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1日讯】毛泽东和其它中共邪党头目们，在历史上曾经争斗得不亦乐乎，这让很多人大惑不解：中共邪党内部对立派之间真的这样仇大恨深吗？真是如此，它们当初怎么会走到一起的呢？
以上问题极具挑战性。
无论中共邪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相斗得如何剧烈白炽，它们都是在中共邪党的党性基础上的斗争。无论它们怎么斗，都坚称自己才是最符合中共邪党党性的。
那么，何谓中共邪党“党性”？中共邪党“党性”者，邪性也，魔性也，邪魔之妖性也！
既然中共邪党的任何内斗都是邪魔妖性之斗，那么，无论中共邪党内部什么样的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和谁“左”谁“右”，在中共邪党外部之人看来，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因为这不存在谁邪谁不邪的问题，只有谁多邪谁少邪，谁大邪谁小邪，谁“左”邪谁“右”邪，谁土邪谁洋邪的现象，反正都是个邪。
中共邪党正式组建之前，中国的中共邪党预备役分子们曾经发起了一次所谓的“出国勤工俭学”运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陈毅这样的中共邪党头目，选择了出国“留洋”，“勤工俭学”；毛泽东却主动选择留在了国内，没有出国，据说是要留在国内专门“研究”中国的问题。
不久，中共邪党正式成立。如果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烈性毒剂，那么成立之初的中共邪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把共产主义这种烈性毒剂用大针又快又狠，量大点多的打进中华民族那早已羸弱不堪的身躯之中呢？陈独秀主张把共产主义烈性毒剂动作“温柔”的往像中华民国和国民党这样的中华民族身躯表皮里打。而李立三则举起装满共产主义烈性毒剂的大针筒，轮起大锤猛击加力，专往像武汉重镇这样的中华民族身躯骨头上死命的捅。只有毛泽东，凭借其对中华民族身躯骨架，血肉，脉络的可怕熟悉程度，选准了井冈山这样的中华民族身躯之上的死穴，将共产主义烈性毒剂巨针又狠又准的扎了进去，向中华民族的心腹部位狂注共产主义烈性毒剂。历史证明，毛泽东扎下的这一针共产主义烈性毒剂，对中华民族来说，是致命的第一针。
没有留过洋的中共邪党内部土邪派头子毛泽东竟然能找到中华民族身躯上的一大致命死穴井冈山，把满满一筒共产主义烈性毒剂打进去，使中华民族心腹部位的肌肉开始了第一次共产主义病症大抽搐，这立刻使得土邪派毛泽东让自认几乎“一事无成”的中共内部洋邪派头目们刮目相看。
中共邪党土邪派头子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它实质是告诉中共邪党：给中华民族身躯上注射共产主义烈性毒剂，应该找肉厚无骨的肌肉部位农村地区注射，只要肌肉部位农村地区注满了共产主义烈性毒剂，这些已经注入了中华民族身躯的共产主义烈性毒剂迟早会顺着中华民族体内的脉络，通过持续的血气循环，侵入到中华民族身躯体内的骨髓城市中心。
毛泽东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共产主义烈性毒剂注射方案，是它“专心致志”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结果。用共产主义烈性毒剂彻底毒化中华民族，毛泽东非常清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通过什么样的步骤才能达到它们的邪恶目的。土邪派毛泽东非常清楚，但是洋邪派们可并不清楚，于是，洋邪派们常常不买土邪派毛泽东的帐，这就是中共邪党内部的洋邪派们和土邪派头子毛泽东在江西地带互相之间大搞邪魔恶斗三百回的根本原因。土邪派毛泽东一度落于下风，最后证明，让洋邪派们来主导如何给中华民族打共产主义烈性毒剂毒针，它们还是做不来，中共邪党在中华民族心腹部位呆不下去了，开始大逃亡，流窜到贵州遵义，中共邪党决定以后继续由毛泽东来主持举针给中华民族注射共产主义烈性毒剂。
日本侵华，中国大片领土沦陷，中华民族身躯大面积中暑，血气不通，身体细胞濒临死亡。中共邪党内部以王明为首的洋邪派提出：紧急和中华民国的蒋介石一道给这些中华民族身躯部位大注抗日消暑良药制剂，解除日本暑气，通脉活血，让这些中华民族身躯的全部细胞重新恢复生命活力。
但是，中共邪党内部的土邪派头子毛泽东有着与洋邪派王明迥然不同的想法：管它什么日本暑气的，那里血气不通才好，那边中华民族身躯里面肌肉，骨胳半点也不能动弹，正是给那些部位大力注射共产主义烈性毒剂的“千古良机”，这个王明洋邪派真是吃饱了撑着，不但不知道要乘机注射共产主义烈性毒剂，竟然还“蠢猪式”的想着注射什么抗日良药，这不是明摆着让那些部位恢复活力之后好来抗拒共产主义烈性毒剂的注射吗？毛泽东极力坚持让中共邪党抓紧给被日霸占的中华民族身躯部位强力注射共产主义烈性毒剂，美其名曰：“开辟敌后根据地”。毛泽东这一趁乱给中华民族身躯狂注共产主义烈性毒剂的狠招，大奏其效。经过这一邪魔互斗回合之后，土邪派毛泽东顺势发动“延安整风”，让中共邪党内部的洋邪派们彻底匍匐在自己的脚下。
共产主义产生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工业化社会，而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在任何一个近现代的西方文明社会生活过，根本就没有对近现代西方文明社会的亲身接触和感性认识。对于近现代西方文明工业化社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具体社会面貌，它只能利用自己的那个土瓜脑袋去凭空想像。对于共产主义中五花八门，各色各样的条条框框，其对应关联的近代西方文明工业化社会背景，以及这些条条框框的具体来龙去脉和相互之间的逻辑排列次序，毛泽东完全是一知半解，甚至是一窍不通。它对共产主义书本上条条框框的理解，也就注定是一种井底之蛙式的望词生义。如此一来，在对马克思编造的共产主义的理解上，用现在流行的话形容，毛泽东便成为了原旨主义者中的极端原旨主义者。即使共产主义对近现代西方文明工业化社会和整个世界有再大的歪曲描述，要试图让毛泽东意识到这种歪曲的真切存在，也无异于试图让太阳西升东降。近现代西方文明社会人们眼中就这么一回事的共产主义，在毛泽东眼中成了一种高深莫测的绝妙“真理”，在毛泽东一味天马行空的想像中，这种“真理”真的“颠扑不破”。完全以凭空想像的方式对共产主义进行着刻意追求“极端完美理想状态”的臆造化字面理解，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会成为中共邪党内部最为狂热，最为顽固，最为愚蠢的“左”邪派头子的原因。
与毛泽东不同，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留过洋，在近现代西方文明社会亲身生活过的。它们内心很清楚所谓的“真理”共产主义之中到底包含着多少原汁原味的邪门猫腻。与毛泽东对共产主义条条框框明显无知愚蠢和呆板荒唐的理解结论相比，刘少奇和邓小平对同样的共产主义条条框框的理解认识则要老辣狡猾和投机捣鬼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和邓小平会成为中共邪党内部与左邪派头子毛泽东争斗得你死我活的“右”邪派头子的原因。
当年的毛泽东可能认为，共产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共同生产的意思，只要把人拢到一起，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于是，毛泽东大着“极左”邪魔，搞出一幕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荒诞丑剧，什么“一大二公”啦，什么“三面红旗”啦，什么“人民公社”啦，什么“大食堂”啦，什么“大跃进”啦。这完全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右”邪套路，导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血洗中共邪党内部被毛泽东视为异己的“右”邪派敌手们。在这场中共邪党内部的邪恶大魔斗中，最大的“右”邪派头子刘少奇丢了整条命，第二号“右”邪派头子邓小平丢了半条命，留了半条老残命。
毛泽东死亡，“文革”邪魔大斗结束，邓小平上台，中共邪党开始打起了全副“右”邪牌。中共邪党的“右”邪牌打来打去，终于在1989年甩出了小鬼“右”邪魔王牌：“六四”大屠杀；十年之后，中共邪党又在1999年甩出了大鬼“右”邪魔王牌：发动对法轮功的大迫害。
历史好似在重演，中共邪党在分别甩出小鬼“右”邪魔王牌和大鬼“右”邪魔王牌的十八年和八年之后，又在想着收回这两张小鬼大鬼“右”邪魔王牌。于是，中共邪党内部的又一场超级邪魔大妖斗再次开演。
现在来回答开篇的问题：中共邪党内部的头目们，因为它们的共产主义邪魔妖性而走到了一起，聚集在中共邪党之中，又因为相互之间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左或右，或土或洋的差异化共产主义邪魔妖性而剧斗不止。
今天的中共邪党，还在进行着剧烈的内部妖魔邪斗。只要中共邪党一天不彻底解体，这种妖魔邪斗就还要继续维持一天。谁打一天中共邪党的旗，谁唱一天中共邪党的号，谁就要披一天中共邪党的邪魔皮壳，谁就要参与一天中共邪党的妖魔邪斗。中共邪党内部的任何成员，从最高阶层到最低阶层，都只有通过声明“退党”，才能完全从自己身上脱去中共邪党的这层鬼皮魔壳，才能从这种妖魔邪斗中彻底脱身出来。金蝉脱壳，一飞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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