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3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采访报导)中国官方的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日前在北京谈到有关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外国人到中国传教的问题时表示，中国教会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方针，外国人在奥运会期间到中国传教，应该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没有中国教会的邀请，在中国从事宗教活动是不合适的。就此，记者含青邀请在北京的中国基督徒李柏光律师和独立评论人士刘晓波进行讨论。
主持人：首先请李柏光先生对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他说的这一番话：“外国人藉奥运到中国传教必须守法。”您对这个怎么看？
李柏光：“曹圣洁会长他作为一个行政官员，他说这番话我想他是从中国的法律和政策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曹圣洁会长他没有引用中国宪法关于宗教自由的这种说法，他只引用了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法规，他忘记了中国宪法第36条，关于中国国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规定。
宪法36条怎么说？它说：‘第一，中国国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二，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国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也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三，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第四，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是外国事业的支配。’
但这个条款里面，包含一些人类普世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与中国自己所签署加入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有一些相抵触的地方。但总体来说，中国的宪法，在很大一部分，对于国民宗教信仰成作了一个最高法律做一个保障和宣言。
据曹圣洁会长他说：‘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要遵守中国的法律’，这一方面来说应该是正确的。他的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的这种违反宪法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以及限制这种具有普世人权价值的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
主持人：刘晓波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补充？
刘晓波：“中国这个所谓的宗教自由，宪法上确实是有。但是呢，像柏光说的那样，这么多年它还有国务院关于宗教管理的一些行政法规，还设立专门的宗教事务管理局。那么在行政的这一面，它说的这些限制各种宗教的一些行为，严格的讲都是跟宪法相抵触的，但中国的现状就是这样，我觉得之所以把这个宗教自由单独的传教，单独的拿出来讲，显然是有所指的。
因为你说奥运期间不光是西方传教士，任何来中国的外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你都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是吧？那么它为什么强调这个呢？就是因为在这么多年来，中国这种民间宗教发展的非常快，如果说中国这个宗教还是原来传统这种方式，民间宗教发展的不这么快，都是在官方的三自教会掌控之中的这样一种宗教发展，那么政府他不会管。如果外国传教士来，你首先接洽的是官方的三自教会的人员，那我想中国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它会非常高兴的。”
主持人：刘晓波先生，您是指它主要是怕外国的传教士人士来中国直接的和民间教会、地下教会或者家庭教会接触是不是？
刘晓波：“我想它先警告这一点，它就是怕在奥运会期间，很多传教士藉这个期间来中国。由于中国开奥运会，又不敢做出来大规模的打压行动，这些外国传教士频繁的主要是跟中国的民间教会接触，它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
而且在官方指的维护社会稳定打压的群体中，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就是外国反华势力藉宗教自由来到中国渗透，这个是这么多年它在某种程度上从来就没放松过。”
主持人：刘晓波先生在您看来，您现在在北京，对这个宗教自由的处境，中国这个现状您怎么评价呢？
刘晓波：“宗教自由这个现状有些确实是有主要的案例，包括一些民间基层的传教人被抓，包括民间自建的教堂被捣毁，确实是很多地方在这么多年来持续的发生这种情况，这种打压，这种点的打压从来没有间断过。
但是我觉得由于民间宗教这种蓬勃的发展，我觉得中国民间宗教发展的势头，从官方政策的角度讲，它再想狠打压，它也狠不到哪里去，因为它付不起这个打压成本。那么我对于中国信仰自由这一块，起码民间这一块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主持人：李柏光先生，您作为民间宗教人士和维权人士，您对于中国宗教自由的现状和未来，您持什么态度？乐观不乐观？再请您谈一下。
李柏光：“我的总体看法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从个人的切身经验来说，刚才刘晓波老师说过，以前我以为只有农村受苦受难的人才去信耶稣、信上帝，后来我走了中国8个省才发现，其实很多知识份子包括一些政府官员还有工商业的，现在信仰上帝和基督的也是越来越多。
第二个，我比较乐观的理由是在于，这些信仰上帝的基督教徒他们的法律意识，公民的意识在不断的觉醒。所以总体来说，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基督教信仰在这种成长过程它取得有一些困难，但整体来说它是在往一个规模，在往健康的一个潮流发展，所以人是会越来越多。
所以美国的一个作家，《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叫艾克曼写一本书叫《耶稣在北京》。他说再过30年，中国这个信仰基督教的会达到3个亿或4个亿，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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