。据我们老辈到别国去考察过的人回来说，别国的人在他母亲怀里不到十个月，就生产了，我们这里要在母亲怀里三十六年方才生产，或者就是这个原故。”正说到此，有人来向他购物，那人就将身躯站起，高不可攀。再问他，亦不答了。”
法轮功创始人在<<北美巡回讲法>>一文中提到了历史上的大人、中人、小人的事，当时很多人很震惊，有点不太相信，但从大禹治水期间所遇到的大人、小人国的事情来看，却是很自然的。
洞穿毛泽东的疯话—<<沁园春。雪>>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其实不是毛泽东作的，而是胡乔木作的。这篇所谓的“大作”在六十年代曾被毛泽东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白瑜戏称为：“全是疯话”、 “其实毛泽东没有思想，全是怪想。”
其实，<<沁园春。雪>>通篇是双脚离地的权力欲的空想，是疯子在胡言乱语，里面 没有一丝一毫的生产，对工农没有一丝一毫的实惠，对伟人评价的基准更是一窍不 通。识常识和懂生产是百姓获取一切实惠的基础，在这两点上毛泽东都是人渣，渣滓还谈什么“风流”。最后那一句应该修正为：“俱往矣，数人间渣滓，还看丫挺的毛邪！”
中共吹嘘的毛泽东的“大作”里面除了个人权力外什么也没有，以此你就可以看穿中共党魁一切是为了自己个人的权力活着的，对生产一窍不通。在中共窃取中国大陆之前就可以预见：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党魁毛泽东的个人权力争斗第一，不但要抓牢党内的个人权力，还想抓住在共产国际的个人权力，一切围绕党魁毛泽东在国内外的个人权力欲望运转，其次党魁及特权阶层的抢劫钱粮第一，工农贫穷第一。
一九四五年十月，当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重庆的中共喉舌“新华日报”上出笼了之后，能从中洞穿中共及毛泽东是以绝对自私为原则的，是为个人的权力而疯癫的，在一九四九年左右，能方便走动的，想必都应该去了香港、台湾、美国等地。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开创举世文明的大唐盛世，生产高度发达，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来大唐经商及学习文化的老外络绎不绝，那是堂堂正正的世界中心之国，唐太宗证明了中国这个伟大的名字！宋朝时，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最高峰时期竟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清朝的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五十，他们都证明了中国—世界中心之国这一伟大称号之名符其实。
中共窃取中国大陆的一九四九年，由于战争，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五点七，而到了几十年后一九七八年﹐仅占可怜的百分之一点八﹐就是到了中共胡吹乱吹的二○○三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仅占全世界的还不到百分之四，“中国”这两个字已经被中共糟践成了“边缘小国”。那中国的版图原来是丰硕的，由于苏共的傀儡中共毛泽东卖国夺权，公开支持苏共搞的外蒙独立(实际上是苏共将外蒙间接划入自己的版图)，导致外蒙在中国版图中被宰割了出去，变成了一只凹陷的瘦鸡，卖国贼毛邪还恬不知耻的称“雄鸡一唱天下白”，实际上是“瘦鸡哀鸣天下黑！”
中共的党魁们是一群中了权力鸦片魔的权力大烟鬼
中共的党魁们，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江烂蛤蟆，没有一个无神论者，它们只是在权力与神之间选择了权力而已。当它们的权力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它们不是无神论者，而当它们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它们会选择权力，为权力而死，而将传统文化抛到脑后。它们宣传“无神论”是为了让别人不信神，而信它们这些不称神的自封神。而对于它们自己，则不受“无神论”制约，“有神或无神”是随“权力”而用的，随时变更的。
谈起“迷信”也是一样，这些党魁没有一个不迷信者，它们只是在权力与“迷信”之间选择了权力而已。当它们的权力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它们是有相当迷信的迷信者，而当它们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它们会选择权力，为权力而死，而将一切约束抛到脑后。 它们说这也是迷信，那也是迷信，是为了让别人不迷信其他，而只迷信它们。而对于它们自己，则不受“迷信”制约，“迷信或不迷信”是随“权力”而用的，随时变更的。
谈起“主义”来就更是个笑话了，这些党魁没有一个信“主义”的，宣传“主义”是为了玩个人私活的方便，是个人抓权及卫权的方便。“主义”能搜罗来一批当枪使的党徒、喽罗，能掩盖为权而耍邪术的邪恶、肮脏、丑陋、残酷、野蛮。
中共党魁们是一群因迷信邪恶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中了权力鸦片魔的权力大烟鬼！
如何洞穿一个政府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私心大的人说的话大部分是假的，私心小的人说的话真的东西多一些。
在人间，一个政府的私欲是通过收税来实现的。
有一个常识，任何设置出来的东西都是以对众生好为前提的，假如设置出来的东西已经做不到对众生好了，那就要废掉。“王法”、“法律”、“国王”、“政府”都是一样的。你不要认为“王法”、“法律”、“国王”、“政府”无论如何对众生坏都应该存在，根本没那回事！
一个政府干什么事情不通过收税来实现，那就是最无私的，说的话多数应该是真的。
一个政府对工农收税收的少，就是私心比较小的，说的话真的东西多一些。
一个政府对工农收税收的多，都使工农吃不饱肚子了，就是私心比较大的，说的话真的东西极少。
一个政府对工农收税收的多，多到都饿死人了，就是私心比较大的，说的话绝大多数都是假的。
一个政府对工农收税收的多，多到饿蜉遍野，饿死也要交钱粮，那就走到了为私的极限，说的话统统都是假的。
毛泽东为了个人做亚洲的斯大林，为了个人当共产国际的第二号人物，让人们勒紧裤腰带也要出口粮食及肉类换高尖端武器、造原子弹，以便个人在共产国际说话有份量，这统统都是让中国劳动人民为毛泽东的个人权力服务，自私到了极点。在大饿死人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还出口了六百多万吨粮食，这些粮食如果给农民吃绝对不会饿死一个人，期间中共的干部在毛泽东的命令下掘地三尺也要把农民隐藏起来的粮食挖出来交上去，在中共和毛泽东的眼中没有生命的概念，只有自己的权力，三年间饿死了农民三千多万人。
这就已经证明，中共走到了为私的极限，因此中共说的任何话都是假的，中共编的历史都是假的。自然，中共说台湾人生活苦的很，如何如何“吃香蕉皮”，美国的大街上如何发生枪战，象电影一样恐怖、不安全，六四暴徒们烧军车(实际是当兵的穿便衣纵火)，法轮功如何如何，高智晟如何如何等等就都是假的。你甚至不需要别人跟你讲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就能知道中共说的都是假的，真实的情况应该是：
台湾人生活比大陆强多了，美国比中国安全多了，六四军车被烧是中共干的、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很好很好，法轮功很好很好，高智晟对中国人很厚道、很好很好。
中共头子们丑行趣谈
每逢中共头子们要在庐山召开重要会议，整座庐山就被部队辟为军事禁区而封山闭路。整个会议期间，住在山上的老百姓不能下山，住在山下的老百姓也不能上山，这些升斗小民想和中共头子们来个共产、来个平均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不仅升斗小民遭殃，那庐山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更惨。他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给中共头子们准备五花八门、违背时令的食品。这些中共头子，有的暑天七月要吃黄牙白，有的八月要喝冬瓜汤，有的要吃稻田里的泥鳅黄鳝，有的要吃鄱阳湖里的乌龟王八，有的要吃山林里的山鸡野味，有的要吃溪涧沟渠里青蛙蛇肉，…，有的喜欢小碗小碟、精料细作，有的喜欢整鸡整鱼，大吃大嚼，有的…，真是五花八门。
有一次，中共少林寺出身的头子许世友上山避暑，庐山宾馆的一级厨师使出浑身解数，精心制作了一桌子小碗小碟、精料细作的佳肴，大师傅本想许世友会对自己的努力大加赞扬，说声谢谢，让升斗小民也心里有个安慰。谁知，那许世友一进屋看到那小碗小碟便勃然大怒，一挥手就将那佳肴打的屁滚尿流，小碗小碟也蹦到地上见了阎王，大声怒骂：“你们这是喂猫呀！”。身边的秘书赶紧给吓坏了的宾馆负责人解释，意思是说许军头喜欢享用整鸡整鸭整鱼，吃大餐，负责人只得赶紧让那早已吓的哆哆嗦嗦的大厨师准备。
中共第二号头子朱德几次来庐山都是在七、八月份，他的饮食规定是中餐和晚餐都要吃一个新鲜的蒸红薯。七、八月份，到哪去找红薯呀，那庐山宾馆的负责人只得请那有关部门派专机去东北运来，那红薯被一路颠簸，精疲力尽、遍体鳞伤才到了庐山，飞机运费得花多少钱呀，朱德又不是不知道七、八月份红薯难得，他是故意卖关子，这就是那“俭朴”的朱德。
中共的另一头子陈云，行为更是阴暗怪诞，每一次庐山上的大师傅将费尽心血做成的丰硕成果端到陈云面前时，陈云总是将筷子递给大师傅，让他吃第一口，起初大师傅感激涕零，以为是对自己的这个工人阶级一分子的尊重，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些大师傅被羞辱的要哭，却又不敢哭。
中共的第三号头子周恩来每一次上庐山，都要专门从上海锦江饭店带来做法国菜的名厨，周恩来对菜点最讲究最严格，他规定每道菜须在上席前的三分钟才可下锅，还要精料细做。饭后，周恩来和邓颖超端着玻璃杯给为他们夫妇贡献力量的大厨们“敬酒”，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当厨师也是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贡献，都是为人民服务，…。”
中共的“宪法”、“法律”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已经论述了，按收税的多少就可以判定一个政府(党派)私心的大小，走到用“暴力+耍邪术”来收税这个地步，那就走到了为私的极限，那就是以绝对自私为原则了，中共的党魁除了追求及保个人的权力外，什么都没有！
因此，中共的党魁们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样的，谁也不相信宪法，谁也不相信法律，谁也不用宪法，谁也不用法律。“宪法”、“法律”只是一种挡箭牌，只是用在别人那的，根本不用在自己这的。
当谁威胁到了自己权力的时候，它们根本不会想到还有什么“宪法”、“法律”，而是以最快的速度利用蝼罗将对方消灭掉，为了掩盖消灭对方所采用手段的野蛮、残酷、邪恶，“宪法”及“法律”往往充当着能被用来给对方扣上一顶大帽子的角色。例如：“反党”、“破坏国家稳定”、“与境外反华势力相勾结”、“腐败分子”等等都是经常被中共党魁们使用的。
当威胁不到自己权力的时候，“宪法”、“法律”是用来标榜：“我不是无法无天的！”
人间为什么有一个东西叫做“无神论”？
其实，这些人并不是不相信有神，而是不相信有自己之外的神。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不管是成功不成功，不管是富裕还是不富裕，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三教九流，不管是超凡脱俗还是俗不可耐，不管是人生顺利还是挫折百出，不管是嘴上谦虚还是狂妄自大，90%以上的人都会认为自己是神，是一朵花，虽然很少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声明自己是神，公开声明自己会犯错。既然相信自己是神，那当然就不相信有别的什么神了。
但若你问谁：你认为自己是神，那为什么你连对自己好都做不到呢？他又不想面对这个问题了。
“党、国家、民族、主义、产”是干什么用的？
中共用“暴力＋耍邪术”来强制性的高额收税，党魁的私欲就走到了为私的极限，一切行为均为了党魁及特权阶层，一丝一毫都绝对不是为了老百姓。那“党、国家、民族、主义、产”是干什么用的呢？
其实，“党”这个字打从地球上出现，就从来没有一个党徒相信什么“党”的，中共的党魁自然也不例外，从来没有一个相信什么“共产党”的，“共产党”只是一个招牌，人极端自私，欲望及贪婪之心极大，通过自己来实现自己为私的无边欲望是不可能的，就要通过“党、国家、民族、主义、产”等幌子形式引诱招来一批蝼罗，利用这些蝼罗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在驱动这些蝼罗或者铲除威胁自己私欲的党内同伙的时候，还要隐蔽自己为私的无边欲望，用“为了党、国家、民族、主义、产”等等的幌子来来发号施令，这是第一层掩盖。广有蝼罗还不行，还必须将百姓骗住，让老百姓在自己每一次行动中只看到“党、国家、民族、主义、产”，而看不到自己为私的无边欲望、贪婪、肮脏、邪恶、野蛮的真正的人渣－－－自己，此时“党、国家、民族、主义、产”充当着第二层掩盖的角色。
江ＸＸ及中共为什么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呢？就是因为害怕学法轮功的人多了，法轮功学员那“一碗凉水看到底”的识邪本领会将江ＸＸ及中共一眼看穿，使江ＸＸ及中共特权阶层失去自己的权力市场。江ＸＸ及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除了为了保自己的权外，什么也不为。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