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9日讯】二○○六年除夕，中共党魁胡锦涛发表新年贺词《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对内许诺“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对外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
就在同一时刻，许多大陆手机都收到一则戏谑中共政治局九常委的短讯：“元旦之际祝你：运气像曾庆一样红，做人像吴官一样正，家庭像贾春一样旺，生活像温家一样饱，事业像小罗一样干，房室像李长第二春，打牌像锦涛一样胡！烦恼像邦国一样吴，情人像小菊一样黄。”
两种新年祝福代表了官民的两种表情，其中的巨大反差所凸现的正是后极权中国的特征，一个专拿板着脸的官权来调笑的时代，当权者的作秀和官场腐败成了最大的政治笑话素材库。无论中共高官如何作秀，也无法为中国提供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了。
从两部电视片谈起
在二○○六年的中国，引人注目的公共话题之一是两部政治倾向极为不同的电视专题片。一部是央视播出的《大国崛起》，另一部是中共高层授意拍摄的专题片《居安思危》。前者以西方大国的兴衰为主线，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探讨了大国崛起及其衰落的原因，意在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参照系；后者以苏联共产帝国的解体为主线，从头至尾全是意识形态说教，总结了苏联的衰落和解体的党内原因，意在为中共维持政权提供反面教训。值得注意的是外界舆论对两部片子的背景和意图的猜测。
《大国崛起》是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的产物，中共高层还为此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都要学习这段历史，并通过央视把大国崛起的议题由党内推向社会。有评论认为，该片宣扬的是独裁崛起之路，透露出胡温当局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向；而更多的评论则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该片是胡温当局为准备启动政治改革而放出的试探气球。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该片，其主要策划群体大都来自体制内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开明学者，创作倾向与赵紫阳时代的《河殇》相似，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开明派的观点：中国崛起的正路，只能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所以，该片才能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传模式，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叙述，介绍了世界九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对英国和美国进行了重点介绍，这可是两个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过主导性影响的民主国家；也对源于西方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现代化制度有所肯定。
也正因为如此，新老左派才会对《大国崛起》发出集体声讨，最激烈的指控是：“《河殇》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黎阳《岂有此理的“大国崛起”》；见“乌有之乡”网站）
八集电视专题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制作来自中共高层授意，是为胡锦涛的“保先运动”和“学古巴朝鲜”背书。意在告诫全党汲取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提高党员的警惕性和危机意识，以确保中共统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二○○六年六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该片的光碟。
《居安思危》从八个方面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一、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二、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三、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四、苏共的党风；五、苏共的特权阶层；六、苏共的组织路线；七、苏共的领导集团；八、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所有解释都是为了凸显一个结论–胡锦涛同志指出：“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主要针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以及二十大之后苏联的清算斯大林运动。该片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毛泽东钦定的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绩，与一九八○年代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所以，从头至尾，该片充满了对斯大林的崇敬和对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仇恨。该片解说词还特别强调：“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享年七十四岁。毛泽东亲自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并失声痛哭。”
中共中央专门发文让各级党委组织党员观看此片。文件说：观看本片对于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增强党员干部居安思危的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比较《大国崛起》和《居安思危》这两部大片，其主创人员、思想取向、拍摄方法以及解说词都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水火不容。两部截然相反的大片的同时出现，既反映了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化的现状，也反映了中共高层执政思路的混乱–一种根本找不到未来方向的迷惑。这种迷惑，既源于现政权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现实、世界大势的冲突，也源于中共本身的蜕变。
改革以来中共的意识形态焦虑
今日中共政权已经失去毛泽东时代的强势，既没有毛时代党权包办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没有了毛时代的统一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破产，而现在的中共政权又无法找到替代品，只能乞灵于民族主义和不断变化的口号，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和执政方式的机会主义，已经变成寡头独裁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在经济多元和价值多元的合围中，僵化的专制体制已经漏洞百出，中共现政权陷于找不到价值方向的意识形态焦虑之中。
其实，中共意识形态的裂痕并非始于改革开放，而是始于毛泽东晚年，正是他本人的胡作非为毁灭了他的绝对权威。
从现实的执政层面看，放开经济改革而堵死政治改革的悖论，导致弊端丛生、危机日深。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从改革开始就产生的意识形态焦虑，在六四后愈演愈烈。在八十年代，邓小平的猫论带来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解放与反自由化的悖论。九十年代前期，这种焦虑表现在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口号中，稳定压倒一切、搁置姓资姓社的争论、发展是硬道理、韬光养晦的外交，由此形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悖论。九十年代后期，江泽民提出三讲、三个代表、大国外交、以德治国，但没有一个口号能够赢得党心民意的真正认同。到了胡锦涛政权时期，意识形态焦虑所导致的指导思想混乱日益加重。胡锦涛为了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居然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先后提出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八荣八耻、执政能力建设、新三民主义、党内民主、和平崛起……等口号。可以说，胡锦涛政权是口号专家，提出的口号之多，用泛滥成灾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因为，胡锦涛政权的危机感强于江泽民政权，意识形态焦虑的加重也是危机感的表现之一。近年来，在中共高层官员讲话中，经常可以听到对党内思想混乱的警告，但搞乱中共意识形态的最大祸魁恰恰是党中央的声音。
自胡温上台以来，一直在寻找化解意识形态焦虑和缓解社会危机的方式，但是由于胡温的观念局限、权力弱势和既得利益等羁绊，使之无法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和制度，加之两极分化、腐败横行和公正奇缺导致民怨鼎沸，推动胡锦涛到毛泽东的遗产中寻找思想资源。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原教旨毛主义早已被中国唾弃，党内外的新老左派也至多是回光返照。邓小平开创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统治哲学，以务实灵活的态度来应对各种挑战，已经让中共变成了一个精于成本计算的利益党，不可能再回归到类似朝鲜和古巴那样的僵化统治。
虽然胡锦涛在价值观上更认同毛式的中共正统，但当下中国的现实却不断地对胡锦涛说“不”。也就是说，当国门已经打开将近三十年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绝不允许回到毛泽东时代，先富起来的权贵们不允许，老百姓不允许，大多数党员不允许，拿到国家民航总局大订单的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也不会情愿。即便是那些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新老左派们，也就是靠喊口号来争取道义资源，而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已经有了私车私房的著名新左派也决不会放弃现在的富裕生活。所以，中共党内很难出现戈尔巴乔夫，但也很难出现金正日。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普世潮流，更面对国内经济的难以逆转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面对主流民意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认同，不甘心顺应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胡锦涛政权，也就只能在找不到方向的歧路口长期徘徊。
二○○七年八月十七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争鸣》２００７年９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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