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6日讯】最近在网上看到中国一位资深外交官吴某人写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和《人民政协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特点》两篇文章，还有康教授“民主祸国殃民论”、潘教授破除“民主迷信”等一些“高论”，顿时引发了笔者的诸多联想。外交官周游过世界，见多识广；教授们是知识精英，是学富五车的人。这样的人对现代民主应该是“理解深刻”，并积极追求才是。然而从他们的字里行间，却看不出对现代“民主”有丝毫的理解与追求，他们的论点实在令人遗憾，不敢苟同。在此，笔者也想发表自己的一些意见与他们商榷，也与关心此事的人们共同讨论，以求达到共同的认识。
一、历史的回顾：
“民主”一词是近代日语“外来语”引入中国的，历时一百多年了。在中国古代，“民主”这个词原意指的是“庶民之主宰”，但在现代汉语里，对“民主”词意的解析已截然对立了，它指的是“人民有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或者是指“合于民主原则，如作风民主、民主办厂”等之意。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不仅是一种从国家权力产生，国家权力结构，到公民权利保护的国家制度，也是一种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广泛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的任何人都是与“民主”息息相关的。
两千年多年来封建统治，中国人民从未享受过“民主”，也没有认识“民主”。
从19世纪末中国人民在经济、技术强国之路受阻之后，通过血的教训和深刻反思，一批先知先觉者终于认识到了民主的价值，选择了走民主化之路。“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正是这一时期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近世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了民主在中国的实现，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不屈不挠地英勇奋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回顾这一段历史是令人痛心疾首的。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开创了伟大的历史进程，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1912年3月8日，由参议院全案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当时亚洲最进步的民权宪章，它对国体性质、领土主权、政党政治、内阁制与总统制、两院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选举制度、修宪程序、国民的基本权利等都进行了完整的论述，是中国制宪和宪政实践活动的重要体现。只是由于后来袁世凯篡权复辟，孙中山的退让，军阀混战，使这部“约法”未能实现，民主也成为泡影。1914年孙中山重新建立革命党，1915年发表讨袁宣言，1917年在广州组织护法军，被当选为大元帅，1919年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4年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这个大纲基本上体现了制度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宪政改革纲领。虽然就具体的体制设计上并非十分完备，但它的民权指向却是十分清楚的。
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这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不但未能实现，而且由于孙中山的另一项错误的举措，给后来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就是在改组国民党时引进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接受其“以党治国”的治国纲领。这个以俄国经验为蓝本“以党治国”的主张，开创了中国现代史之先河，客观上成为贻害中国半个多世纪宪政建设与民主转型、导致极权制度泛滥的始作俑者。
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的大权落于蒋介石的手中。1928年蒋介石主政南京国民政府后，民主宪政的体制不但未能实现，蒋介石以武力为后盾所建成的独裁专制政权却在中国出现了。
但是国民党毕竟以最终实施宪政、还政于民为公开的政治理念，故而宣称“以党治国”只是完成训政任务、以走向宪政的过渡手段。由于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权和民主宪政目标是国人之追求，使蒋介石的独裁常常处于尴尬、矛盾、备受攻击之境地。如八年抗战中大后方曾有两次大规模的宪政运动，目的都是以“结束党治”、践行民主为实质内容。成立于1941年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提出的“十大纲领”中的第二条“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之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第六条“军队属于国家，军队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第七条“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特殊处置”；第九条“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等等，这些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政权都是极为有力的挑战与打击。
抗战胜利后，举行了有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盟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目标在于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专制，并拟定了修宪、召开国大、改组政府、确定共同纲领、实现军队国家化等五项议题。经过协商，五项议题均达到了共识。在当时的国人看来，历经北伐战争、国共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此时应该是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新的契机和起点，民主将会在中国实现了。然而，由于国共两党的政治理念不同，彼此互不信任，争权夺利，且又都握有重兵，武力争雄的中国传统逻辑终于代替了理性协商，从而爆发了国共第二次内战，使中华民族再度陷入苦难之中。
在这场双方武力的争雄中，由于国民党的腐败不得人民心，共产党靠他的枪杆子和笔杆子，尤其是他的宣传锋芒所向，举起“争民主、争自由”和“翻身求解放”旗帜，能动员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为之英勇奋斗，最终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把他们赶到一群海岛去了，共产党终于夺得了在大陆的执政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成了新的最高统治者，人们盼望并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民主”能实现了么？
二、毛泽东治下之中国是无民主可言的
在取得政权之前，毛泽东在与蒋介石争斗的时候，打的是“民主”的旗号。他曾信誓旦旦地许诺要给人民民主，并大言不惭地说要以美国的民主作为未来文明政治的蓝本。他曾对到延安访问的民主人士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5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又通过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向世界进一步系统阐述了“自由民主中国”的基本思想：“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选、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它将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及其他所领导的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都曾就民主问题发表过许多令人心动的言论和文章，赢得了民主党派人士和国民一片喝彩之声，自此民主党派倒向共产党一边，国人拥护共产党，从而奠定了共产党的胜利。
然而，昔日民主之声尤在耳际，《共同纲领》墨汁未干，一旦取得政权，毛泽东马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先将前期官史遗孑投入监狱或斩杀，名曰“镇反”，接着大兴文字狱，进行思想改造，称之为“肃反”、“反右”；接着是“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等把农民变成了农奴；其后又是“反右倾”、“三年大饥荒”、“四清运动”和“文革运动”，把个好端端的神州大地搞得百孔千疮，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许多人被批斗、被抓、被判刑，有的甚至被非法杀害。这样的案例遍及神州，是数不胜数的。毛泽东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和迫害狂，人民在他的统治下是没有丝毫民主权利的。
毛泽东的罪过早已载入史册，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客观历史事实。
三、毛死后的中国曾有过昙花一现的民主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毛的余党江青等“四人帮”倒台，中国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
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动辄搞“政治运动”的年代，宣告“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中共有史以来一个伟大的进步。接着在经济上开始了改革开放，平反毛时代的冤假错案，并且在政治体制上也正着手进行改革，使整个八十年代出现了某些宽容和民主的环境，人们开始享受到某些民主、自由的生活，似乎意味着新的时代开始了。当时的北京“民主墙”、“高校学生竞选”、许多反思历史的言论和文章得以发表，就是这个新时代气息的最好说明。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案”的开展，随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号令，“民主墙”的勇士们被抓捕，改革派的精英被打压，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等人被开除党籍，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被逼下台；紧接着1989年“64”镇压学生和群众，刚上任不久的总书记赵紫阳又被搞下台，这一切无不说明中国人刚得到的一点民主又出现了大倒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民运人士、维权的律师、新闻记者遭到打压甚至被逮捕判刑；不断有为维护自身权益而上访的人士被劫访、监控以致抓捕；农民土地被强占，城镇居民的房屋被强制拆迁；敢于说真话、反思历史的报纸、书刊被禁、被查封；特别是1999年的镇压法轮功，更是与“民主”、“和谐”的社会根本不能相容的。笔者虽不信仰法轮功，但镇压他们却是违法、违宪的。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在一党独裁专制的统治下，现代化和现代社会转型所要求的公共权力建构的制度是不可能建成的，人民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也是没有保障的。中国人的民主美梦再次破灭，这不能不使人深思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一党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是不能实现现代民主的。
四、中国应如何实现民主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但当今的执政者中有人这样认识，更是广大国民多数人的普遍共识。人们认识到，在当今的时代，民主是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是近代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是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共识的政治哲学。民主的普世价值已成了整个世界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头等重要目标。
2007年10月中共召开了十七大，对民主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扩大民主……保证人民在参与和决定国家事务中当家作主的地位，具体措施包括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这些论述中，除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说词有待商榷外，其他都是非常英明的决策，人们多么希望它能够兑现，并且是早日能实现。
然而嘴上的东西、写在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要能够真正的兑现，恐怕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当年毛泽东对民主曾给人民有过令人心动的许诺，事实证明他是在说假话，只不过是他与蒋介石争斗时的一种策略需要，一旦夺得政权他非但不给人民民主，人民却成了他的奴隶而陷入从未有过的苦难之中。其后的邓小平也大叫“改革开放”，“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要改革，“政治生活民主化”……，结果是下令军队出动，用机枪开道，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再次打破了国人的民主美梦。但愿现今的执政者们说的是言行一致的真话，中国人的民主就有希望了。
如何在中国实现民主，笔者以为除了执政者们能真正兑现自己的诺言，切实落实实现民主的各项决策外，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废除一党的独裁专制，开放党禁、报禁，兑现宪法赋与人民的“八大自由”，这是在中国实现民主的根本保证。当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废除一党独裁专制可能一时难以办到（这一步迟早是要走的），那最低限度首先开放报禁，开放舆论，严禁以言论治罪，让人们有说话的权利，能发表不同的政治见解；同时对省级以下的各级行政官员采取民主选举的方法，作为低阶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必须先做到的。一旦条件成熟，再进行高阶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时废除一党专制，实行多党竞选、军队国家化等一系列的政改措施，在中国彻底实现民主就会水到渠成了。
除此之外，为了民主在中国的彻底实现，对广大民众来说，还应该在思想上提高自己的民主意识，批判和清除各种反民主或抵制民主的错误思想。如“民主危险论”、“民主有害论”、“时机不成熟论”、“国民素质论”、“国情论”……等等，这些错误的思想对民主的实现都是严重的障碍，必须在清除之列。
所谓“民主危险论”、“民主有害论”一类论点，他们认为“所谓的民主就是多数决定论，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少数富人的财产就会受到侵犯，破坏社会的繁荣”，或者是“民主不利于社会稳定，造成社会动荡”，“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所以“中国要奉行权威主义，而不是民主”。有人还举出了“文革初期实行的大民主，结果搞乱了全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冷战结束后，有人在非洲推行‘民主化’，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有人出来为此承担责任吗”一类例子用以说明“民主”之不可行，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事。
这些所谓的论点实在是不值一驳的而又可笑的谬论，这些人根不就不理解现代民主的真正涵义，把“民主”极端化、偏面化了。文革初期的“大民主”绝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那是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清除他的政敌而施展的阴谋诡计；冷战后非洲某些国家的所谓“民主化”所带来的祸端也绝非“民主”的罪过。持这种论点的人只能说明他对“民主”是毫不理解，是一种愚昧无知的思想表现。
再有“时机不成熟论”，就是“等待论”，实际上是抵制实现民主的一种借口。那位资深的外交官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一文中说：“今天的美国和欧洲的民主也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变的结果。美国1776年独立，1789年举行第一次总统选举时，全国只有4%的人参加投票……美国妇女直到1920年才有选举权，至于美国黑人取得民权，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法国1789年大革命中提出了‘平等、自由、博爱’的口号，请问法国妇女是什么时候获得选举权的？那是经过156年之后，到1945年法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世界正在对民主进行反思”。
上述这位作者谈到美国和欧洲民主的实现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演变，这当然是事实。但他忘记了，现在是21世纪了，科技高度发展，已经是网络时代了；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一种新科技的出现，他的周期是愈来愈短。民主也是这样，美国和欧洲经过几百年才实现的民主，难道中国人民还要步他们的后尘，也要经过几百年才能实现民主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
当年共产党在发动中国人民起来闹共产革命时，在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特别是四十年代与蒋介石争斗时，打的是民主的旗帜，大声疾呼民主；从夺得政权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这些救世主们什么时候才能赐予中国人民真正的民主呢？
“等待论”可以休矣。国人需要的是只争朝夕，民主的承诺必须立即兑现。
至于“国民素质论”和“国情论”，这可是在中国阻碍民主难以实现的最重要之论点，而且是由来以久的。
中国是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近世以来经济十分落后，国民素质低，中国的国情和国民是有其自身特点的。早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时，康有为、梁启超虽是两位在中国传播西方思想的先驱，但他们认为在中国实行民主不合实际。其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统治，他也不主张立即给公民以权利，反对给公民以民主和自由，理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必须要先经过“军政时期”、再经“训政时期”，才能到“宪政时期”还政于民。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和国民素质，采取这样的做法是情有可原的。
到了蒋介石主政国民政府的时候，他更是打着“国情论”的旗号来抵制民主在中国的实现，以便他实施独裁专制的统治。此时的共产党人和知识界的精英们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手中的武器正是这个民主的普世性和实施宪政的根本主张。
然而从共产党在1949年执掌政权后，近60年了，现在还有人站出来大谈什么“国民素质低”和“国情论”，拾国民党的牙慧，一屁股坐到当年蒋介石的立场上来反对民主就实在叫人难以理解和容忍了。如果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时代、以至孙中山的时代提出“国民素质论”和“国情论”人们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再提出这种论点来阻挠民主在中国的实现，人们就无法理解了。这样的人不是胡涂虫就是别有用心，恐怕更多的是后者。
其实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不断有人把民主妖魔化、阴谋化，把民主的实现说成是“全盘西化，全盘英美化”，是“西方某些国家对中国搞和平演变的阴谋”，这完全是幼稚可笑而又荒唐之言。
民主、宪政、法制、自由、人权等等，是人类的普遍价值，中国人也应和外国人一样享有这些普世价值。虽然世界各国有不同的国情，国民有素质高低之不同，但这些绝不能成为拒绝民主普世价值的理由。现代民主是在英美地区发端的，但不能说现代民主就是英美地区的物产，只配英国人和美国人使用，不适合我们中华民族。民主一经产生，就具备了普世的意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可以享有，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真理。
仅仅停留在“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政协”一类的民主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人民更需要的是普世的民主。
民主的普世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就如同玉米、棉花等农作物发源于美洲，后传进到中国，现在还有谁因为这些东西是从美洲传进就拒绝吃饭穿衣呢？恐怕是不会有这样的蠢人了吧！
时代在前进，民主的浪潮汹涌澎湃，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中国人民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坚决抵制和彻底清除阻碍实现民主的各种错误思潮。要认真学习西方的民主，特别是要学习台湾地区实现民主的经验。同样是中国人的台湾，他们可以实现普世的民主，大陆的人民为什么就不能呢？台湾今天的政党政治和实现民主的经验是特别值得大陆人民学习的。虽然他们的经验并非完美无缺，但他们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台湾的经验最根本的一条是证明了我们中国人并非因“国情和国民素质低”而不能实行民主体制，并非不能搞普遍的民主选举，并非不能搞多党竞争。我们中华民族虽有深厚的皇权文化传统，但追求自由与民主是植根于人类的本性，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趋势。西方人能做到的，今天的俄罗斯人、印度人、日本……做到了，中国台湾地区的人民做到了，我们大陆的人民也一定能做到。
只要国人都站出来争民主，并且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个自由民主的新天地必定会在中华大地出现。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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