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8日讯】最近西方报刊上谈中共间谍特务活动的报导和评论分析比较多，其中不少发言人是西方政府的安全官员和反间专家。他们对中共在世界各地的间谍特务各有各的说法，但一个共同点是自从中国开放改革以来，中共的这类活动（由于间谍和特务可以交替使用，故把二者归为一类）达到了一个新高潮，特别是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兴起后，中共间谍特务活动的一大目标是世界各地的中国民主力量和以后的法轮功。
一、中共间谍特务活动由来已久
早在中共建政以前，有些地下党员就潜伏在各大主要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中共把间谍特务活动统称为情报工作，简称“情工”，既指事，也指人。但那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共在海外筹募资金和反对国民党政权。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解密资料，1948年中共就已经在纽约和旧金山等地建立了好几个外围组织作掩护。
中共建政后，原来的特务领导机关中共中央社会部改组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简称中调部）。该部最大的亚洲局的间谍特务遍布亚洲主要地区，其中的重点是日本、台湾和香港。特别是香港，它是中共特务走向全世界的跳板。那时香港的新华社分社不仅是中共在香港的代理机构，而且也是它在该地的特务指挥中心。该社副社长李举生（Li Jusheng译音）就是中调部亚洲局的副局长。亚洲局的许多特务在日本利用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如女特务王晓娴（Wang Xiaoxian译音）是驻日大使馆参赞，大特务孙平化和肖向前等是商务代表或亲善人士，日本反间机构对他们心知肚明。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有些西欧国家率先与中共建交，中共大使馆就成了在各该国的间谍指挥中心。不少大使本人就是中调部的要员，如驻英代办熊向晖和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等。伯尔尼是当时中共在西欧的间谍中心，不久又移到日内瓦。后来中共与法国建交，巴黎就成了中共在欧洲的间谍中心。顺便提一下熊向晖，他与陈忠经和申健在中共情报界内被誉为“后三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他们三人潜伏在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胡宗南手下，把胡总司令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偷给毛泽东，蒋介石的剿匪计划落空。“前三杰”是指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们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中共大特务顾顺章叛变后，他们立即向周恩来报警，让他和一些中共领导人躲过了杀身之祸。
中共特务在欧洲取得立足点后就向非洲伸手。中共驻埃及大使馆是指挥非洲间谍活动的中心，怪不得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中共大使都被召回国内挨批挨斗，唯独驻埃及大使仍留在开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驻布隆迪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董济平（Tung Chaiping译音）成为第一个向西方投诚的中共特务，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中共驻外人员投奔自由。董济平于1964年8月携带大量机密逃到美国大使馆，西方从此掌握了中共在非洲的间谍活动。
1959年卡斯特罗夺取古巴政权后，第二年就同中共建交，哈瓦那从此成为中共特务向拉丁美洲渗透的基地。中共第一任驻古巴大使申健就是“后三杰”中的一杰，中调部的高级情工。他原来是驻印度大使，把他调到古巴还是中共对拉丁美洲的重视了。六十年代初巴西左派执政，不少中共特务混在商业和文化代表团中进入巴西。不料巴西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古拉特政府，九名中共人员被捕。当时中共就利用其在世界各地的外围组织发动声援，并请巴西左派律师为他们在法庭上辩护，一年后九人被驱逐出境。但后来中共叛逃到西方的特务证明，九人中至少有三人是中调部的特工，但为时已晚。
至于中共特务在北美的活动和发展，那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了，我们将在后面交待。
二、中共特务的厄运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千百万个中国家庭，同时也搞垮了中共自己的特务系统。由于严重泄密，许多中共特务在国内外暴露身份，有的被捕被杀，有的弃暗投明。当时北京的红卫兵办了许多小报，其中中共特务学校国际关系学院的红卫兵小报最受欢迎，因为它报导了中调部的周恩来与康生两派的内斗，把许多鲜为人知的中共内幕和特务活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西方各国在香港的情报机构高价收买这类大字报和小报，一开始每张几十甚至几百美元，后来几美元，最后论公斤收购。
那时中共潜伏在台湾的特务，几乎被一网打尽。1966年年底最轰动的一大新闻是中调部女特务徐明（Xu Ming译音）自杀，她的公开身份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据红卫兵小报说，徐明遭到江青妒嫉，在毛泽东面前告了一状，说徐明和她的丈夫孔原（中调部部长）反对文化大革命。结果孔原和儿子孔丹被捕，徐明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尽。据说周恩来大发脾气，就以打“五•一六”份子为名，不许红卫兵出小报。但为时已晚，许多中共的机密已泄露，许多中共的特务已暴露。最有趣的是不少披着各种名人伪装的中共特务在不明真相的红卫兵的迫害之下供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以保命。例如钱伟长这个被打成右派的清华大学教授，原来是中调部前身中共中央社会部的老特务，早在1947年他就在美国从事秘密活动了。“可爱的”红卫兵小将们还把他当美国特务打呢！
1969年文革高潮中，中共驻荷兰代办廖和书（Liao Hoshu译音）在海牙申请政治避难，供出了他是中共特务的身份。他是到那时为止，级别最高的中共特务投奔自由，西方从他身上摸清了中共在欧洲的特务活动，一举摧毁了它在欧洲的间谍网。毛泽东和周恩来气得立即下令取消中调部，把它并入军方的总参二部，国际关系学院也被赶到河北农村办“五七干校”。该校的一名学生后来冒死逃到香港，道出了真相。
三、多灾多难的中共情报部门
1970年加拿大与中共建交后，中共特务就利用驻加大使馆和在温哥华的领事馆与加拿大华人建立关系，并通过秘密渠道和早就潜伏在美国大城市的一些卧底特务接上头，逐步建立它在北美的间谍网；不过那时的规模不大。当时中共中央的指令是“隐蔽精干，以待时机”，让他们先不要轻举妄动，以求巩固在北美的阵地。
由于形势的发展，中调部于1972年恢复并改组，以迎接中美关系改善后的新局面。但中调部的元气已大伤，随后几年的工作很不得力。1979年赵紫阳访问伊朗前夕，该国政局已很不稳定，但中调部却认为无事，赵紫阳可以出访。结果他回国不久，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中伊关系严重恶化。邓小平对中调部很不满意，于是就在1983年下令永远撤消中调部，改建国家安全部（以下简称国安部或安全部）。
邓小平撤消中调部当然是基于各种考虑，但也带有点个人情绪。因为文革中孔原被打倒后，中调部并入总参二部，熊向晖投机投靠四人帮，当了总参二部副部长，揭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一些什么事情，因此老邓对熊向晖耿耿于怀。顺便说一下，邓小平与孔原是哥们儿，缘由还得从延安时代说起。
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不少思想左倾的青年，到延安去找出路，其中包括江青（本名李云鹤，艺名兰萍）、卓琳（本名蒲琼英）和徐明（本名不详）等。江青因历史问题而被送到一所艺校受训，卓琳和徐明则因历史清白而保送进特务学校培养，指导员就是孔原（本名陈铁铮）。那时候延安共产党干部男多女少，这些女青年就成了高干们追逐的目标。1937年江青代替贺子珍成为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1938年邓小平与卓琳，孔原和徐明结婚。毛泽东和江青在他们的窑洞前为这两对新人举行婚礼。但他们四人都知道江青的底细，从此种下了他们在文革中被整的祸根。
邓小平撤消中调部时，调任孔原当总参谋长，却把副部长熊向晖调到荣毅仁的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当党组书记，美其名曰让他在情报战线上开辟新路子，实际上是明升暗降。这一闷棍打得这个“后三杰”中的一杰几乎晕了过去。他终日借酒浇愁，无聊之中写了一本《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大捧周恩来，发泄他对邓小平的不满。这都是中共上层狗咬狗的笑话，回头再来说安全部。
安全部第一任部长凌云原来是公安部部长，他一上任就把大批公安部的亲信调进安全部，排挤原来中调部的人。借口让他们“离休”，实际上是把他们扫地出门。不过两年后他自己也被迫“离休”了。原来他手下的一名亲信，北美情报司司长俞强生于1985年投奔美国，带去了大量情报资料，致使潜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内几十年的中共老特务金无怠（Larry King）被捕。中共不但不予搭救，反而把自己与金无怠的关系推得一干二净，说这个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的谎言。金无怠没料到其主子竟会如此无情，于是就在狱中绝望自杀。这就是中共特务的下场！凌云只好引咎辞职，当他的寓公去了。
贾春旺接替凌云后对安全部进行了一次大改组，因为他知道俞强生已经把安全部及其在海外的间谍网向美国交了底。按邓小平的旨意，安全部应利用改革开放的机会，扩大外派间谍特务的渠道，在海外广设外围组织作掩护，以转移西方反间机构对中共大使馆的监视。这一措施有利有弊，有利的是中共特务的伪装外衣更多了；不利因素是中共特务投奔自由或当双重间谍的越来越多，到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时达到了高潮。仅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馆一天之内就有五个外交人员弃暗投明，暴露了大使馆的全部机密，使北京大为震惊，不得不再次改组其情报机构及总部。
最近中共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重要情报官员陈用林和其他一些情报人员在退党浪潮中纷纷投奔自由，他们向西方情报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机密资料，使多灾多难的中共情报部门又遭到了一次危机，不得不再次进行改组。
四、西方的反间活动
西方情报和反间机构与中共特务斗争了半个多世纪，基本上掌握了他们在各个时期的活动。专家们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共间谍活动大多抄袭前苏联模式，一直到开放后才具备了中共特色的情报系统，其特点是：一、专业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把情报特务活动强加于中国人民，并把出国人员的家属留在国内当人质，使他们有后顾之忧；二、利用民族主义毒害中国青年，强迫留学生在所在国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中共情报机构服务；三、把中共和中国混为一谈，强调“爱国爱党”和“亡党亡国”，利用一些不明真相的海外华人的爱国情绪在侨社中发展外围组织，控制华人社区和中文媒体，威胁利诱海外华人为其服务。这三个特点加起来就是中共所说的，“全党全民搞情报，利用民主反民主”。
以上所说的中共情报特务活动的特点是前苏联克格勃所没有的，可以说是中共的创举。不过这也暴露了中共的一大悲剧，即它的特务组织和活动除了针对外国外，还得对付它自己的人民，特别是海外华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后，中共海外情报特务活动的主要力量花在对付中国人身上。1999年镇压法轮功以后，中共在西方国家的大使馆几乎都变成了海外“610办公室”。这真是世界情报史上的一大笑话，让全世界人民笑掉了大牙！
中共的“全党全民搞情报，利用民主反民主”自然增加了西方反间机构的困难，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甄别海外华人，但也提供了些有利条件。一是中共情报人员的素质大为下降，过去他们中大部分人有坚定的信仰，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努力”等等。因此变节投奔西方的不多，1964年以前虽有叛逃到西方的外交人员，但情报官却没有。如今中国人没了信仰，全民素质下降，情报特务功利主义当头，说变就变，改革开放以后中共情报人员投奔自由的与日俱增。二是外围组织在所在国都登记在册，他们的公开活动均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要他们触犯法律，立即可以追查起诉。三是不懂外语的老华人越来越少，他们过去只能看中文媒体，容易上中共宣传的当。现在懂外语的青年华人越来越多，他们经常接触当地媒体，了解真相，不易上当。
因此西方反间组织对未来工作充满信心，特别是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打击中共的情报特务活动。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战略情报安全中心主任克劳德•莫尼克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西方有关部门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如对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加强教育，明言告诉他们不要火中取粟为中共当特务，否则取消学籍或移民资格，严重的逮捕法办。他还建议西方企业、科研单位和学术机构严格审查华人学者，尽量让他们少接触高精尖科研项目，或进入高度机密的单位工作。而他们说明这不是歧视，中国一旦民主化，就不会有这种限制。最后他希望西方议会和政府欢迎中共情报人员投奔自由，只要他们提出政治避难，立即批准，并尽量安排他们与家属早日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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