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4日讯】金庸故事之韦小宝官封鹿鼎山公爵、抚远大将军，地理背景就在佳木斯的富锦、同江、抚远。满洲事变九一八，这里的难民们涌入关内，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六十年前，中共在此建立了北满根据地，伪称“东北民主联军”，凭以与国府争雄。中共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们奔走于林海雪原，寻求农民们的支持，包括著名政客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李富春等。松花江航道上，小火轮源源不断运来苏俄军火。国民政府失北满则失满洲，失满洲则失天下。
苏俄灭了满洲国，把满洲大地交给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农民们赖以刨食的耕地，也是国家的，党的书记可以随时制定政策，像拆猪圈一样拆掉他们的家，像挤牛奶一样挤出承包费。这能怪谁呢？实在不行了，再次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现在国家已经恩准或者强制这些农民转为非农业户口，或者说已经剥夺了这些农民务农的权利。无论从政治学或者社会学来说，他们都成了怪人：户籍显示他们是非农业户口的工人，但在城市里没有他们的住宅，无人能够雇用他们，他们的劳动技能就是务农，他们满脑袋的黑土渣，惟有挣扎着保持自己的农民习性，惟有再向国家租回自己的耕地。农民就像鹿一样，肥美而懦弱，任人宰割不敢反抗。他们赖以避寒的土坯房，在书记眼中是落后的应该拆迁的，让地给先进的开发区。
不过我想，农民一旦离开土地就是难民，这在历史上不是好兆头。从秦末的陈胜吴广，到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都是因为农民离开土地之后，无所顾忌无所托庇，小股暴动汇合为流民起义，国家再也无法控制国民，惟有覆灭了事。最为骇人的要数明末崇祯十四年（1641年），流民攻破洛阳，捕获皇叔福王朱常洛，把这个重达360斤的大胖子扔入鼎内，与梅花鹿同煮，名为福禄宴[吴伟业《鹿樵纪闻》]。
也许我们可以乐观估计不会发生流民暴动，至少武装警察们拥有直升飞机、防暴坦克、催泪弹、机关枪，不像古代农民的锄头钉耙可以对抗官府的大刀长矛。不过，人心呢，不患贫惟患不均。当年农民们可以勒紧裤腰带支持共军打天下，现在还得勒紧裤腰带，看着书记们比福王朱常洵还要享福，会作何打算？那些投资千万上亿的奥运场馆，岂不是建立在农民的茅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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